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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学视野下的《楚辞补注》研究

ISBN:978-7-5161-9140-8

出版日期:2016-10

页数:305

字数:274.0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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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简介

阐释学是一门对意义的理解和阐释的理论,它既是一种哲学,也是一种方法。鉴于“准确的经典注疏可以拿来当作解释的一种特殊的具体化”1875011,对经典注疏纳入阐释学的视角成为可能的和必要的。从《楚辞》的文本阐释来看,洪兴祖的《楚辞补注》是代表性的《楚辞》阐释性文献。因此,本书主要以中华书局2002年印刷的1983年版白化文等人的点校本《楚辞补注》为依据,在传统文献学的基础上,拓宽研究思路,从阐释学的角度对洪兴祖的《楚辞补注》进行研究,本书主要分为五章。

第一章的内容是洪兴祖阐释《楚辞》的动因。就文本阐释而言,任何阐释都依赖于阐释者的“先入之见”,这其中就包括阐释者个体的阐释动因。就洪兴祖阐释《楚辞》而言,他少时即得《楚辞》一书,浸润此书数十年,绝非偶然。探寻他阐释《楚辞》的动因,有四个方面:企慕屈原,欲优入圣域;感于时政,借古以讽今;壮志难伸,寄悲愤之情;不满旧注,补前贤不足。正因洪兴祖企慕屈原,才对以往“褒贬任声”的评价加以评析,并把屈原当作自己人格修炼和履行实践的目标,体现出“企贤入圣”之意,并将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且他耳濡目染了宋代的诸多乱象,受时代情势的激励,借补注《楚辞》阐发屈原来感发时人斗志。他还有感于自身与屈原相似的遭际,发愤以抒情,于作品中寄寓自己的悲愤之情。并鉴于王逸《楚辞章句》在流传过程中的疏漏与致误,才撰作了《楚辞补注》。

第二章的内容是洪兴祖“补注”的阐释体式。洪兴祖所作《楚辞补注》是现存最早的以“补注”形式出现的古籍阐释文献,“补注”一体的创设在阐释体式中属于发凡起例。洪兴祖创建并选定“补注”体式来阐释《楚辞》,绝非偶然,而是针对《楚辞》及《楚辞章句》的性质和特征,依据自己“补不足,发己意”的解释目的,凭借着解释学的传统,在“笺”体启示下创制和选择的结果。而分析他在阐释《楚辞》时列《释文》篇次、列逸注于前、增加序与注、附《考异》《释文》等具体的体例安排,及其今所见的散附后的具体训解补释体例,都可以发现“补注”重“补”的取向。

第三章的内容是洪氏《楚辞》阐释的“历史性”。任何阐释者都是带着其自身历史情境中的“历史性”来进行文本阐释的。洪兴祖的《楚辞》阐释也是蕴含着他个人思想倾向的创造性行为。此章主要通过对《楚辞补注》的文本分析,结合洪兴祖所处的历史情境,挖掘他在《楚辞》阐释中体现出的主体意识,管窥他以校雠为本的治学思想、趋多元化的哲学思想及其屈骚评论时的文学倾向。具体而言,发现他一生著述中,多部涉及校勘,且校勘时,广搜众本,态度极为严谨认真。且其哲学思想呈现多元化,以儒为主,涉及道家,受理学影响,也有对其他思想的接受,可谓兼收并蓄。而分析他阐释《楚辞》的具体文字,可以发现他对传统的楚辞比兴观多有突破,对楚辞的文体特征有一定认识,且在对《楚辞》中的神话进行阐释时,力图还原一些神话传说的历史原貌,其文艺思想虽仍隶属儒家,但体现出了屈骚评论的文学视角。

第四章的内容是《楚辞》三家注的阐释对比。王逸《楚辞章句》、洪兴祖《楚辞补注》与朱熹《楚辞集注》是《楚辞》阐释史上最重要的三个《楚辞》阐释文献,他们在阐释《楚辞》时,在文本态度、阐释方法、阐释尺度、阐释理据等方面都所有不同。其中王逸《楚辞章句》“依经立义”、重视考据、征引理据以经书为主,存在着汉学的阐释不足;朱熹《楚辞集注》则“以义裁之”、重视义理、依托的材料以经子为主,存在着宋学的阐释过度。而洪兴祖的《楚辞补注》既有对文本地位的尊重又有所突破,既重视训诂又兼及义理,在援引文献时广引四部,态度开明,洪兴祖的这种《楚辞》阐释,既未忽略文本客体对阐释行为的制约,又能适当融入自身的主体性,主客观融合使他对《楚辞》的阐释更为适中更为适度。

第五章的内容是屈洪同轨,视域相互融合。此章首先对屈原从“边缘情境”的视角加以解读,介绍了“边缘情境”及其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言明楚国的屈原因时代环境和个人际遇而遭受到现实困境,其困境带有强烈的“边缘情境”意味,而这种“边缘情境”与屈赋的创作和屈原之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然后阐明宋代洪兴祖与屈原有着类似的历史境遇,有着相同的人生轨迹,屈洪两人同轨,境域相融合,因两人境域融合,洪兴祖才对《楚辞》倍加关注并进行了阐发。而且正因为境域之融合,洪兴祖在阐释《楚辞》时,能使阐释者的视域与《楚辞》文本的视域之间达到有效融合,且这种视域融合的“视域融合度”较高,体现出其阐释《楚辞》时的真知灼见。

总体而言,洪兴祖的《楚辞补注》是再创造性的《楚辞》阐释性文本,洪兴祖在其明确的阐释动机的驱使下,以发凡起例的“补注”体对《楚辞》进行了有意识有目的的阐释,并在具体的阐释当中体现出他个人的“历史性”,他的《楚辞补注》相较于王逸的《楚辞章句》和朱熹的《楚辞集注》,阐释更为适中,且他与屈原的“同轨”使他作为阐释者的视域与《楚辞》文本的视域达到融合时,“视域融合度”较高,使其阐释不失为一种合理和有效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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