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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美书简/[波兰]显克维奇著

ISBN:978-7-5161-2846-6

出版日期:2013-08

页数: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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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简介

《旅美书简》是波兰著名作家、190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亨利克·显克维奇(1846—1916)的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在它出版一百多年来,一直以其深厚的社会和历史底蕴,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观点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吸引着广大读者,它不仅是显克维奇的主要著作之一,在波兰文学史上,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亨利克·显克维奇所生活和创作的年代是波兰人民遭受沙俄、普鲁士、奥地利占领者残酷的压迫,灾难深重的年代。波兰于1795年被以上三国瓜分后,人民曾不断地举行反压迫的民族起义,为恢复国家的独立而战斗。在1863年1月爆发的抗俄民族起义乃是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深远的起义之一。它失败后,占领者又加剧了对波兰的民族压迫:他们不仅将成千上万的波兰爱国者监禁、屠杀和流放到西伯利亚,还在他们所占领的波兰王国和当时属于波兰的立陶宛,极力推行俄罗斯化民族压迫政策。从19世纪60年代,也就是1863年的一月起义失败后到80年代初,波兰民族解放运动处于低潮时期。当时波兰社会上层阶级一味贪图享乐,置民族危亡于不顾,对占领者表示臣服和投降。在社会上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中,也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他们虽有炽热的爱国心,但看不到自己民族解放的前景;其中一部分人虽然过去参加过波兰民族解放运动,这时背弃民族革命的立场,随波逐流,成了上层阶级的附庸。80年代初,波兰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开始兴起,但在社会上还影响不大,因此,对于波兰真正的爱国者和民主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十分困难的时期。

由于一月起义的影响,沙俄占领者1864年在波兰王国实行了农奴解放,但这里的社会情况当时十分复杂:一方面,因为封建贵族的残余依然存在,旧式贵族在社会上占有很高的地位;另一方面,城乡资本主义在有利的条件下,开始迅速发展。在城市,由于俄国和德国资本的侵入,和波兰的资本竞争激烈,波兰工人阶级受到国内外资本双重的剥削和压迫,陷入极端贫困。在农村,由于急剧的土地兼并,除少数地主仍占有原有的土地外,大部分土地又迅速集中在新产生的农业资本家的手中,广大农民失去了土地,成了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依然处于被压迫的地位。

19世纪60年代末,波兰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提出了一整套社会改革和国家建设的纲领:实证主义。他们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和蒙昧主义,提倡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以及科学和医疗卫生事业,普及城乡教育和进行城市建设。主张男女平权和社会各阶级平等。实证主义在反封建和促使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建立上,当时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是由于它的提出者所表现的软弱性,在社会上遇到强大的阻力后,在许多方面都未能实现。面对沙俄占领者的民族压迫,实证主义者也和所有上层阶级一样,主张妥协和投降。因此,他们既未能促成波兰社会的变革,也没有促进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在80年代波兰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后,实证主义者就落后于社会的发展了。

亨利克·显克维奇出身波兰卢布林省武库夫县沃拉·奥克热雅村一个破落地主的家庭。这是一个富有波兰民族解放革命传统的家庭:显克维奇的祖父在拿破仑的军队里当过军官,父亲年轻时参加过波兰1830年11月爆发的抗俄民族起义,母亲也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因此显克维奇从小受到父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文化教育的熏陶,不仅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还曾立志当一名军官,决心为祖国的独立而战斗一生。

1858年,显克维奇全家从故乡伍库夫来到华沙。在这里读完中学后,于1865年进入了华沙中央大学(华沙大学前身)法律系,后又遵从母亲意愿,进了该校的医学系,最后才转入他所喜爱的文学系。在大学学习期间,他就开始参加华沙的各种社会活动,为报刊写过不少政论、小品和文学评论文章,揭露了各种社会弊端,深受实证主义思想观点的影响。与此同时,他也开始发表小说作品,如短篇小说《徒劳无益》(1872)和短篇小说集《沃尔希瓦皮包里的幽默作品》(1872)等。前者以俄罗斯基辅大学的学生生活为题材,实际上写的是华沙中央大学的学生在当时控制该校的沙俄占领者的压迫下的不幸遭遇,表现了作者对占领者的痛恨。后者包括两个短篇:《谁都不是预言家》和《两条道路》。这两篇小说都以实证主义的改革为题材,前者写一个大学生毕业后从事农副业生产和在农村普及文化教育的工作,但因受到封建贵族的阻挠,最后失败。后者通过一个精明强干、决心为社会谋福利的企业家的形象的塑造,歌颂了新兴资产阶级向上进取的精神,作者所描写的主人公的政治立场和实证主义者却不一样,他对沙俄占领者的侵略和压迫表示坚决反抗,他要把他工厂里的外国人统统赶走,反映了作者爱国主义的思想立场。

1873年,显克维奇经朋友介绍,在华沙《波兰报》当了一名记者,负责给这家报纸的“无题”专栏撰写反映华沙生活状况的小品和报道。这些报道的涉及面很广,如华沙的政府机关、学校、养老院、博物馆、银行、各种股份公司、俱乐部、街道、动物园、房产主对佃户的敲诈勒索、贵族的家庭舞会、慈善事业以至乞丐等,几乎无所不包。这些文章激情饱满,一开始就受到了华沙社会各界的重视,不仅显示了显克维奇的文学才华,也反映了他对波兰社会,较之过去有了更加全面和深刻的认识。

此后一段时期,他的创作转向了对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回忆,如在1875—1877年间发表的短篇小说《老仆人》《哈妮娅》和《塞利姆·米扎》,都歌颂了像他这样出身爱国贵族家庭,参加过波兰民族解放斗争的光荣传统。

1876—1879年间,显克维奇以《波兰报》记者的身份旅游欧美,写下了著名的《旅美书简》(以下简称《书简》)。他这期间和1879年回到波兰后,还发表了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如《炭笔素描》(1877)、《音乐迷扬科》(1879)、《奥尔索》(1879)、《穿过大草原》(1879)、《一个家庭教师的回忆》(1879)、《为了面包》(1880)、《灯塔看守人》(1881)、《胜利者巴尔代克》(1882)、《酋长》(1883)和《第三个女人》(1888)等。它们中有的反映波兰农村封建统治者对贫苦农民的压迫;有的揭露黑暗社会如何扼杀人才;有的描写19世纪中叶,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发现金矿后,欧洲移民来到这里后发生的各种情况;有的反映波兰贫苦农民离乡背井,去北美谋生的痛苦经历;有的揭露沙俄和普鲁士占领者对波兰的民族压迫和北美殖民主义者疯狂屠杀印第安人的罪恶。这些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国内外有很大的影响。

19世纪80年代中期,显克维奇对波兰黑暗现实表现了强烈的不满,他不仅痛恨波兰民族的敌人沙俄和普鲁士占领者,不满波兰上层阶级对占领者的妥协投降,也清楚地看到了实证主义纲领不能拯救波兰。由于在现实中找不到出路,他的创作转向了历史题材,企图从波兰过去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找到爱国者和人民群众如何英勇战斗,战胜敌人的光辉典范,通过它们的再现,激发当前波兰社会各阶层的爱国心,鼓舞人民的斗志,去和占领者进行坚决的斗争。这时期,他创作了他的主要作品历史小说三部曲:《火与剑》(1883—1884)、《洪流》(1884—1886)和《伏沃迪约夫斯基先生》(1887—1888)。《火与剑》写的是17世纪中叶波兰地主和乌克兰农民的战争,《洪流》和《伏沃迪约夫斯基先生》以17世纪中叶波兰反抗瑞典和土耳其侵略的战争为题材,作者热情讴歌了波兰爱国者和广大人民团结一致,不怕牺牲,最后打败侵略者的英雄业绩,是波兰历史小说不可多得的杰作。

19世纪90年代初,显克维奇写了两部反映现实生活题材的小说:《没有准则》(1889—1890)和《帕瓦涅茨基一家》(1893—1894)。前者通过一个没落贵族一生追求一个贵族小姐终究未达目的的情节,表现了主人公思想消沉,精神空虚;后者写一个没落贵族善于钻营谋利,投机取巧、成了暴发户后,又回归田里,最后成了一个热爱故乡的劳动者。

此后,显克维奇又写了两部优秀的历史小说:1895—1896年发表的《你往何处去》以公元1世纪古罗马帝国尼禄皇帝统治时期为背景,小说深刻揭露了罗马奴隶社会统治者对下层人民的残酷压迫,也歌颂了男女主人公坚贞的爱情。19世纪90年代末,普鲁士占领者加剧了对波兰的民族压迫,显克维奇针对这种情况,于1897—1900年发表了他著名的《十字军骑士》,作品取材于14世纪和15世纪初波兰北方人民遭受日耳曼骑士团残酷压迫和他们的反抗斗争,作者揭露了日耳曼骑士团阴险狡诈、毒如蛇蝎的侵略者的本性,热情歌颂了波兰中小贵族和农民群众抵御异族侵略、维护民族的尊严所表现的同仇敌忾、无所畏惧的战斗精神。

进入20世纪以后,显克维奇还发表了长篇小说《光荣的战场》(1903—1905)、《旋涡》(1909—1910)和《在沙漠和丛林中》(1910—1911)等作品,其中《光荣的战场》和《在沙漠和丛林中》的影响较大。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显克维奇迁居瑞士的韦维,他的最后一部小说《军团》以波兰爱国将领扬·亨利克·东布罗夫斯基(1755—1818)1797年在意大利创建波兰军团所进行的民族解放斗争为题材,但他未能完稿,便于1916年11月15日逝世。

显克维奇一生的创作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长期以来,在波兰和世界各国享有很高的声誉,正是由于“他的成就显得既巍峨高大,又浩瀚广阔,同时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得高尚和善于克制。他的史诗风格更是达到了艺术上绝对完美的地步”918688,他于190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早在19世纪70年代,显克维奇就和波兰当时一位著名的戏剧表演艺术家海仑娜·莫杰耶夫斯卡(1840—1909)认识。她和她的丈夫还有他们在波兰文艺界的朋友经常来往,在一起谈论国家民族的命运,对黑暗的社会现实表示不满,但因为找不到出路,感到十分苦闷,想离开波兰,去寻找一个自由的世界。因为当时欧洲人普遍认为,美国经济高度发展,是一个真正民主和自由的国家,1875年底,显克维奇和莫杰耶夫斯卡夫妇等便决定去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游览居住,这里风景优美,气候宜人,生长着各种野生动物,也是打猎的好地方。这个决定马上得到了《波兰报》编辑部的赞同,显克维奇最后和《波兰报》商定,由编辑部先替他们支付去美国的旅费,并给予他们一部分生活费用,显克维奇到美国后,负责把他在旅途中和到美国后的见闻写成书信,及时寄给《波兰报》,在该报给读者作长篇文艺性的报道,以获得的稿酬,偿还编辑部给他预付的款项。

1876年2月19日,显克维奇先和他的一个朋友从华沙出发,途经德国的柏林、科隆,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来到法国的沿海城市加来。从这里渡过海峡,在伦敦参观了两天,然后来到了利物浦。2月23日,显克维奇登上了英国白星轮船公司的“日耳曼号”远洋客轮,经过七天七夜在大西洋上的航行,到了纽约。他在纽约待了五天,随后便乘火车去美国西部,沿着哈德逊河行驶,途经尼亚加拉瀑布和底特律、芝加哥和奥马哈等大城市,又走了七天七夜,最后来到了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

显克维奇在旧金山住了几个月,认识了这里的一些波兰侨民,并和一个早在1871年就到了美国,熟悉这里的风土人情的波兰侨民霍拉因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876年6月20日,他和他的朋友离开旧金山,来到加利福尼亚南部洛杉矶附近一带,找到了一个离太平洋不远的叫阿纳海姆的小村镇,在这里租了一栋周围有果园的房子居住。随后他又去到附近一个渔港阿纳海姆·兰丁,住在一个德国酒店老板马克斯·尼布龙的家里。他在尼布龙的带领下,还游访了附近圣安娜山中的许多地方,认识了约翰·哈里森和普莱森特·卢伊兹扬奇克夫妇等一些深山老林中的开拓者。9月中,莫杰耶夫斯卡和她的丈夫也从波兰来到了旧金山,后来他们也到了阿纳海姆。他们原打算在这里开办一个农场,但因遇到困难,这个打算没有实现。1877年1月,莫杰耶夫斯卡去了旧金山,开始学习英语,准备在美国开始她的舞台生活。显克维奇也告别了他喜爱的阿纳海姆,回到了旧金山,他把他这段时期的经历,写在《书简》的第七至第十一章中。

显克维奇这次在旧金山只待了几个礼拜,利用时间游访了塞巴斯托波尔和马里波扎等地。1877年8月20日,他从霍拉因给他的信中,获悉莫杰耶夫斯卡将在旧金山美国舞台上用英语演戏,便又来到旧金山,看到莫杰耶夫斯卡在美国演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感到十分高兴。10月初,他接受了加利福尼亚一个狩猎俱乐部的邀请,兴致勃勃地去怀俄明州的草原上捕猎野牛,后因在旅途和打猎中过度劳累,染上了疾病,又回到了旧金山,在这里休养,他将这段经历写在《书简》的第十二至第十四章中。此外他在这里还写了三篇很有价值的文章,即《美利坚合众国的波兰移民区》《北美美利坚合众国的波兰移民区》和《加利福尼亚的华人》。

1878年初,显克维奇来到波士顿,再次遇到了在这里表演的莫杰耶夫斯卡,随后他们一同来到纽约。5月下旬,显克维奇终于离开了美国,乘船回到了欧洲,此后,他在伦敦和巴黎等地又待了一段时期,直到1879年初,他才回到他阔别了三年的波兰。

《书简》中的书信都是显克维奇在旅美期间写的,这些书信大都以报告文学或政论文的形式写成,对他途经的国家、地区、城市、乡村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各民族人民的生活状况和风俗习惯、大自然风貌以及作者本人的旅途生活等,都作了非常详细的报道。这些报道虽然大都是到过这些地方之后写的,可是却使读者感到这似乎就是他乘坐火车、轮船、或者在城市的街道上、公园里、在北美的草原上或荒山野林中参观游览时的笔记,表现了作者敏锐的观察力和惊人的记忆力。

显克维奇把这些书信寄来华沙后,《波兰报》从1876年5月9日起,便以《利特沃斯的旅行书简》为题陆续发表,到1878年2月才发表完毕。1881年,在波兰因要出版一套显克维奇作品选集,又将这些书信按序分成章节,编辑成书,题名为《旅行书简》。《旅行书简》后来再版,才改名为《旅美书简》。

显克维奇的这部著作,不单是他个人在旅游欧美期间的生活和见闻的报道,它还是一部研究北美社会、历史、地理和风土人情的著作,作者在科学论述的基础上,又赋予它以鲜明的艺术特色。因此,它既是一部内容丰富的科学著作,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对我们认识那个时代的美国很有帮助。

《书简》主要讲的是美国19世纪70年代的社会状况,但在该书的“序”和第一章中,也反映了他对欧洲一些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的看法。在显克维奇对于国际事务的看法中,表现了他不仅期待着一个独立自由的波兰,而且希望世界各国人民都能在一个自由与和平的环境中建设自己的国家,这当然和他的进步的家庭出身、和他亲身遭受民族压迫的痛苦有密切的关系。当他来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这座美丽的城市时,他对这里居民讲礼貌与和善的性格产生了好感,“你听到的只有这劳动和和平的声音,因为这幸福的一对,早就在这里择定了自己永久的栖居地。”“在比利时这片又长又宽的土地上,到处都是那么平静和寂寥,使人感到无比的幸福,真的可以说:耶稣基督已经走遍了这个国家。同时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序)

可是当他经过柏林时,首先映入眼帘的,却是那些他所痛恨的德国士兵,他们不仅是他的祖国和民族的压迫者,也是欧洲各国人民和平生活的最大威胁,因为“在他们的大礼服的褶子里,蕴藏着战争和火灾”。比利时是普鲁士的邻国,“也许几年之后,莱茵河那边戴尖顶头盔的人会来到这里。到那时,今天的和平居民将听到阿提拉马的叫声,夜晚隆隆的炮声会吓走村里的夜莺”(序)。

显克维奇对英国,特别是伦敦的印象很深。他看到这里“存在土地私有制,资方和劳方之间的斗争和无产阶级;饥饿和黑暗就像乌云一样地笼罩着这个国家的未来”。(第一章)在海德公园,他发现一个16岁的穷孩子,父亲是清道夫,被政府无端逮捕和流放,母亲生病,还有三个姐妹,三个弟弟,都在做盒子,以维持全家生活。显克维奇说:“这个联合王国的自由公民实际上各种权利他都享有。他也可以利用这些权利,如人身保卫法规定的权利。他有选举权,他的全权代表在下议院为他说话。我在说些什么呀?这个自由公民很富有。比如这个海德公园是公有的,当然也是他的;不列颠博物馆呢?水晶宫呢?广场、花园、妓院呢?都是他的。因为他是英国人,所以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都是他的。他有陆军、舰队,他是一个真正的达官贵人。哎!他从前天起就饿着肚子了,可怜的人!这里有一个先令,去买点吃的吧!”(第一章)在作家看来,大不列颠如此富有,称霸世界,为什么这个16岁的孩子,全家干活,却要挨饿?而且“英国有成千上万的人以此为生,可实际上他们要饿死的。”(第一章)这是一幅多么富于讽刺的图景。

显克维奇认为,贫困还会导致犯罪,必须设立各种机构,给人们指出谋生之路,如果有人犯了罪,应当让他们在劳动和学习中受到教育,弃恶从善。在这方面,英国却比波兰做得更好。他在伦敦见到了一个改造失足女青年的教养所,了解到她们在这里读书、劳动、祈祷,不仅忏悔了罪过,也学会了谋生的本领。社会各阶层对她们不是歧视,而是关心,教养所看到她们确实弃恶从善后,把她们释放,还为她们找了工作。

显克维奇认为这个机构很好,失足青年走出教养所后,会给社会做出有益的贡献。英国人是讲究实效的,他们在解决社会问题和克服社会弊病上,能够采取比波兰更加切实有效的办法。

总的来说,显克维奇对西欧各国社会的看法有两点:一、这些国家虽然存在阶级对立和贫富不均,但它们都在进行和平建设,而且发展得很快,皮卡第“是一个很富的国度,这里土地肥沃,特别是工厂林立,到处都可见到秩序井然和富足的景象。”(序)科隆高耸的教堂“既美丽,又高贵,笼罩在祥和和宁静的氛围里。”(序)从比利时去法国边境的铁路两旁,种植得像花园一样。英国人“都很聪明。他们不是用石头阻挡社会潮流的前进,而是力图驾驭这种潮流,修浚它流经的堤岸。”(第一章)二、西欧国家的人民更懂得文明礼貌。显克维奇每到一个地方,都感到这里居民和善和诚恳的面孔好像都在对他微笑,“每一段城墙,每一个角落都展示了一个令人肃然起敬和富于教育意义的伟大传统。”(序)他的这些赞词表明他看到这些国家,主要是好的一面,并且以此和被沙俄、普鲁士、奥地利统治下的不自由的波兰相比,这是可以理解的。

美国是显克维奇在《书简》中要着重介绍和评论的对象。这一点,他在路经英国时就已说明:“说到英国,无论是它们的社会和政治,还是它的生活习惯,我都不准备着力描写。我的目的是去美国旅游。”显克维奇两年多的时间在美国的耳闻目睹和亲身感受十分丰富,但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作为一个波兰实证主义纲领的信奉者,显克维奇首先注意的是美国工农业、铁路和城市建设的发展以及美国人的生活和政府机构中的情况。

美国在19世纪下半叶,它的工业生产发展十分迅速,因为南北战争之后,代表北部工业生产的资产阶级战胜了南部种植园奴隶主集团,废除了奴隶制,为资本主义工业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在1860年,美国已由原来一个比欧洲工业发展落后的国家跃进到了总产值居世界第四位,到1894年,美国工业年产值就居世界首位了。随着工业的发展,铁路和城市建设以及工业人口的增长也极为迅速。美国的铁路多半是私人资本建造的,政府为了进行鼓励,规定每修建一英里铁路,除将铁路两旁一定数量的土地赠与建造者外,还发给他们很大数额的补助金。这一方面促进了美国铁路的兴建,另一方面,也使资本家从铁路股票和土地的投机买卖中大发横财。随着工业的发展,工业人口和城市人口也迅速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建设的相应发展是必然的。从19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不仅在美国东部,而且在西部原来较为荒凉的俄亥俄、印第安纳、伊利诺伊、密歇根和威斯康星等州,都建成了很大数量的铁路网。美国人口增加和19世纪上半叶欧洲各民族向这里大量移民有直接的关系。由于移民的增加,为工业生产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因此在1840至1860年间,美国城市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由8.5%增加到了16.1%,许多大工业城市到1860年,都已拥有几十万甚至百万以上的人口,随之而来的,便是城市建设大规模的发展。

这些情况,显克维奇每到一个地方,都能听到和见到。如在纽约,他首先见到的是“这座城市的巨大、热闹和工业文明使你为之惊讶”(第三章)。尤其是芝加哥,他对这座新兴城市有许多好感:“街道简直是异乎寻常的宽阔,房屋到处都很大,而且显得庄严,它们的建筑形式和装点都十分豪华”。(第四章)在这些大城市里,由于工商业集中,人们的工作也特别紧张。在买卖交易中,尽快地了解行情信息非常重要,这就需要先进的通信设备。美国的通信设备除当时已遍布全国的电报通信网外,就是报刊,单纽约几家报刊的发行量,就比当时欧洲报刊的总发行量还多。这些报刊和欧洲报刊的内容不同的是,它们重视国内的政治斗争和经济信息的报道,而很少刊登文艺作品。正是由于居民的高效劳动和高度发展的通信联络,才保证了美国这时期的经济发展,大大超过欧洲。

显克维奇在旅游中还目睹美国当时金矿和银矿的开发相当普遍,但主要集中在西部的加利福尼亚、怀俄明和亚利桑那等州。他到过西部许多地方,发现这里到处都是荒原和原始森林,人烟稀少,可是金银藏量十分丰富。在加利福尼亚州野地难以数计的溪河里,“没有任何不同于金子的东西”(第九章)。人们在这里虽然大都以手工开采,但产量很高。在怀俄明州,有的地方金沙大片堆积,有的地方金块甚至裸露在外,俯拾即是。亚利桑那矿多人少,移民们还以金银作为交换的手段。

显克维奇认为美国西部的繁荣,当时主要靠金银的开发。一个地方有了金矿或银矿,就会有人把铁路修到这里,美国资本家看到修建铁路有利可图,又能得到政府的支持,在这方面十分卖力。所以在19世纪70年代,美国西部的许多州和地区,哪怕是那些荒无人烟的地区,都已经修了很多铁路;在富庶的加利福尼亚州,铁路密如蛛网,而且大部分是在近年修建的。

铁路建成后,就会有大批移民来到它们所通往的矿区或其他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方定居。一个地方随着人口的增加,便出现了商品交易,建起了住宅、街道,同时设立各种经济管理机构和设施,城市就诞生了。一些投资兴建铁路的资本家,在得到政府给他们铁路两旁的土地之后,遇到有利时机,就把土地高价出卖。许多无业移民也乐意购买这些土地,因为他们可以在这里从事工农业生产,利用交通方便的条件,将产品运往附近的城市或人口集中的地方去销售。这样既可使做土地买卖的铁路资本家赚大钱,又能让一部分移民安居乐业,还有利于一些刚刚兴起的城市繁荣经济。

显克维奇认为内华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大部分城市都是由矿工新村发展起来的。“矿工盖着一排排房子,商人运来了货物,要卖给矿工,牟取大利,于是开商店,来了许多顾客,旅馆也开张了;因为人们有钱,便开设银行。在那些昨天还有狼叫、印第安人扒人头皮的地方,今天建起了城市”。

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和城市建设的迅速发展,主要是因为这个年轻国家的人民有着比古老欧洲更大的进取精神和劳动干劲,这是美国人的性格。显克维奇在《书简》中,每谈到这一点是不乏赞词的:“这是一个多么年轻、勇敢、充满了生气勃勃的内在力量的民族。”美国人民的进取精神是和他们的出身以及他们当时所处的历史条件有关的。首先,他们多数原都是社会下层从事手工业和农业劳动的欧洲移民。为了摆脱压迫和贫困来到北美,本来就带有一股改造自然、建设新世界的强烈愿望;而这里又不受像欧洲和波兰那样有长时期的封建政治和思想传统以及其他落后因素的束缚,他们能够毫无拘束地自由生活,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再加上他们原来就掌握各种生产技能,他们就会以百倍的干劲,为实现他们的美好愿望去努力奋斗。正如马克思1882年为《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写的序言中,所正确指出的那样:“这种移民还使美国能够以巨大的力量和规模开发其丰富的工业资源,以至于很快就会摧毁西欧特别是英国迄今为止的工业垄断地位。”918689

显克维奇认为美国人最爱谈生意买卖,这已成了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为了赚钱,便出现了竞争,这种竞争也促使人们去不断地探索,克服困难,改变环境,创造物质财富,因而它不是社会弊端,它将促使社会的发展。人们虽都希望获得更多的钱,但金钱作为社会物质财富的标志,对大多数的美国人来说,尤其是对于美国劳动人民来说,是通过辛勤劳动而得来的。美国人重实干精神,在他们眼里,一个人拥有金钱的多少并不决定他的价值,决定他的价值的是他的劳动和他对社会的贡献。如果没有千百万美国人的辛勤劳动,北美19世纪的经济腾飞是不可想象的。这方面的例子在《书简》中有许多记载,例如铁路的修建往往十分艰难,因为它要经过许多荒野地带,地形复杂,气候恶劣。显克维奇在游历期间,有许多亲身感受,从纽约到旧金山的铁路是修得较早的,他乘火车在纽约州这样人烟稠密的地区走过时,还可看到铁路两旁十分原始和荒蛮,那么从这里往西走去,要经过些什么地方就不难想象了。他在旧金山乘火车去怀俄明州打猎经过落基山的途中,还曾遇到这样触目惊心的景象:“任何地方的铁路都没有这么多的弯道,当火车走在山旁时,我感到它好像走在一块极为陡峭的斜坡上的沟道里,左边是耸入云霄的山峰,右边是深不可测的鸿沟。……车厢的顶部仿佛擦着岩石,车身则高悬在深渊上,中间连一道相隔的栏杆都没有。”(第十二章)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要在这样险峻的岩石上修建铁路绝非易事。

当时称为“扬基”的美国佬,也就是普通的美国人在改造大自然中表现的这种不怕困难和勇往直前的精神,照显克维奇的说法是“美国对他们来说还是太小了,他们打算铸造一个铁网,将北美这个世界所有的地区都网进来。至于这种设想能不能实现,我看是不容置疑的,因为这些自由人民的干劲是不知道有危险的,他们只有一个真正的口号,就是前进!”(第十一章)

二、随着美国工业和铁路建设的迅速发展,它的农副业的发展和土地经营中,却出现了很复杂的情况。

最初美国各地的土地可以随便占有,显克维奇来到这里时,看到纽约州和东部其他各州人口密集,已经没有空闲土地等待移民了,在西部各州则还有许多地方有待人们去开发。在横贯大陆的铁路两旁,显克维奇看到到处都在急急忙忙地建农场、盖房子,可是一切都还没有安排就绪,说明主人占有土地为时不久,他们在这里扫除了周围的原始森林,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出了力的。列宁曾说:“在这里,我们特别清楚地看到我们曾经屡次指出的美国的一个特点:存在着无主的闲置土地。一方面,这个特点说明美国的资本主义为什么发展得特别广泛而迅速。……另一方面,欧洲那些老的早已是人烟稠密的资本主义国家根本不具备的这个特点,掩盖了美国那些已经是人烟稠密和工业最发达的地区小农被剥夺的过程。”918690可见在农村的拓荒者之间也存在激烈的竞争,结果拥有大量土地和先进技术的农业资本家占了优势,小农经济在竞争中遭到失败,走向破产,农村因而出现大量资本主义农场。这种情况主要存在于美国东部。

在美国西部,照显克维奇看来,人们占有土地不是为了安家落户,而是做投机买卖。因为这块土地的获得,本来就没有花钱或者只花了很少的钱,可是他们利用自然条件,在这里可以建起一个农场,将它高价卖给农业资本家或者新来这里安身的移民,以获取暴利,就像铁路资本家的土地买卖一样。如果来这里的移民很多,或者附近兴起了城市,他们的农场或土地还可以卖很高的价。因此在土地买卖中,发财是很容易的,可有时地价下跌,也会导致一部分投机商破产。

真正占有土地或者买地安家落户的,大都是新来的移民。他们在这块地上经营农副业,从事手工业,不仅摆脱了他们过去贫困的处境,还可达到相当富裕的水平,美国西部地多人少,竞争没有像东部那么激烈,这些移民可以在这里安居乐业。

《书简》中还谈到另外一种土地占有者,他们不是在平原地区、铁路线旁或者城市附近占有土地,而是在西部的深山老林中,或者在荒漠上开辟一块土地安家落户,靠打猎或者根据周围自然条件从事某种副业或牧业为生,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他们来到这种艰难地方的原因很多,各自身份也不一样。《书简》中说:“决心这么生活下去的首先是外国的流浪者,他们来到美国后不通语言,没有资金,但又不愿接受任何依附关系,因此他们除了来到这里没有别的出路。此外还有在生活中倒了霉的人,被法律追捕的人,寻求孤独的不幸者,还有那些性情古怪的冒险者,他们把放荡不羁看得比世界上的一切都重要。”(第八章)

这里说的外国流浪者,实际上是一个民族问题,《书简》中论述很多。所谓“性情古怪的冒险者”,如显克维奇在阿纳海姆·兰丁附近的圣安娜山中游玩时,遇到过的一些砍伐森林的人就是。这些人住在荒原上,常来附近的森林砍伐木材,运到城里去卖,有了钱就酗酒,直到花得一文不剩。他们放荡不羁的性格是由他们所处的环境和他们的生活方式铸成的。因为在这里,他们不得不和严酷的大自然斗,和野兽斗,还要和侵犯他们利益的当地的印第安人进行斗争。他们遇到敌人侵犯时,通常采用所谓的“私刑”,将他们抓到的俘虏随意处死。这些地方当时还没有建立州或地方政府,美国国家法律管不了他们,因此他们的任何行动都无人追究。他们的“私刑”乃是一种无政府状态的表现。这种“私刑”有时表现得极为残酷,只要是对某某个人的侵犯,无论侵犯者是他的什么亲戚或朋友,他都可以毫不留情地将对方处死,这样便常常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甚至导致战争的爆发。

在《书简》中,显克维奇就那些在生活中遭遇不幸,因而悲观厌世,来到深山隐居的人也谈得较多,因为他在圣安娜山中就曾认识这样两个人,还和他们住了一段时期。这种人过去大都出身社会上层,但不是奴隶主,有过一段曲折的经历。有的人则在南北战争中参加南方军队作过战,战后家庭破产,流落深山。他们来山里后,在森林里以打猎为生,有的也从事一些山中有发展条件的副牧业,前者生活艰苦,后者稍富有些。这些人和冒险分子不同,他们勤劳朴实,热情好客,从不和人打斗,是深山老林中真正的拓荒者。

三、美国政府机构中的贪污腐败。

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虽然工业发展迅速,劳动人民表现了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可是美国资产阶级的政府机构却很腐败。仅它的财政部和陆军部内,当时就揭露出了许多骇人听闻的舞弊案,有的奸商和政府官吏勾结,偷税漏税,而无人过问。贪污的现象也不仅出自中央政府,在各州政府、市政府以及商业、金融和运输业中均可见到。特别是在铁路兴建和自然资源开发中新产生的富有阶级道德之低落实属罕见,如肆无忌惮的铁路投机和许多企业股份大量掺水,这些就是导致1873年经济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

显克维奇对这些严重的社会问题深有了解。他到美国不久,就已看到这里的政府、法庭和两个最大的政党——共和党和民主党内部的黑暗:“世界上没有一个法庭像他们的法庭在诉讼事务上,有那么多的营私舞弊。”这种舞弊“不仅可以说明诉讼的事,而且反映了美国所有行政机构的情况。”“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斗争连续不断,胜利不是在这一方,就是在另一方。任何时候也不允许同一个人长久地把持政府的大权。某个党一旦当政,就立即罢黜所有迄今在职的官员,安插自己的同党。这些被安插的人都把这看成是对他们的赏赐,他们知道,他们在这条板凳上是坐不长久的,最多两年,或者三年,于是就趁机拼命捞取一切可以捞到的油水。”(第三章)

显克维奇刚到纽约,就对他所看到的那些靠剥削起家的美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表示了极大的厌恶,他说:“乍看这不是一座居住着这种和那种民族的城市,而是一个商人、企业家、银行家、官吏聚集的地方,是一些世界主义者、吸血鬼聚集的地方。”(第三章)在1877年9月9日从旧金山写给《波兰报》的信中(这封信也收在《书简》中),还谈到他在这里看见了工人罢工:“这里正像全美国一样,发生了铁路工人的罢工,这是因为他们每天的工资减少了。我见到了气氛很激烈的集会,在会上有人开枪射击,用砖头、拳头和鞭子打了起来。”(利特沃斯的信)

可见他对美国上层统治阶级的反动和劳动人民斗争的性质认识得相当清楚,但在《书简》中,像这样的记载却不多见。这可能是因为他在美国工业集中,社会上的阶级压迫和斗争也表现得最激烈的东部各州逗留的时间太短,没有能够了解那么多的具体情况,也可能因为他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发现美国社会好的一面,没有十分重视美国的黑暗面。但不管怎样,显克维奇指出了美国这个国家机器是不好的,人民为了美国的发展,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统治者为了谋求私利,却不择手段,“这是一个坏透了的制度。”(第三章)

在《书简》中,显克维奇对美国人民的社会观念、道德风尚和风俗习惯也作了很多的介绍。他认为美国的自由平等、美国的民主,比欧洲表现得更为充分。在欧洲,就像法国这样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较为彻底的国家里,“尽管在所有的教堂上都写了‘平等、博爱和自由’的字样……它们不过是一种拉封丹的童话而已”。而美国才是个真正民主的国家,“民主在这里不仅是国家的,也是人们习以为常的,美国不仅有法典和理论,而且它们在实践中都得到了贯彻和执行。”(第六章)这种民主首先表现在对劳动的看法上,在欧洲,人们认为劳动有贵贱之分,在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中,不仅没有消除封建等级观念,而且形成了资产阶级以财产多寡划分等级的新的等级观念。

可是美国不是这样,在这里,每种劳动都受到尊重。因此人们从事什么职业,没有贵贱之分,鞋匠、律师、工程师都是一样。如果一个共和党或民主党人,他过去当过将军,或者在参议院担任过显要的职务,而他今天成了一个酒店老板或者一个杂货店老板的话,他的社会地位在人们看来,并没有降低。美国社会既然主要是由出身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欧洲移民组成,那么他们首先“习惯于通过劳动的表现去看一个人的主要价值,把劳动看成是他们掌握的最有力的武器和最大的功绩。”(第六章)美国社会当时确实存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但这主要表现在资本家对工人的经济剥削和工人的反剥削上,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却没有像古老的欧洲那样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显克维奇既很了解欧洲的历史和现状,他在美国所接触的,又大都是一些劳动者,他懂得他们对劳动平等的看法,并且以此和欧洲的观念相比,便得出了一个结论:“因此,对劳动的尊重,不管在什么地方,也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都会促使人们建立平等互利的相处关系,这种关系的建立又使这种尊重得到保持,社会平等主要表现在没有差别。总之,只要将一句拉丁文的谚语:从深渊到深渊918691改一下,就可用来说明美国的情况,说明他们的民主,说明这里的平等又招来了平等918692。”(第六章)

造成社会各阶层平等的第二个原因是教育的普及。在这一点上,美国也胜于欧洲。显克维奇在谈到欧洲的教育制度时说:“国家发展教育事业不是为了全民族,只是为了属于社会上层的、有知识的老爷的世界,这便造成了社会各阶层人们在智力发展上的差异;由于这种差异,在社交和习惯上的平等就不可能了。”(第六章)实际上,资产阶级国家发展教育固然有它的倾向性,但主要是劳动者当时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他们往往不得温饱,又何谈受教育。

显克维奇认为美国的情况不同,美国“社会的注意力,主要放在开办全民都能学习的小学上。……教育在这里的普及面极广,普及到了每一个人,毫无例外。”(第六章)此外,学校进行“教育的范围也比欧洲广,这里不仅教读和写,每个学生除了可以学到读和写的技能之外,还能学到数学、地理、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方面的许多知识。”(第六章)一个普通劳动者,他在中小学毕业后,学到了多方面的知识,会看报,有能力参加社交活动,了解经济信息和国内政治斗争的情况,他还掌握某种技艺,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能胜任,这显然比欧洲国家中那些目不识丁的愚昧的农民优胜得多。

美国当然也有不少不得温饱的失业者,他们无力送自己的子女上学,但总的来说,美国社会各阶层从上到下,都比欧洲国家更加重视公民中的普及教育。这里的劳动者能够受到初等或中等教育的比例比欧洲大。显克维奇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美国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一方面比欧洲国家的城市贫民或者穷苦农民更有知识,另一方面他又不具欧洲社会受过高等教育的贵族和资产者那么高的知识水平,因此美国各社会阶层人们知识水平的差别,比欧洲国家上层和下层阶级知识水平的差别要小得多。实际上,欧洲国家的贵族和资产阶级老爷许多饱食终日,不事劳动,并不都有很高的知识水平,可是人们之间知识水平差距的缩小,倒是美国民主的体现。

由于劳动没有贵贱之分,人们所受教育和知识水平相差不远,美国人的社交生活也比欧洲表现了更多的平等。在欧洲,“上层阶级的文明和下层阶级就像被一道鸿沟隔离开了似的,比如说一位贵族公子,如果让他和一个农民站在一起,我们就会认为他们出身于两个不同的行星”。可是美国人的平等社交却已成了习以为常,“仆人和自己的雇主同坐一张桌子旁,因为他们同属一个社交集团。在农村的社交舞会上,穿得十分漂亮的农场主的女儿,可以和父亲的长工一起跳舞,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男伴;铁路上的乘务员闲时可以逗着高贵的女士们玩。堂倌在餐厅里和顾客是完全平等的,两者可以毫无拘束地谈话。一句话:这里任何地方都没有差别,到处都是一样,只有一个大的社交集团,全民都是它的参与者。”(第六章)

对美国妇女解放的问题,显克维奇也很关心,这个问题当时不仅在美国,而且在波兰,在欧洲一些国家都存在。这里所说的妇女解放不是指妇女从被压迫中得到解放,而是指妇女走出家庭,参加社会工作。显克维奇认为,在欧洲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妇女已经相当普遍地在工厂、邮电局、政府机关和银行里工作。但是在一些资本主义发展较晚的国家,比如在波兰,旧的封建习惯势力对妇女参加工作会造成一定的阻力。有些妇女能够冲破社会阻力参加工作,大都是为生活所迫,或者决心不依靠丈夫,自食其力地生活,她们也大都出身社会下层。社会上层的妇女,特别是贵族妇女,担当社会职业的还不多。美国的情况则不一样,据显克维奇了解,美国妇女除一部分担任中、小学教师外,她们很少担当别的社会职业。为什么?他认为这是因为美国富裕,每个男人每天只需工作六小时,他的收入就可养活全家。一个女人出嫁后,靠丈夫的收入,日子过得不错,因此她感到自己没有必要再去找工作。她整天梳妆打扮,悠闲自在,只管接待客人,丈夫雇来的男工既当保姆,又当厨师、园丁,替她干所有的家务活,“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妇女像美国妇女这样自由自在,法律溺爱她,习惯给她自由,舆论甚至在她恶作剧时也捧着她,男人对她温情脉脉。这种对女人的敬爱是盎格鲁—撒克逊族的一个特性,它在美国比在英国表现得更为突出。”(第六章)

在显克维奇描绘的这幅美妙的图画中,可以看到这至少是一个中等以上的富裕家庭,它是不带普遍性的。一般来说,在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家庭里,丈夫让妻子在家里操持家务,是考虑到比另雇保姆在经济上更为合算。此外,还有那些住在贫民窟里的穷人的妻女,她们在丈夫无力养活她们时,难道可以安然自在地待在家里,而不去社会上挣钱糊口吗?所以说,显克维奇虽然正确地指出了美国多数妇女不参加社会工作的实际情况,但他对美国各阶层的家庭和妇女生活的状况,是介绍得不全面的。

上面提到,美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美国的民族问题历来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白人各民族之间,在法律和社交上是平等的,可白人对于这里的有色人种,不仅没有平等看待,而且进行极其残酷的压迫。这种压迫在人类史上实属罕见。有关美国的民族问题,在《书简》中论述很多。在显克维奇看来,美国的民族矛盾,主要是盎格鲁—撒克逊族移民和当地土著印第安人、墨西哥人以及华人之间的矛盾。

印第安人本是南北美洲最早的居民,他们早在3万至5万年前就已定居在这里。公元15世纪末,西班牙、荷兰、法国和英国殖民者相继入侵,对这里的印第安人进行掠夺、奴役和屠杀。16世纪末,西欧殖民主义诸国之间,开始争夺北美的资源和地盘。英国虽然是后起的殖民主义国家,因为它有大批移民进入北美,在这里便逐渐占有更多的土地,在17和18世纪,它连续打败荷兰、西班牙和法国殖民主义者,最后在北美的殖民争霸中取得了胜利,并占领了北美北部、东部和南部的大片土地。由于殖民地的扩大,这里的人口增长很快,在迁来的移民中,有英格兰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德国人、法国人、瑞士人和犹太人等,英国殖民主义者便在他们当时占领的地区建立了十三个殖民地。移民们生活在一起,逐渐有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文化和发展中的经济联系,终于形成了统一的美利坚民族。

1776年,北美殖民地人民不堪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奴役和压迫,在独立战争中,打败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原先英属十三个殖民地,这时便成为美国最早的十三个州。

美国独立后,人民群众用鲜血换来的胜利果实,却被资产阶级和奴隶主所占有。新的统治阶级上台后,就开始了向北美西部扩张的所谓“西进运动”。这个西进运动在19世纪上半叶达到了高潮。美国在继续和英国、西班牙、墨西哥的战争中占领或通过外交手段“购买”了西部大量土地,到1867年,它从沙皇俄国手中取得了阿拉斯加后,便基本上形成了现在的版图。西进运动也是美国资产阶级大量掠夺西部印第安人土地的过程。这些白人统治者首先要求印第安人接受他们的不平等条约;如果印第安人不愿接受,他们就以武力把印第安人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或者剿灭他们。此外,美国资产阶级还骗使印第安人将土地廉价卖给他们,然后派兵把他们赶到白人指定的“保留地”内或者押解到荒无人烟的西部边远地区。

在这一过程中,美国资产阶级以各种野蛮残酷的手段,屠杀了难以数计的土著印第安人,掠夺了他们长年劳动创造的大量财富。而对美国殖民者的扩张和压迫,印第安各部落在他们的首领特库姆塞、“黑鹰”和“骑牛”等的领导下,也和殖民者进行了历时二十多年的反抗斗争,最后他们因受历史的局限,加之双方力量悬殊,遭到失败。到19世纪末,由于白人的野蛮屠杀,西部许多印第安部落几近灭绝,留下少数印第安人,也是北美土地上最受歧视的民族。

《书简》在谈到美国民族问题时,对印第安人的历史和现状,介绍得最多。显克维奇早在从纽约去旧金山的途中,火车经过艾奥瓦州时,他在车厢里就遇见了一批要去黑山掠夺苏族印第安人开采的黄金、霸占他们土地的白人“冒险分子”。这是一些矿工,“他们舍弃了他们的职业,期待在矿山获得神话般的利润”,而资产阶级报纸上则“充满了关于黑山富于戏剧性的事变的描写,这些描写常常是有意夸张的,只能激起白人的仇恨,它们不是叫人们不去参加这些战斗,而是激励所有不安分的精灵去寻找血的冒险,去对红肤色的人进行报复”。(第四章)美国政府一方面对印第安人许下诺言,和印第安人签署协定,规定哪些地区属于印第安人,另一方面又以各种手段,指使“冒险分子”去印第安人那里进行冒险,这种情况当时几乎到处都有。

显克维奇来到美国西部,正是这里的白人和印第安人的战争打得最频繁和最激烈的时候。这种冒险分子不仅是矿工,有些自称为西部边疆的开拓者,实际上都是西进运动的参加者,他们已经习惯于和印第安人打仗。面对他们的侵犯,印第安人开始是和他们讲理的。他们首先拿出政府给他们在牛皮上写的文件、盖的印章和签名来证明他们的土地所有权,然后又派代表团去找艾奥瓦州州长或美国总统,可是这都无济于事。因为白人殖民者“完全不把印第安人当人看待,他们把消灭印第安人看成是为人类立功。在边境上的美国人看来,白人有像消灭响尾蛇、灰熊和其他有害动物一样的权利来消灭印第安人”,这样就必然使得他们和印第安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已经到了最高限度的紧张”。(第四章)

既然白人殖民者对印第安人背信弃义,残酷无情,印第安人也没有表示畏缩,照显克维奇的看法,“这个种族是坚强的,虽然没有开化,他们在全美的土地上,将毫不屈服地英勇牺牲,他们不和也不能和在他们面前以最坏形式出现的文明妥协”。(第四章)有的印第安部落当时人数还很多,如《书简》中所说的黑山地区的苏族印第安人,他们拥有上万人的军队,他们不仅和冒险分子打仗,还直接和政府军打仗,并且在战斗中也取得过很大的胜利。面对这里的侵略和反侵略、压迫和反压迫的斗争,显克维奇的态度很明确,他说:“如果有人问我,真理在哪一边,我只要根据单纯的,而不是诡辩的原则,凭正义和良心判断,我的回答是,真理在印第安人一边。”(第四章)

可是西部各族印第安人由于历史的局限,他们的武器原始,没有严密的组织纪律,在战争中最后失败,命运十分悲惨,他们不仅“丧失他和他的祖先赖以生存的一切”,而且在许多地方被白人几乎赶尽杀绝,显克维奇从纽约去旧金山的途中本希望看到一些过去的印第安人,可是他发现,印第安人不仅在密歇根州,而且在毗邻的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伊利诺伊州都不见了,因为在这些不断爆发的残酷的战争中,所有印第安人“不管他们接受了文明,还是仍然生活在野蛮状态,都在以骇人听闻的速度从地平线上消失”。(第四章)于是,在他们的“坟墓上,学者教授讲授各民族的法律。在狐穴里建起了律师的事务所,在狼栖息过的地方,牧师开始放羊”。(第四章)

这是一幅多么阴森可怕的图景。资本主义殖民者的文明对待弱小民族,就是这样把他们看成野兽,要“毫不留情地和粗暴地把他们从地平线上消灭掉”。(第四章)然后在这些民族成千上万人的尸骨上,建立起自己的乐园,显克维奇在这些带有强烈讽刺性的描写中,充分表现了他对殖民者的憎恨和对印第安人不幸命运的同情。

印第安人面对凶恶的宁死不屈,在显克维奇看来,还不只是他们对白人一种单纯的民族仇恨和绝望挣扎的表现,主要是他们已经具有某种高度发展的思想修养,在长时期和大自然、和敌人的斗争中,也铸就了伟大的精神和品德。他在靠近黑山的一个车站上,有幸遇到几个苏族印第安人,他看见他们面对身旁白人对他们的辱骂,表现得异常的冷静和毫无惧色,感到十分敬佩。他认为这种人即使被敌人绑在刑柱上,也会“不以最微小的筋肉的颤抖表现出痛苦,相反的是,他这时只感到应以对敌人的辱骂和向敌人提起他们以往使他遭受的血的屈辱来激起他们的狂怒”,而这正是这个种族的一个“令人惊奇、非常令人惊奇的特性”。(第四章)因此在他们和敌人的斗争中,不仅涌现了成千上万个勇敢的斗士,也出现了像布尔这样的民族英雄。这位英雄虽因他的民族的失败而流落异乡,但他公开表示:“我发誓要永远记美国人的仇,他们说话不算数,他们撕毁了协定,他们昨天答应给的东西今天不给,他们把我们的弟兄像野兽一样地宰杀。我将在战场上与他们奉陪到底,我要扒下他们的头皮,要扒他们的妻子和孩子的头皮,要火烧他们的营帐。”(第十四章)他的凛然正气和英雄气概就是在美国,也受到人们的敬仰。人们给他画像,报纸发表他的讲话,说这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只等库柏或者华盛顿·欧文来给他穿上神仙的衣服,让他永垂不朽了”。(第十四章)

在至今活着的印第安人中,显克维奇看到他们的生活极为悲惨。住在保留地里的印第安人要受到四周驻扎着白人军队的塞堡的监视,这种保留地还随时可能缩小。他们如果流放在外,命运就更惨了。他曾满怀深情地写道:“我在内布拉斯加和怀俄明州草原上的一些站上,还遇到过所谓文明化了的印第安人。他们所构成的也是一幅贫穷和绝望的图景,男人们衣衫褴褛,肮脏,下流,女人们常常向车厢中伸出两只干瘦的手讨乞。……他们不再和白人打仗,不再抢劫,打猎,可他们得到的是围裙……和歧视。”(第四章)这些幸存者在极坏的生活条件下,一部分死于饥寒和疾病,另一部分酗酒,或者去进行盗窃,最后也逃脱不了被欺骗或打杀的命运。在美国这样一个工业发达,有高度物质文明的国家里,作为有色人种的印第安人竟无立足之地,从显克维奇所揭露的史实,足以证明资本主义的文明的统治者,对于他们所歧视的民族,乃是最野蛮和最凶恶的。

其实,北美印第安人并不是那么没有开化。据显克维奇了解,他们的思想文化已经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他们有自己的神话和诗歌。这些东西善于利用人和大自然提供的素材,构思巧妙,富于想象,闪耀着印第安人智慧的光芒。比如一个传说谈到天帝如何创造人时说,天帝先在地上抓了一把土,捏成一个人形,放在火里烧,第一次烧过了头,把泥人烧成了炭,但他还是活下来了,就是黑人;于是他又捏了一个泥人,这个却没有烧够,成了白人。直到第三次,天帝有了经验,才把他的泥人烧好了,这便是最好最美的印第安红人。

印第安人尤其能够明辨真善美和假恶丑的东西,“他们所有人都很有洞察力,善于将真理和即使小到糖粒那么大的欺骗区分开来”。(第四章)这种说法并不过分,因为他们在长期反抗白人压迫的斗争中,已经充分认识到殖民者的虚伪和狰狞的面目,他们的洞察力是在严酷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熔炉中锻炼出来的。

显克维奇认为,欧洲人现在是把自己的文明中的黑暗面和具有破坏性的一面展现在这个民族面前,这是不对的;他们应当把它的“好的、温和的,有保护性而非破坏性的一面”展现在印第安人面前。这种文明应当是一位“和蔼可亲的教师”,去教会印第安人他们不知和不会的东西,使他们在文明道路上尽快地发展起来,赶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而不应像现在这样,压迫他们,消灭他们。

这里表现了显克维奇人道主义的立场,是正义的,但他在介绍西部印第安人的情况时,也有一些地方不够公正。在《书简》中,他指出了印第安人由于生活贫困,去进行盗窃,有其社会和历史原因,但他在描写这种情况时,对白人过于美化。如上面提到的白人的“私刑”,根据《书简》中的介绍,主要是对付印第安人的,只要某个印第安人杀了一个白人,或者偷了白人家的牲畜,那么被害者所有的邻居都会马上放下自己哪怕最紧要的工作,去为他报仇,他们可以杀害许多无辜的印第安人,然后迫使印第安人把肇事者交出来,任凭他们处置。在这种情况下,印第安人的犯罪,除了为生活所迫外,往往是出于对白人压迫者的深仇大恨,要进行报复,可是白人对他们就更加肆无忌惮了,到头来,众多的受害者还是在弱者一方。可是显克维奇却说这是“为了维护白人相互之间的团结,是出于对正义、对一切社会由野蛮状态走向文明所需具备的两个基本条件的要求”。(第八章)这当然不对,因为白人使用“私刑”,实际上表明了他们比印第安人更加凶恶,更加野蛮。

对于印第安人的缺点,如惯于偷窃、贪小利、酗酒等,显克维奇在《书简》中作过一些带讽刺的描写,他认为这是他们道德败坏的表现,说明这个种族在走向灭亡。但这并不是他对他们的轻蔑,其中包含着某种同情。总的来说,显克维奇尊敬印第安人,他在圣安娜山中认识的一个美国拓荒者的妻子就是一个有印第安血统的女人,她聪明能干,受到远近亲友的爱戴和尊敬。这位白人拓荒者也很热情好客,他不仅娶印第安女人为妻,对附近的墨西哥人、印第安人都很友好;他和妻子一同劳动,日子过得不错。这种情况在美国当时是少见的。可是在显克维奇的笔端,却倾注着他对他们由衷的赞美,他认为这才是美国各民族平等和团结的最好的体现。

在《书简》中,显克维奇也谈到了来自欧洲各国移民的相互关系,他认为在美国,虽有来自欧洲的西班牙人、德国人、波兰人、法国人和俄国人等,但美国人,包括美国政府,都没有有意去同化、驱赶和压迫他们,他们之间处得很好。

可是我在上面已经谈到,早在美国独立之前,美国殖民者就已征服了以上这些民族,而成为北美的统治者,并且使英语成了这里的通用语言。语言作为一种人们交往的工具,它对另一民族的同化作用,要比行政命令方式同化作用有效得多。对这一点,显克维奇也是很了解的,“我在任何地方也没有见过民族同化像美国这么快。来到美国的德国人、法国人、波兰人、俄国人的孩子即使会说自己祖国的语言,他们相互之间也说英语。”(第十章)

因此欧洲的移民,不管他们什么时候来到美国,他们在这里,虽然形式上可以享有某种独立自治,甚至保存自己民族的风俗习惯,但他们在语言上,迟早要被美国人同化。盎格鲁—撒克逊族人在北美既然占统治地位,他们无论哪方面在竞争中都占优势,从墨西哥人社会地位的低落,显克维奇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这里的墨西哥人是西班牙移民的后代,他们大都居住在曾是西班牙殖民地的亚利桑那州。这些人不爱劳动,但又挥霍无度,还以自己的出身自傲,瞧不起其他民族。他们中许多人曾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和财产,随着这里美国人的大量增加,他们在竞争中失败、破产,丧失了一切,有的被迫来到山里,过着游牧生活,他们的土地便落入美国人手中。所以显克维奇说:“盎格鲁—撒克逊人不让墨西哥人参加农业和工商业经营,他们这样做不是通过政府某种强制的、采取措施的办法,不是通过禁令,不准墨西哥人参加这种经营,而是因为他们比墨西哥人更为勤劳,有更大的干劲和更好的禀赋。”(第十章)

这些墨西哥人陷入贫困后,和印第安人一样,酗酒、盗窃,有时也不免遭到美国人的“私刑”的无情打击,命运很悲惨。这本是美国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只是显克维奇看到墨西哥人的缺点更多一些,不过这种情况的产生,如上所说,也是有其他历史原因的。

华人在美国当时也是一个严重的民族问题。据统计,1876年,单住在加利福尼亚的华工就有五万人。他们大都是在美帝国主义侵华后,被帝国主义分子掳掠或拐骗去的。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签订后,美商在上海和广州开设洋行,便开始了掳掠和拐卖华工。办法很简单,殖民者收买中国的官僚、流氓和歹徒,深夜用木棍将行人打昏后,捆绑或装入麻袋,送上趸船运走。到美国后,殖民者把他们当奴隶高价出卖,从中牟取暴利。1848年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砂矿后,美国殖民者采取另一种办法,他们在华南沿海宣传美国西部富庶,以所谓“赊单制”招募华工,诱使他们去美国西部。这些华工到美国后,受雇于各家公司,或在高山上修铁路,或开垦沙漠、沼泽地,或挖掘运河,或当伐木工,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干重体力活,死亡很多。面对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华工曾多次举行罢工斗争,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和提高工资。华工在政治上也深受压迫,如加利福尼亚州通过的名目繁多的排外性征税法案,便主要是针对他们。经济危机爆发时,工人失业,资产阶级胡说这是因华工的竞争而造成的,煽动美国工人反对华工,以转移资产阶级和美国工人的矛盾。

显克维奇在他收入《书简》的专题论文《加利福尼亚的华人》中,怀着深厚的同情,对华人在美国受压迫的悲惨命运,作了真实的描绘。他对美国殖民者诱骗华人的“赊单制”的反动性有深刻认识,并以极大的义愤,揭露了加利福尼亚这些殖民者“华人公司”的狰狞面目:“所有这些斜眼睛的居民都是由华人公司运送来到加利福尼亚的。……这些公司租的是‘太平洋轮船公司’的船,它们在广州、上海和其他的港口城市将‘苦力们’装进自己的舱里。当然,公司为他们支付旅费,在他们去旧金山找到工作以前,维持他们的生活。这是世界上最卑鄙的垄断之一,它实际上和奴隶制一样,因为不难理解的是,一个贫穷的‘苦力’为旅费、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为衣服、为农具或采矿的工具欠了债,他这时通过只有中国人才能做到的最大的节约,用他找到的职业给他支付的酬劳金来偿还,可是他无论何时也还不清公司的债。因此,华人干脆就是奴隶,他们的全部劳动都在为公司牟利。再说,公司还对他们进行管理和判决,他们所要的东西只准在公司的商店里购买,公司商店也给他们贷款。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一个华工任何时候都摆脱不了公司的控制。”如果一个华工懂得英语,并不顾一切地要和公司脱离关系,他最后还会遭到公司所雇的恐怖组织的暗杀。美国的法律虽然明文规定对任何人不得使用暴力,并且承认华人有和白人平等的权利,但对恐怖组织暗杀华人却不加干涉,也认可这些垄断公司把华人当成奴隶。显克维奇说:“如果不是从法律的观点来说,没有必要对公司进行干涉的话,美国的自由精神早就把这种可恶的垄断埋葬和消灭掉了。”实际上,美国的法律和自由精神,在对待有色人种上,从来都是虚伪的。

有的华人虽然不受垄断组织的控制,但他们在社会上也受到歧视。在城里,他们大都只能干一些白人认为是最下等的劳动,如在旅馆里当差,在小饭店和火车站当厨师或侍者,在工厂或手工作坊里当雇佣工人,在富人家里当保姆等,其工资收入“是很低的,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们比白人、甚至白种女人的工资收入至少低两倍”。

在乡下,华人有一部分在矿山劳动。据显克维奇了解,白人矿工是不容许和他们相邻的华人占有矿山的,“如果华人先占了矿,他们就用枪把他们赶走。今天,当一切都掌握在行会的手中,当矿区已归大的股份公司所有,而在尚未被私人占有的政府的土地上,又没有发现新的矿层的时候,白人尚且得不到享有权,更何况华人呢?华人只能居住在早就被那些单个的矿工或者公司所抛弃的、旧的矿地上,他们的收入当然是很少的。”由于劳动价格低廉和收入微薄,华工的生活条件很差。他们当初被美国资本家拐骗,本来是一个人来的,因此没有家,许多人住在阴暗的贫民窟里,几十个人一间房,“这里的一切都很脏,很破烂,令人窒息,……是传染病的滋生地”。

可是华工在一些地方也确实形成了和白人工人强大的竞争,资本家为了牟取暴利,他们宁愿雇用华工,而不愿雇要价高的白人工人。照显克维奇看来,这一方面“给需要仆役和人手的富裕阶级带来了恩惠,在资本和劳动的斗争中,他们无疑使资方占了优势。”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华工和白人工人之间的矛盾。“其结果,在旧金山和整个加利福尼亚,就出现了强大的反华宣传,在这种宣传中,有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为的是制止给加利福尼亚运来新的‘苦力’和用一切办法把过去的赶走。”有时美国工人还和警察一道,对华工施加暴力,导致双方激烈的斗争,直到因为“风潮发生的铁路管理机关同意不减少白人的工资和开除铁路所属工厂里的华工之后,一切才算平静下来。”

显克维奇其实只看到了一些表面的现象。首先,他在《书简》中没有一个地方提到华工怎样和压迫他们的美国资产阶级进行的斗争,却以大量篇幅渲染美国工人的反华风潮,好像华工和白人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和白人工人之间,而不是和白人资本家之间。这当然不对。因为美国工人和华工的矛盾冲突本是美国资本家为了获得超额利润,残酷剥削工人而造成的,应归咎于美国资本家。由于经济危机而造成工人失业,也是美国当时的普遍现象,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决定的。不能把挑起美国工人和华工冲突的罪责加在被压迫的华工身上,更不能颠倒黑白地说黄种人“到处都在排挤白人”,或者“华人已经剥夺了十万个白人的工作”。看来,显克维奇对于美国某些社会矛盾的根源和实质还不够了解,这一点不仅表现在他对美国工人和华工冲突的认识上,也表现在上面提到的他对墨西哥人在美国为何社会地位低落的看法上。

在《书简》中,显克维奇对居住在加利福尼亚的华人的生活习惯以及他们的工作态度、作风也做了许多介绍。这里的华人除当雇工外,还有一部分在城里从事各种自由职业,或者在乡下务农。据显克维奇了解,“整个旧金山都靠华人的蔬菜过活”。他们不论干什么都很认真,又快又好,而且他们的产品质量优越,价格低廉,所以勤劳、朴实乃是中国劳动人民的美德。

华人另一个民族特点是,他们虽然来到了大洋彼岸,可是他们的思想感情和他们的祖国仍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们的信仰和习惯也没有改变。他们来美国,虽因贫困的驱使,可目的和欧洲移民不同,他们并不打算在这里安家,干什么都是为了赚钱,等攒够了钱,再归故里,安度晚年,他们不能永远离开祖国和故乡。在显克维奇生活的时代,人们的视野远不如今天这样广阔,对世界、对自然的认识也很不够,华人当时在美国的情况和今天不可同日而语。可是显克维奇看到这些却认为:“如果我们以客观的眼光来看这些问题,就应当承认,在华人身上,加利福尼亚失去的也许比得到的多。华工被解雇了,这是真的,可是他们要从美国把钱拿走,他们并没有使这个地方的工商业富足起来”,因此“对于美国这个年轻的共和国来说,华人的来到是不利的”(北美美利坚合众国的波兰移民区)。这和他上面的说法又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华人在这里受美国资本家老板的残酷剥削,为美国社会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而且他们在某些方面,当时还为旧金山的人民提供了生活的保障。此外他们在美国早期的铁路,特别是旧金山的铁路的修建中,也作出了无可估量的巨大贡献,这些都是显克维奇耳闻目睹的。

据作家了解,当时加利福尼亚的华人大都信佛教。他认为佛教有其人道的一面,它的教义表现了对人民疾苦的同情,主张人人平等,不承认阶级的存在,但佛教又是一种悲观主义哲学,它认为穷人的一生是一个受苦受难的过程,人的存在就是不幸,只有进入涅槃才能脱离人世的苦难,得到永久的幸福。显克维奇由此又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劳动人民信佛教,是因为向往平等,为了解脱厄运,但他们对社会中的压迫和不平不是去反抗、斗争,而企图逃避现实,在宗教的虚幻中去寻求安慰,寄希望于死后进入天堂,因此华人虽受压迫,他们没有热情,没有社会责任感,没有斗争精神,不为别人付出牺牲。

在这里,显克维奇通过加利福尼亚的一些华人的宗教信仰,企图从理论和哲学的高度,来证明华人的自私和奴性,他认为华工在和美国工人的竞争中取得胜利,实际上是这种奴性的胜利,它不仅“使资方占了优势”,也“给美国社会增添了奴隶制因素”等。作为一个民主主义作家的显克维奇不能接受佛家出世哲学和不关心社会事务、不反抗社会压迫的立场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他在加利福尼亚不去深入观察当时华工在美国各地多次反抗美国资产阶级剥削的斗争,却以他所见到的少数华人中存在的消极因素,做出逆来顺受、甘当奴隶,不反抗压迫乃是中国人的民族性的结论,这却是武断和错误的,证明他对中国劳动人民数千年来反封建压迫的英勇斗争和19世纪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还很不了解,在这方面对他们抱有轻蔑的态度。可是总的来说,显克维奇十分同情美国华人的不幸,赞扬他们的智慧和勤劳,他对华人的压迫者美国殖民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罪恶,进行了深刻的揭露,说明他要为中国劳动人民伸张正义,希望他们能够通过反压迫的斗争,赢得自由和解放。

显克维奇对他自己的民族波兰移民在美国的生活情况也很关注,在他收入《书简》的另外两篇专论,即《在美利坚合众国的波兰移民区》和《在北美美利坚合众国的波兰移民区》中,作了较为详尽的介绍。在19世纪上半叶,波兰人就有不少长期侨居国外,主要在欧洲。他们大都是一些爱国者和革命者,由于领导和参加了波兰这一时期的民族解放斗争,失败后被迫流亡国外的。1863年一月起义后,波兰人去国外作政治避难的情况不多了,但是又有不少波兰人——主要是社会下层的农民、工人和手工业者,他们不堪国内的民族、阶级压迫和贫困的处境,去国外谋求生路。尤其是以上提到的,当时在欧洲社会,普遍存在一种看法,认为北美是一个富饶美丽、民主自由的世界,穷苦人在那里定能摆脱贫困,获得自由。而美国一些资本主义企业和公司的经纪人也来波兰和欧洲各国,鼓吹那里是一个所谓黄金遍地的世界,诱导着大批的欧洲人到那里去。所以在波兰,从19世纪60到90年代,曾有不少人移民北美。他们去美国后,最初由于人生地不熟,在生活上遇到很多困难:有的受到把他们诱骗来此的资本家企业主或他们的经纪人的残酷剥削,遭遇很惨;有的在路上把钱花光了,却没有找到工作或栖身之地,全家饿死;有的幸而得到早先就已居住在这里的波兰移民的帮助,找到了适当的工作或一块土地,安下了家。据显克维奇的介绍,在19世纪60年代,在美国的波兰侨民约有七到九万人,几乎分布于美国所有的州,但主要集中在芝加哥、密尔沃基和这附近一带。他们在城里大部分从事手工业,经商,在乡下则务农,有的是农场主,有的是雇佣劳动者,就像其他欧洲国家的移民一样。城里的波兰移民都组织了各种社会团体,叫协会;在乡下则由牧师领导,成立了教区。这是为了移民内部在遇到困难时互相帮助和防止别的民族对他们同化。但这种同化是不可避免的,他们通过社交、通婚,不仅被美国人同化,而且也会被这里比他们人数更多和更富有的德国移民同化。因为在北美,“一个民族只要人数较多,较为富裕和较有组织,它在美国就有较高的地位,它就能够更多地参与美国的内政,美国的法律条文和政府机构也会更加维护它的利益”。德国移民在这里对波兰人的压力,并不小于在波兰的普鲁士占领区波兹南和西里西亚,这种压力虽不是来自行政方面,而是来自德国移民高于波兰人的社会地位和有利于他们的习惯势力,但因为它是作用于离开了祖国母亲,在各方面又无力抵抗的波兰移民,所以也是很可怕的,显克维奇说:“我还没有见过一个波兰人娶德国女人或美国女人为妻,他们的孩子会说波兰话的。”德国移民被美国人同化,波兰移民又被美国人和德国移民同化,看来这是一种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现象。为了阻止这种情况的发展,他也曾想过办法,如将各地波兰移民组织起来,建立移民区,在移民区内办学校、图书馆、医院等,在一起时讲波兰语,可以防止遗忘祖国的语言。此外,还要团结在美国的波兰籍犹太人,这些人人数多,生活富裕,和他们在一起不仅扩大了波兰语的使用范围,也有利于提高波兰人在美国的社会地位。但是他的这种想法,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在美国是没法实现的,即使实现了,也阻挡不了波兰移民被美利坚民族同化的趋势。但应指出的是,这种同化并不具有社会压迫的性质,和白人殖民者对待有色人种的态度完全不同。

在《书简》中显克维奇主要写的,是他自己在旅游欧美中的生活经历和感受。首先,他作为一个受过欧洲古老文化熏陶和家庭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对美国大城市中看不到名胜古迹,是很反感的,他认为这是一个民族文化和知识水平低、精神空虚和思想简单的表现。“纽约不仅没有使我感到高兴,反而叫我大失所望。欧洲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点,真正值得一看。巴黎有成千上万个这样的特点,伦敦也是一样,维也纳有斯泰凡教堂,柏林有考尔巴赫的画,布鲁塞尔有维尔茨的画和圣古杜拉教堂,日内瓦有运河,罗马有教皇和古罗马的遗址,科隆有全世界最古老的教堂,克拉科夫有瓦维乌城堡和马泰伊科的画。……你在什么地方都可以看到刻画在墙壁和石头上的历史,什么地方都有某种民族的特点,某种伟大的理想,它在迷茫的过去已经产生。纽约却没有这些……”(第三章)

可是显克维奇早就腻味城市生活。欧洲国家的一些文化名城虽然保存了各民族几千年灿烂的文化遗产,但封建主义蒙昧、资本主义市侩、社会道德沦丧使他不能忍受,因此他想到大自然中去呼吸新鲜空气。在《书简》中,他以大部分的篇幅描写他在加利福尼亚、亚利桑那和怀俄明州的草原、群山和沿海一带游历和生活的情况。他曾经梦回魂萦地想要来到这些新的、大自然的广阔天地里,和美国的拓荒者们,和草原、深山老林中的印第安人一起生活和打猎,了解他们的习性和当地的地理环境,欣赏这里的自然风光,如今如愿以偿了。因此他便成了这些活动最积极的参加者,这是他来北美的主要目的。

在纽约去旧金山的途中,显克维奇除参观了许多大城市外,具体地说,他还观赏了东部大湖区的农村建设和尼亚加拉瀑布,看到了西部内布拉斯加、怀俄明、犹他和内华达州的大草原、落基山、雪山和盐湖。尤其是在加利福尼亚的阿纳海姆附近一些地方,他目睹了许多他一生中从未见过的亚热带禽鸟和昆虫,如蜂鸟、鹦鹉、啄木鸟、知更鸟、鹧鸪和蝴蝶等;野生动物如松鼠、黄鼠、腮鼠、山狗、獾和响尾蛇等;在植物中有棕榈、扁桃、橙子和仙人掌等。他很喜爱这些珍奇的动植物,对其中一些作了仔细的观察和研究。在阿纳海姆·兰丁海滨,他发现这里是一个海鸟的王国,使他最感兴趣的是鹈鹕。有时他可以在海滨沐浴,收集各种贝壳、海星和海生植物,观赏渔夫打鱼,窥测海狮的活动和习性。在圣安娜山中,他因为有机会较长时间和拓荒者们住在一起,不仅熟悉了他们,也丰富了自己的生活:白天去山里打鹿、打野鸡、山鹧鸪和响尾蛇,或者几个人一起跋山涉水,去很远的地方猎熊,有时又在家里驯马,参加墨西哥人或印第安人习惯的游戏和竞赛。吃住都和他们一样:烧鹿肉、煮兔肉,坐在石板和牛角上,夜晚在篝火旁取暖,睡在青苔上,就像半开化的野人。

从旧金山乘船至加利福尼亚南部海边的一个小城蒙特雷,他也兴致勃勃地观赏了这里壮美的海景以及鲨鱼和海鸥的逗戏。然后从蒙特雷去洛杉矶,回来时赶上洛杉矶至旧金山铁路修成后的首次通车;他在火车途经莫哈韦沙漠边界上的一个小站上下了车,又去莫哈韦游玩,十分欣喜地看到那荒凉的沙漠上出现了火车。而最使显克维奇难忘的,乃是加利福尼亚某狩猎俱乐部邀他去怀俄明草原上的那次猎捕野牛。二十多个人从旧金山乘车来到怀俄明州的一个小站佩莎,然后带着马、小车、食品和火药等,组成马帮,到达目的地后,便开始对一大群野牛进行围捕。在这场大规模的狩猎中,人和野兽进行搏斗,充满了惊心动魄的场面,显克维奇领受了平日他最喜爱的狩猎中的欢愉。

在和大自然的接触中,显克维奇感到他的生活更有意义了,他有了山野生活和狩猎的经验,获得了有关野生动植物和各种自然现象的许多感性知识,从中吸取了灵感,因而使他的思想感情更加丰富,视野更加开阔。显克维奇把大自然看成是世上最天真、最纯洁和最美的东西,特别是在北美这些深山老林之中,对他来说,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奇妙、充满了活力,那么富于诗意。在和山里的居民一起野餐时,甚至使他想到原始人茹毛饮血的时代。虽然这里也有生存斗争,有时和大自然斗争甚至十分激烈和凶险,可是人们感到这并非你争我夺,互相仇杀;在这里,无论自己的感觉器官还是思想意志,都可得到锻炼。山里的人粗犷、好斗,但他们却很淳朴、直爽和热情,和显克维奇在华沙上流社会中接触过的一些自私、虚伪和保守的人相比,这些人使他感到更加亲近,他认为这才真正是一个“走向生活、希望生活和相信生活的世界。”

显克维奇对大自然有一种朴素的爱。他在任何自然环境中,都善于发现其中真、善和美的东西,他有时感到,如果自己的存在和自然合而为一,这才是最幸福的。当他看到尼亚加拉瀑布汹涌澎湃的激流时,他说:“在这中间有压抑,也有欢乐。这种欢乐总是在我忘却自己的短暂时刻,在我忘记了人生,而全神贯注于自然的时候就会产生。”(第四章)因此他认为他在加利福尼亚的华人中了解的佛教中的涅槃也不是什么虚幻的东西,而是大自然的存在:“涅槃是总的存在,个人的灭亡。一滴水落在海洋里,就和海洋连在一起了,它不再是一滴水,不再是某种单个的东西,可是它存在于总的存在之中。人类的‘我’也是一样,他会分散在涅槃里,他作为‘我’已不存在,他不知道有自己,简单地说,他不存在,但又存在于涅槃之中。”(《加利福尼亚的华人》)

显克维奇并不相信佛教关于人死后要上天堂或下地狱的神秘主义说教,他在这里把佛说成是一种泛神论,认为神即自然界,神存在于自然界的一切事务之中,没有超自然的主宰力量,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他在《书简》中,每对一种现象表示看法,总是把它归结到大自然那里去,他感到只有当他自己融合在大自然中,也就是全神贯注于大自然时,他才真正领略了大自然的真谛,感受了它无尽的伟力,从而忘记他过去在波兰和各种上流社会人物的交往和接触,摆脱那个他所厌恶的令人窒息的环境,来到了一个新鲜、自由和富于朝气的环境之中。

显克维奇虽然对他过去所处的环境表示不满,离开了波兰,来到了他所爱的自由天地,可是他又无时无刻不在怀念他的祖国和故乡。这种游子之心几乎每到一个地方都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十分真挚感人。如他在欧洲的旅途中,在德国多伊茨城停留时,看见那里的一座教堂,便想起他儿时在乡村教堂做晚祷,白发苍苍的牧师吟诵祷文、农民唱歌时的情景。当他乘船从加来来到英国东部沿海的一个港口,他又想起了自己的家里的壁炉、自己的写字台、墨水、吸墨纸,想起在朋友那里举行的晚会、社交、《华沙信使报》和书桌上的《每日新闻》,“一句话,想起了他的奉公守法的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第一章)。到美国后,显克维奇在许多地方,都曾触景生情地想到波兰此时的景象和季节;有时到了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就不由自主地以为自己在一个波兰的花园里。这一切,都表明他虽身在国外,但他和祖国在思想感情上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尤其是当他看到他的友人莫杰耶夫斯卡在美国演出的成功,感到无比激动。其所以这样,原因很多。首先,他看到莫杰耶夫斯卡用波兰语演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中的奥菲利娅这个角色在成千上万侨居美国的波兰人中引起了很大反响,大大唤起了他们的爱国思乡之情。“这些人在公共场所,很久,很久没有听到过祖国的语言了。因此毫不奇怪的是,他们听到这种语言后所表现的激动是难以形容的。多少珍贵的,可是已经淡忘的往事现在又活生生地显现在观众的面前。……人们听着听着,禁不住流下泪来。在静悄悄的剧院里,我们那声音嘹亮和纯洁的语言与那嘶哑的英语相比,就像天使的音乐,它笼攫了一切,它胜利了,它传遍了所有的地方,它征服了所有观众的心。”(利特沃斯自旧金山的来信)面对这种热烈的场面,作为一个爱国作家,怎能不感到由衷的高兴!再者显克维奇还目睹莫杰耶夫斯卡表演的成功,非同一般的成功,她确实轰动了美国。他深感她那场场爆满的演出和观众热烈的掌声、欢呼声,那献给她的数不清的花冠和花篮,那报刊上无数篇赞美她的文章,还有记者蜂拥而至的拜会、采访和美国各大城市剧院老板接连不断的预订合同,在美国任何一个著名艺术家都未曾享有过的。他为有这样一位友人和自己民族的艺术家而感到自豪,这种自豪感在《书简》的有关记载中,常常溢于言表:这些“对世界上的一切都最冷漠的美国观众”看了莫杰耶夫斯卡的表演后,竟感动得“号啕大哭起来”,他们“破天荒地请艺术家出来谢幕达十一次”。(海伦娜·莫杰耶夫斯卡夫人在旧金山英语舞台上的表演)一些报刊还说,“艺术家不仅是波兰的,她也是全世界的。”(海伦娜·莫杰耶夫斯卡夫人在旧金山英语舞台上的表演)

显克维奇的激动和自豪也不仅是因为莫杰耶夫斯卡个人获得了成功,更主要的是,他看到了她的卓越的表演给祖国波兰带来了荣誉,“这里的报刊已经明显地改变了对我们的看法,它们现在普遍注意到了斯拉夫民族的非凡的才能,它们提到了哥白尼,它们对我们表示了深深的敬意。”(《利特沃斯自旧金山的来信》)

尤其是显克维奇看到莫杰耶夫斯卡虽然受到美国人民的爱戴和敬仰,但她和他一样,仍处处表现了思念祖国之情,他被她的爱国心所感动,满怀深情地写道:“虽然她已经全身光彩无比,虽然荣誉,财产和百倍广阔的艺术前途就在她面前,她仍然说:‘我要写信给华沙,我以后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英国,也不管是在什么城市,都要用波兰语演奥菲利娅。’随后她还几乎眼泪汪汪地补充了一句:‘我一定要,一定要去华沙演出,哪怕我这一辈子只有一次。’向远渡重洋,给祖国带来了荣誉,在幸福和光荣中不忘自己的人的天才致敬。”(莫杰耶夫斯卡夫人在旧金山英语舞台上的表演)在作者的这些肺腑之言中,除了表现他对莫杰耶夫斯卡的崇敬外,不也充分表明了他对他的祖国波兰是热爱至深的吗!

从以上对《书简》的综述可以看到,它是作家从美国社会、历史和大自然等多方面的情况出发,进行广泛的采访和综合的研究,以宏观的表现及理论的升华,而铸成的一种报告文学兼政论的新的形式。它不仅在内容上表现了知识性、趣味性、文学性和哲理性兼而有之的特点,在形式上也是显克维奇的新的开拓,作者时而以坦诚的笔调表露激情,深深地打动着读者的心灵,时而以夹叙夹议的方式,道出人生的哲理,发人深省。因此这是一部很富独创的著作。此外,这部著作在一些细节的描写中,我们也可看到它的鲜明的艺术特色。例如写景,显克维奇每到一个地方,通过他对周围环境的细致观察,善于抓住其中的主要特点,给读者描绘出一幅幅绚丽多姿、形象逼真、很富于感染力的图画,如写大海,作者每次展现的画面都迥然不同。他在乘“日耳曼号”客轮横渡大西洋时,看到那在暴风雨袭击下的大海就像一头狂怒的野象,“它在喧闹,在咆哮,在翻滚,它向天空吐着泡沫,它和大气混为一团了,一句话,它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了。”(第二章)在这一概括性的描写中,作者只用了几个动词,就勾勒出了大海磅礴的气势。接着他又从自己乘坐的这艘船、大风、海水等方面细致地而又富于立体感地表现了这一极为动荡的场面:

船几乎不是在往前走,而是一上一下地从云端落入深渊,又从深渊升上了云端。除了天空、水、空气、旋风和它们的阴暗的背景乱七八糟地混杂在一起之外,别的什么都看不见。风有时像一把大锤在你的身上敲打,有时像钻子似的钻进你的皮肉,它在戏弄着海浪和轮船。雾气在空中飘游,形成了水珠,不时飘到了我的脸上。大团大团的海水冲到了甲板上,或者从甲板上飞了过去,落到了船的另一边。我必须尽全力地站稳脚跟,才能不被海水冲走。(第二章)

可是当轮船快要到岸时,就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桅杆后面飞来了一群群海鸥,一面尖声地叫着,一面在天空中翻着跟斗。我们遇到的船只也越来越多了,一些大的汽艇、帆船和渔船在一动也不动的透明的水镜上移动,镜中还留下了桅杆和风帆的倒影。在大洋中曾不断刮着的那种刺骨的寒风也全都消失了,我们的面孔开始吻着春天甜蜜和温暖的空气。(第二章)

作者通过这些很有特征的描写和准确的比喻,栩栩如生地展示了一幅使人感到安宁和愉悦的画面。和以上的图画形成鲜明的对比,也充分表现了他和其他旅客在和凶狂的海浪搏斗之后,此时此刻因为胜利地到达了目的地而产生的喜悦心境,产生了寓情于景的效果。

显克维奇在美国各地参观、游览在《书简》中也留下了许多美妙的风景画,其手法各异。不管作者是从自己的视角写景,还是从景物的角度写景,他都能准确地把握其中富于特征性的东西,因此他笔下的风景画的形象十分鲜明。请看他在乘火车从纽约去旧金山,途经安大略湖畔时一段景物的描写:

铁路总是靠着湖岸,有的地方近到湖水甚至可以冲洗到路基上来了。我这时从窗口往外望去,感到火车好像奔驰在湖面上。在那湛蓝的湖水和天空的衬托之下,时而映出一片白色的帆影,时而在远处,显现出从一只看不见的轮船的大口中吐出来的一缕灰色的烟丝。湖边有的地方,因为水退出了堤防,便形成了平坦的河滩。河滩上近水的地方,都有一些小小的房子,岸边的桩子上还拴着一些小船,它们在不停地摇晃,性急地拉扯着链索,企图挣脱身子,跑到远处的水面上去。(第四章)

这一幅幅蒙太奇式的画面,把读者的视线带到了这里,饶有兴味目睹这些变换着的湖边景色。可是作者在有的地方,也是带着感情色彩来写的,因而他的风景画就有更强的可感性。请看他对尼亚加拉瀑布的描写:

伊利湖的洪流通过一个血盆大口流到了安大略湖里,在它下落的时候,由于突然失去了底部,在两个地方就掉进了万丈深渊。第一眼看去,好像地面经受不起这样的重压和这股由于受惊而极端疯狂和野蛮的洪水的冲击。

这里的天空是阴沉沉的,又像被撕破了一样。云层被旋风吹赶得忽而聚在一起,忽而散开,仿佛一群群奔驰着的野马。四周围许多黑色的山岩被劈开了,现出一副凶恶的嘴脸。流水的轰隆声使你震耳欲聋。急劲的风将水点不断地吹来,抽打着人们的面孔。有时瀑布的下端,突然冲出一股云雾,遮住了眼前的一切,然后又消散了,这当儿你可以看见一团团的浪花,整个瀑布犹如在掌上了。(第四章)

天空、水、风和云雾都在急剧地运动,作者在描写它们的动作时,使用一些形象鲜明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如“血盆大口”“重压”“撕破”“野马”“凶恶的嘴脸”“震耳欲聋”“突然冲出”等,无疑有助于突现这里整个瀑布气势凶猛、令人生畏的场面,给读者留下难忘的印象。

在《书简》中,还可见到许多拟人化的景物描写,或者以景物为烘托,反映出作者和其他人物的性格、经历和思想感情的变化。

显克维奇在加利福尼亚,特别喜爱这里的野生动物,他在写这些动物的生活习性时,便情不自禁地赋予它们以人的喜怒哀乐,这比纯客观地描写,有更大的艺术感染力。如他在写蜂鸟的习性时,先形象地勾画出了它的小翅膀抖动得极为迅速的这一特性,接着把它比作一个孩子:“是所有的鸟的宠儿,因此谁也不敢欺侮它,只有丑陋的蜘蛛在暗中害它,可是这孩子和蜘蛛进行顽强的斗争,经常把它们打败。它并不比蝴蝶更加怕人,经常在人们头上飞旋。它生活得很快乐,在橙子叶上搭自己的窝,有吃、有喝,不用交税。它很富足,很自由、受到宠爱,也很幸福。”(第七章)

作者不仅喜爱它的个性,也很羡慕它的自由的生活,感到在人类社会中,有许多人并不具有这样的禀赋和生活条件,他虽没有直接表露他的这些感受,但他把他的思想情感倾注在他所喜爱的蜂鸟的描写中了。此外,《书简》中有的写景还往往是为了反映笼罩着周围环境的一种气氛,表现人物的个性。如显克维奇在圣安娜山中居住时,他对山林夜景的描写,就有这样的效果:

读者,你想想,这一簇簇血红的火焰映照着月光的空中散发着雨点般的火星。……你会听到石头走廊里有无数瀑布在轰隆隆地响着,远处还有由山和岩石形成的黑魆魆的、庄严雄伟的圆戏场,这个圆戏场在银色的月光照耀下,反显得更黑。坐在篝火旁的人们也给周围的景物增添了罗曼蒂克的魅力。你会说,他们是卡拉布里亚的强盗或平多斯的强盗。墨西哥人看起来比萨姆、卢丘什、约翰和普莱森特更野蛮。他们照印第安人的习惯,在篝火旁坐在一起,脸上同时现出了印第安人的严肃和西班牙人的骄傲表情。这种表情在他们破烂的、遮不住赤裸裸的膝盖和手肘的衣服的对照之下,显得尤其明显。(第十章)

还有一种情况是作者一面写景,一面抒发他对周围环境的感受,深入细致地表露自己的心理状态。这种写法在《书简》中例子很多,它们有时表现为他对他所见到的事物的看法,有时是他从他看到的景物中得出的联想,有时就是他一时的感受,这些感受无疑丰富了他写景的抒情色彩。

此外,他通过写景,有时还可引出一段触目惊心的历史,这种触景生情往往并非他个人生活中的某种感受,而是透露了他对社会问题的看法。比如他在纽约至旧金山经内华达州的途中,看到铁路两旁险峻的群山,于是想起这里曾发生过白人和印第安人的战争:

我想,人们对在月光照耀下的这片荒凉的野地连看都不愿去看的。这里的一切都显得死气沉沉:植物连影子都没有,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活着的生灵,岩石就像一具具死尸,周围像一大片坟地,有时甚至让人想起这是一个在死亡的梦幻中的国度,一个恶魔统治的国度。

……

在这个奇异的国度里,连地名都使人感到悲哀和可怕。例如火车右边这些阴森森的群山就叫战斗山。整个这一大片平地就是一个战场,白人和印第安人不久前还在这里打过仗。这里所有地名的产生都与一段痛苦的历史相关。一个熟悉这些地名的旅行家说过:“这里有人打死过一整马帮的拓荒者。那里一次就打死了十二个印第安人,有人还把印第安人窒息在洞穴里。”(第五章)

以上诸类手法各异的景物描写,在《书简》中不胜枚举,它们显示了作者的才华,证明他无时无刻不在悉心探索大自然的秘密以及它和人类的关系。当他看到了大自然中既有美也存在凶险的时候,他不是畏缩不前,而是感受到其中无穷的乐趣,因而这也促使他进一步地去发现自然的真谛。

《书简》在艺术上还善于运用各种诙谐的语言,以富于幽默感的场景来表现各种生活情趣。

显克维奇笔下的幽默表现形式很多。当他对他所遇到的某人某事有好感,但又觉得其中有某种可笑和有趣味的东西时,他对此人此事的描写不仅曲折生动,引人入胜,而且具有深邃的内涵。如他写自己和旅伴来到伦敦,在车站买了票后,发现自己要托运的行李已被侍役送上了火车,但是没有给他们开收条,显克维奇问了站上许多工作人员这是为何,谁都没有给予回答,他感到奇怪,认为这是倒了霉,他的一个旅伴还气愤地表示,如果他们当真倒了霉,那他的脚就不再踏进这个国家了。直到一个会德语的旅伴询问了一对了解英国习惯的男女,才明白这是一场误会。显克维奇要说明英国社会秩序好,行李在车站上托运后,无须开收条,谁都不会偷窃或冒领,可是他在这里的描写中,却绕了几个有趣的弯子,最后才说明了事实真相。

《书简》中表现的第二种幽默带有讽刺意味,但这种讽刺比较温和,显克维奇对他所描写的对象并无恶感,只是以逗趣的方式,造成一个活泼的场面。如他在从利物浦去纽约的轮船上,一次,船长由于沉着机智地驾驶轮船从冰山包围中脱了险,立了大功。旅客们在第二天吃饭时都举杯向船长表示致敬,还三呼万岁,但是这却使船长窘态百出:“这次祝酒使可敬的船长感到很突然,因为他这个时候嘴里正噙着一大块牛排,当他受了惊的理智懂得了这里所作的古希腊英雄的比喻和把他捧得很高之后,他必须把这块牛排咬碎,并且不惜一切代价把它吞下去。这个可怜的古希腊英雄一下子涨红了脸,眼珠也从眼窝里暴出来了,但牛排依然塞在他的喉咙里,最后他不得不满嘴食物地声明,说他很高兴,就像喝了一杯酒918693,他对所有聚集在这里的人表示感谢;因为这块牛排太硬,还向大家表示了道歉,他还说‘这些坏透了的厨子一定是喝醉了’等等,等等。”(第二章)

像这样的幽默在《书简》中很多。以下还可列举显克维奇带有更多讽刺的幽默,在一些噱头的描写中,反映了他对他所写的对象是很轻蔑的。显克维奇认为美国人的文化素养比欧洲知识阶层的人低,他瞧不起他们不懂音乐。在他去纽约的轮船上,美国旅客还举行过一次音乐会,他对这次音乐会,自始至终都是以讽刺笔调来描写的:

早晨六点钟,我们在船上举行了一次音乐会,天气很好,太阳红彤彤的火光,通过轮船厚厚的玻璃窗照了进来。一个大个子男人为音乐会作了开场白,他满脸喜气洋洋但又神情严肃地站在钢琴旁,说:“女士们和先生们918694你们一会儿就可听到举世闻名的艺术家之一:N 小姐918695的演奏了。如果你们至今没有听说过她,那只是因为她的谦逊和她的才华一样,都很伟大。美国以她而感到自豪,欧洲人却很嫉妒,因此我请大伙儿洗耳恭听。N 小姐918696演奏的是很著名的肖邦先生创作的一首练习曲。请听!请听!”

小姐918697坐在钢琴旁,把肖邦歪曲到了这个地步,以致我们波兰人实在觉得不堪入耳。随后就是雷鸣般的掌声,演讲的人站了起来,又说:

女士们先生们918698你们都知道,可恶的耗子给我们的粮食和箱子造成了多大的损害,现在是报复的时候了。这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M.夏利,他将以自己无与伦比的嗓音把这里的耗子统统吓走。我向你们保证,每一只耗子都会宁愿一百次地跳进大西洋的激流中去,而不愿听我们过一会儿将要为之赞叹的乐曲。”

一阵新的雷鸣般的掌声结束了我们的演说家的讲话。现在可以听到“欢迎!欢迎!”的叫喊声。M.夏利站在为他伴奏的小姐918699的身旁,开始唱着一首意大利歌曲:“啊!我的姑娘918700”如果是意大利人听了,肯定会得精神病,我很难描述盎格鲁—撒克逊族人是怎么缺乏音乐感的。在十几个男女歌唱家中,没有一个嗓门听起来不牙痛的。可是美国人却特别以他们自己和自己的才能感到自满,他们甚至带着一种傲气问我们,你们在欧洲听到过这样的东西吗?我也很坦率地告诉他们说,我在欧洲的确没有听过类似这样的东西。(第二章)

在这里,主持人言过其实的赞扬、观众盲目的捧场和演员们的拙劣表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者运用了许多生动而贴切的比喻,并穿插着他对此情此景所表示的态度,使场面显得十分活跃。《书简》中还有许多富有鲜明艺术特色的描写,读者在阅读中自有更多的体会。

我的这个译本是我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根据波兰华沙国家出版社1965年出版的《旅美书简》的波兰文原著直译过来的,译完后曾由老伴王砚修手写或用电脑打字誊清,但后来搁置了多年,今天能够得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支持出版,感到非常高兴。

译本中的注释,后面如果写了“原注”,那是波兰华沙国家出版社当年出版《旅美书简》的原著时,另请波兰专家加上去的。如果没有写“原注”,就是我的注释。

张振辉

201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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