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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墓葬比较研究

ISBN:978-7-5161-8229-1

出版日期:2016-04

页数:323

字数:339.0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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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简介

刘绪

在商周考古的发掘资料中,墓葬的资料最为丰富,而且时代愈晚愈加突出,因而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也成为籍以探讨诸多问题的最佳选项。统观所有研究成果,按时代,分阶段研究是主流,即使有跨时代的比较研究,也属个案或局部问题。因此,对商周墓葬进行全面系统地跨时代比较研究遂成为学术之必须,可迄今为止,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仍很欠缺,《商周墓葬比较研究》一书,则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空白。

商周相继,王国维曾据文字与文献记载,得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於殷周之际”的结论,那么,商周墓葬方面究竟如何?其异同程度各有多大?其间的变化可称得上剧烈?对此,本书给予了比较系统的回答,虽不能说面面俱到,穷其所有,但至少揭破很多。尤其是二者的相异之处,或曰变化之处,即使放在更长时段内考察也是非常突出的,会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兹择其要者列举如下。

从商周两代墓葬类别上看,商代非正常死亡的墓葬比较多见,即书中所谓“异类葬”,其中属于人祭者,如见于灰坑、文化层中的人骨,专门的人头坑和无头肢体坑等。可一到西周时期,这类墓葬除在殷遗民聚居的成周偶有发现外,其它遗址基本不见。对于这类墓葬发生、发展和衰亡的轨迹,若进行长时段考察,就会发现它在龙山文化时期已经比较多见,如王城岗之乱葬坑,陶寺与石峁之人头坑等。经过发展,于商代晚期达到鼎盛,如殷墟大量人祭坑的存在,铜山邱湾的人祭遗存等。进入西周则极为罕见,可谓前后延续千余年便到此嘎然而止,变化不可谓不大。

与人祭相关的还有人殉,比较而言,人殉发生稍早且消亡略晚,但其流行期大体与人祭相当,商代也是其鼎盛时期。进入周代,虽依然存在,可在姬姓贵族墓中极为少见。对此,已有学者作过论述1578865,本书根据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又作了进一步阐释,强调了周王朝对人殉与人祭的态度。

在高级贵族夫妇墓墓位的排列上,商代行异地分离葬,周代则出现同地并列葬。前者如殷墟洹水之阳的西北岗商王陵,陵内数量最多的是有四条墓道的大墓,共8座,所有研究者都认为其属商王墓,至于陵区内其它4座单墓道和双墓道大墓,说法不一,有的也被推测为商王墓,有的被推测为夫人墓。即使全属夫人墓,其数量也不能与四墓道大墓匹配,更何况一位商王并非只有一位夫人,而且这4座单墓道和双墓道墓集中在东区。至少可以说,西区的7位商王(四墓道者)没有1位有夫人墓陪伴在侧。另外,位于洹水之阴的小屯5号墓,即被普遍认为是商王武丁夫人妇好之墓,亦远离商王陵。由于5号墓同出较多“司母辛”铭文的铜器和“妇好”铭文的铜器,故发掘者认为,妇好即司母辛,也就是甲骨文周祭祀谱中武丁的夫人“妣辛”1578866。在周祭祀谱中,武丁的夫人有三位,即妣辛、妣戊和妣癸,他们都曾被立为正后,而在周祭祀谱中首先被祭祀的就是“妣辛”1578867。因此,妣辛应该是武丁第一位正后。若小屯5号墓墓主确为武丁第一位正后妇好(妣辛),她死后不与武丁同葬一地,也可作为商王夫妇行异地分离葬的证明。

西周的王陵没有发现,周王夫妇的墓位如何排列不得而知。但西周诸侯国国君的墓地发现多处,有的可以肯定属夫妇同地并列而葬,如辛村卫侯墓、天马—曲村晋侯墓、叶家山曾侯墓、张家坡井叔墓等。仅次于诸侯一级的贵族墓,也存在夫妇并列而葬的现象,见于曲村、高青陈庄等墓地。到东周时期,这一现象更为普遍,而且夫人墓的数量有所增加,此后,夫妇同葬一地成为常制。可见,在高级贵族夫妇墓墓位的排列上,商与周区别明显,是周代把夫妇同葬一地的规矩确定下来,并为后代沿用。这一变化也是划时代的。

墓底设腰坑,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以来,到商代晚期亦步入高峰时期。迄今为止,在商文化分布范围内,凡贵族阶层之墓,几乎无一不设腰坑。到西周时期,虽然也有不少腰坑墓发现,但可以肯定属姬姓周人之贵族墓,则均不见腰坑。查目前各家所论之先周墓葬,也仅在碾子坡遗址发现1座腰坑墓。由此可知,以姬姓周人为主体的西土集团没有设置腰坑的传统习俗。

俯身葬在商代晚期也很多见,男性墓尤其如此。可到周代,俯身葬突然变得极为少见,特别是在姬姓周人墓中,基本不见。

商周墓之葬具虽未体现出多层次的等级差别,但商贵族以一椁一棺为常制,极少见一椁二棺,且极少见垫木。而西周贵族则以一椁二棺为常制,普遍使用垫木。

随葬品是墓葬研究中的主要内容,商周二代也有很大不同,可分两个方面说明。

一是葬俗方面。如在晚商时期的贵族墓葬中,流行用动物的完整腿骨随葬,这一习俗,西周也有发现,但不见于姬姓贵族墓中1578868,因此,它也不是姬姓周人的习俗。又如在晚商时期商文化分布范围内,墓中随葬的兵器极少见到被有意毁损者,可进入西周时期,毁兵现象在墓中非常普遍,甚至连殷遗最高等级的贵族墓——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也采用了毁兵之俗。据此可知,在关中以东周王朝新拓疆域内,毁兵可以作为商周二代的断代依据。

二是器用方面。对此,前人有过一些论述,如青铜礼器方面,郭宝钧先生提出了“重酒组合”与“重食组合”的不同。商周车马埋葬方面,吴晓筠博士有过详细论述1578869,总结了两时期的区别。本书在总结以往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发现在商代,不少器物无论在等级上还是地域上都有较强的同一性,酒器和车马器就是如此。相对而言,西周的同一性就较弱,这与周代的极度扩张和统治策略有关。此外,书中还对其它类别的葬品进行了跨时代比较,如乐器方面,晚商贵族墓常见编铙和石磬,而西周早期编铙少见(如殷遗长子口墓),出现编钟,不见石磬;兵器方面,晚商贵族多见铜钺,西周则比较少见,但出现了戟和剑。另外,晚商贵族墓少见随葬原始瓷器,西周贵族墓则比较多见。至于陶器组合,两时期也有不同,如晚商常见明器化的爵和觚,而西周不见这类器物,以鬲和罐为主。

当然,作为前后传承的两个王朝,二者相同之处也不少,青铜器就是最明显的一个方面,但由以上所列可知,商周墓葬确实存在很大区别,有些方面可以作为判定族属和时代的标准,甚至可以作为中华早期文明发生重大转折的标志,如上述人祭现象在西周的突然终结。由于这一特殊现象的演变轨迹基本与中华早期文明的发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相吻合,是中华早期文明阶段的特色之一,它反映了人群的分等,社会的分层。而其重大变化则发生于商周之际,是周王朝宣告了它的结束,说明周代在中华早期文明发展的道路上向前跨越了一大步。若仅就此而言,说中国墓葬制度之变革,“莫巨於商周之际”似不为过。

本书对商周墓葬的比较研究虽然涉及诸多方面,但有的方面仅是粗线条的,比如对随葬品的研究,需要进一步细化,这只好有待来日予以补充。此外,受现有考古资料的局限,有些比较研究尚难深入开展,如西周王陵和先周贵族墓都没有发现,无法从商周最高等级的墓葬辨其异同,别其制度;也无法较全面地了解先周与西周墓葬的传承关系。凡此,也有待考古材料的进一步完善。不过,有了既往的研究基础,作者定会随时关注新发现和新进展,并及时发表自己的看法,取得新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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