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完成一次写作，看着打印出来的一摞书稿，总有些唏嘘感叹。这次尤其不同。

从事研究工作将近30年，也以独立作者身份陆续出版了几本专著，但是总觉得缺些什么，离当时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时的学术理想有些距离。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长城学者和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工程资助计划，使我能够重新专注于基础理论的研究。回首过去4年多的写作时光，在编辑部的正常工作之余，读书、思考、交流和讨论，几乎在每个周末，都会在能够眺望长安街的办公室内一个人独处，回想起来也是一种愉悦的享受。而这种愉悦的享受，正是源自于对基础理论的兴趣，并且最终形成了此书稿。

2011年年底，我再次回到《世界经济》编辑部工作。与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在那里工作时的情况相比，刊物的主要作者变得更年轻了，论文的技术水平也得到了明显的提升。然而Hamermesh（2012）指出在国际顶级经济学刊物上发表论文的作者年龄有上升的趋势。这可能意味着在一定的学术积淀背景下提出问题，从而研究有意义的问题在研究过程中变得更加重要。在国内，由于中年学者与年轻学者之间在计量技术方面的差距还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年轻学者构成了纯学术论文的主要作者群。与此同时，在过去十多年中，国内学术研究出现的一个最明显变化就是从大题小做向小题大做的转变，因而在研究的科学性上有了长足进步，不过也带来了研究选题碎片化的倾向，或者论文仅仅证明了一些显而易见的结论。从现实问题出发，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以解决具体问题为目的却常常因为陷入对具体问题的研究而使研究视野受到限制，简约模型分析多而结构模型研究少。这些研究在技术上可能是严谨的，结论是量化的，但是难以给人一种理论逻辑的思辨享受。结果，这种感受就成了我写作本书的一个最初动力。

作为一名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出生、在改革开放伊始接受经济学教育、没有国外留学经历的学者，不论是在基础理论素养还是在研究方法训练上，我都没有任何优势。尽管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写书，但那时写作的主要动因是学习新知识后的兴奋和与人共享的冲动。即使有一些自己的体会和想法，也淹没在对大量文献的综述中，并没有真正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观点。应该说在那个时候，并没有认真地想过专著与论文的区别，常常是使用整整一本书的篇幅来论证本应该用论文来阐述的一个观点。

早在大学时代，当我学习马克思原著和孙冶方有关价值规律的论文时，就产生了建立一般理论体系的强烈冲动。但那时少年轻狂，所以写作过程实际变成了学习过程。我在1994年出版的第一本专著取名《金融过程的货币机制》，试图以货币定义中的连续光谱来说明金融市场对货币供给的内生影响，与近年流行的“社会融资规模”在初衷上有些接近，但是由于没有充分强调所研究问题的学术渊源，没有理论发展综述，也没有明确提出命题，更没有建立起形式化理论的支持，所以受到了不少在国外接受过正规经济学教育的好友直言不讳的批评。这也使得我在随后收敛起好高骛远的野心，专注于教科书的写作和教授基础理论课程，偶尔才关心一些对现实问题的研究。

但是，“著书立言，流布天下”应该是每一个学者的追求。言者，是为理念和学说，其与观点之区别至少应该有三点。首先是系统性：一个观点的提出可以仅仅是在对一个问题研究后给出的答案，而理念和学说的论证角度应该是系统的。这种系统性不仅体现在知识结构上，更应该体现在逻辑一致性上。其次是一般性：一个观点的应用范围常常是局限于对一个或一些具体问题的解释，而理念与学说的解释力则应具有普遍的适用性。最后是重要性：由于观点常常是针对具体问题的，因此并不强调其在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可能是工具主义方法论，而理念和学说的重要性恰恰在于它们在知识或认知体系中处于逻辑分析的起点，因而可以构成一个学派的理论硬核。这也是专著与论文的区别。一般而言，论文是以科学的方法发现或解释一个现象，而专著则应该是系统阐述一个基础性的理论理念，可能是一种上达功夫。

毫无疑问，对具体问题的研究由于研究对象常常是新现象和新问题，前人少有涉及。如果说研究此前没有人研究的问题就是创新的话，那么就很容易凸显创新性。但问题在于，这样的研究也许只能说是研究了新的问题，但是新问题并不一定就是值得研究的问题，老问题也不一定就是没有研究价值的。当然，在经过人类几千年的思想探索后，要再提出一些可以作为理论框架的研究硬核，从而真正达到“著书立言”可能就是难上加难了。

知易行难。本书的写作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合作是一个太多人研究过了的老问题。经典文献看的越多，我所受到的打击也就越大。因为最初自以为可能有些新意的理念到后来发现早有人讲得更透彻，分析得更深刻，甚至自己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些问题大师们也早有了深入的探讨。此时，我感受到了一些学术大师终生“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原因。作为“四个一批”工程人选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长城学者，我也感到了在为基础研究“十年磨一剑”而创造比较宽松的条件和环境背后所蕴含的更大的压力和更高的要求。

2013年夏，我有幸来到图拉，参观了托尔斯泰的故居。尽管他的斗室充满了那个时代多语种的古今名著，但是相比现在网络时代的信息量显然还是极其有限的。而正是对这些文献的研读并辅以他的人生体验，最终使得托翁写就一系列深刻洞察人性的传世巨著。这让我意识到文献选读和精读的重要性。而他在写作《安娜·卡列尼娜》时留下的5000多页手稿则说明，即使对于一个大文豪来说，精雕细刻地写作以追求表述准确性也显得绝对必要。想想之前我动辄几十万字的写作，常常一蹴而就，之后也就在校正时再通读两遍的学风实在令自己汗颜面壁。

因此，本书从酝酿写作时起，我就打定主意要将字数控制在20万字左右，精益求精。也许本书依然无法摆脱文献综述的色彩，相比此前唯一可能的进步也许就仅仅在于“著书立言”的意识更加明确了，并且力图使书稿中的每一句话都有明确的理念和结论指向，从而将逻辑贯穿于书中的每一个自然段和每一句话。提出一个理论硬核可能并不难，但是提出一个能够“立言”的理论硬核就非常难了。虽然理论硬核本身作为公理并不一定要求得到证明，不过要让人接受一个公理，有力的论证还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本书写作面临的两大难点首先是提出命题，然后是证明命题。如果说提出一个能够“立言”的理论硬核就已经很难了，那么论证并由此让人能够接受这个理论硬核就更难了。

就本书写作的具体过程来说，最初对不对称合作的研究直接起源于2011年我在《欧洲研究》发表的论文“主权债务危机与欧元区的不对称性”，而这一思想又更早地源自2009年我在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访问研究期间撰写的报告“A BBC Regime for Asian Financial Cooperation：Fundamentals and Feasibility”，并且在2013年出版的专著《区域经济一体化：基于区域债券市场的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表述。从2012年开始，我努力从区域合作与政策协调的下学提升到对合作一般理论的上达领悟。2013年全年以“我注六经”的学习态度，拓展文献领域，而到2014年的集中写作阶段则采取了“六经注我”的方式，力图对合作的一般理论给出一个详尽的阐述和论证。在2015年则主要对书稿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

还有一点应该指出的是，在过去30多年来，我在学术上总没有持之以恒的耐心，总是追求研究的新鲜感。第一本书关注的是货币经济学，之后是国际金融，再往后是公司融资、投资者保护和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但大体一直还徘徊在纯经济领域。不过，这次的步子迈得却大了一些，进入了国际关系领域，也用到了一些我一直感兴趣的历史知识。进入一个新的领域，使得我更兴奋，虽然恶补了一些经典著作和文献，但是最新的论文看的比较少，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浅薄的理解、误读，甚至还可能存在逻辑问题，还要请读者谅解和批判。

在这个意义上说，本书很难说有创新，顶多是归纳或重新阐述了一些常识。事实上，本书也并没有难以理解的地方，正所谓“吾言甚易知，甚易行”。但作为一种应该达到的知行合一境界，却唯恐“莫能知，莫能行”。本书作为我在学术研究中的一次新尝试，我在书中提出的观点可能还充满了谬误或漏洞，只能以“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聊以自慰，以“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权当自励。读者只要能够从本书中体会到一点点的新意，或者得到些许启发，并且有兴趣对合作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思考，甚至读者只要能看出我在“选题”和“立言”两个方面所作出的努力，我就心满意足了。

最后，我还要对周围关心我、帮助我、启发我和鼓励我完成本书写作的同事和朋友表示真心的感谢。事实上，本书的写作和修改不仅得益于宇燕兄的鼓励、文献推介以及几乎在每一个观点上不断地诘问和挑战，而且在长达4年的写作中，也不断得到大家的支持和帮助。任琳不断给我推荐了包括罗素和杰维斯在内的很多著作，还送给了我她自己的读书笔记，冯维江时时通过邮件送来最新的研究文献，徐进和李东燕也为我推荐了经典著作，下班后在办公室与袁正清的长谈，在霸州与朋友们的热烈讨论，引导我进入国际关系理论的新领域。来自师大附中老四班高中同学的关心与帮助让我尤其感到温暖，甚至有朋友听说我在进行合作研究也来交流职场的苦恼。所有这些都让我意识到本研究的重要性并且成了激励我完成本书的动力。当然，文责自负。

孙杰，1988年自北京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工作至今。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金融、货币经济学、公司金融和美国经济。曾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到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做访问研究员半年。独立出版专著四部、教科书两本，发表论文十数篇。中国社会科学院长城学者，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人选，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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