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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减灾工作研究

ISBN:978-7-5161-4122-9

出版日期:2014-07

页数:239

字数:250.0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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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简介

自然灾害作为一种人类与自然界相互作用最为剧烈的现象,始终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甚至有“无灾不成年”之说,可见自然灾害之频繁。因此,历代统治者都把应对自然灾害作为一项重要国策,即荒政。据《周礼·地官·大司徒》记载,早在先秦时期,政治家们便提出了“散利、薄征、缓刑、弛力、舍禁”等十二条救济饥荒的政策或措施。而自然灾害救治是否得力,也成为王朝兴衰的晴雨表。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一些“盛世”时期,统治者大都十分重视救荒工作,“救民于水火”的议论连篇累牍,既有积极的防灾备荒,也有消极的临灾治标和灾后补救。尽管如此,频繁的自然灾害,还是给中国古代社会带来了巨大灾难,史书上“人相食”、“鬻子”、“白骨蔽野”等记载笔笔皆是,历次农民起义也大多与此相关。进入近代社会,人祸使得自然灾害愈发严重,“尽泽成国”、“赤地千里”等史不绝书,“一部中国近代史,也正是中国历史上灾荒最为频繁、最为严重的一段历史”。李文海:《历史并不遥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1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开辟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新纪元,扭转了抗灾不力的历史,做到了大灾无大荒,甩掉了“饥荒之中国”的帽子。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综合国力的大大提高,抗灾救灾工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但是,汶川地震等特大自然灾害的发生,时刻在提醒我们,自然灾害离我们并不遥远,自然灾害的发生率和破坏力并没有因为新政权的建立而有所敛迹。何以如此?这是由自然灾害的双重属性决定的。一方面,自然灾害具有自然属性,属于一种不可抗力,其发生首先是自然规律使然。新中国建立以来,党和政府在抗灾救灾方面力度很大,但囿于防灾意识的缺乏,自然环境遭受破坏的现象还不能杜绝,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和力度。另一方面,自然灾害又具有社会属性。恩格斯在批评自然主义的历史观时说道:“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9页。。作为一种自然现象,由“灾”变“害”,在大体相似的自然条件下,政治条件和社会环境不同,自然灾害的发生和后果会有很大差异。在现代社会里,雄厚的物质基础为提升救灾减灾效果提供了条件,但物质财富和人口的极大聚集,又使得因灾造成的损失有可能会更大。正因为如此,1949年以来,自然灾害仍以一定的频率和破坏力给当代社会造成了巨大损失,救灾减灾的任务依旧任重道远。作为历史学来说,应该在此过程中有所作为。实际上,荒政问题自古一直备受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是古代史学中经世致用的具体表现。作为当代史学工作者,应该继承这种重视灾荒记载和研究的优良传统。李文海先生说:“历史并不只是人类尘封的记忆,它生动地记录了过去,却同时以坚实的脚步与今天同行”。李文海:《历史并不遥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序言第3页。对于自然灾害历史来说,打开尘封的历史记录,有助于唤醒人们的记忆,增强人们对于自然的敬畏感和防灾减灾意识,且可以基于对历史脉络的把握,从救灾历史中汲取养料,提出对于今后救灾减灾工作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意见。当然,要实现这一目的,离不开一定的学术支撑,需要把自然灾害历史纳入到学术研究的范畴内。综观此领域的研究,有关中国古代、近代灾荒历史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在历史研究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长期以来,当代中国的救灾减灾历史,一直登不上学术研究的大雅之堂。对于历史学界来说,其“学术性”备受质疑;对于中共党史学界来说,囿于对党史范畴的传统认识,救灾减灾历史在内容上显得过于“另类”,不太被党史学界所接受。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以来,救灾减灾工作是其领导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社会,对于自然灾害的应急反应能力,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重要表现。作为危机的一种表现形态,自然灾害处理的好坏,关系到它到底会成为一种永久性的破坏,还是能够化“危”为“机”,转化为一种有利的机遇情境。近些年来,随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建设的日趋重视,环境史学的不断兴起和中共生态文明理念的提出,以及中国古代和近代灾荒史学的成熟,学术界对于自然灾害历史的关注开始出现后移,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抗灾救灾历史成为历史研究新的增长点,产生了一大批优质的研究成果。马克思曾经说过“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50页。关注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时期救灾减灾的历史,有助于拓展中共党史研究的范围,丰富中共党史研究的内容,推动中国党史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鉴于学术界的研究分布情况,本著作择取1978年作为课题研究的起点,重点关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救灾减灾的历史。马宗晋先生认为,研究中国的灾害史,可以从灾害理学、灾害工学和灾害律学三个方面着手。能力所限,本著作主要以灾害律学即广义的灾害管理为研究对象,以期在历史脉络的纵向梳理和救灾方针、政策、制度、措施等横向研究的基础上,为当前救灾减灾事业提供些许借鉴,并对丰富改革开放史和中共党史的研究贡献微薄的力量。不到之处,恳请各位专家、读者指正。蒋积伟2014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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