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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30年(1978-2008)

THIRTY YEARS OF STUDIES ON PHILOSOPHY IN CHINA

ISBN:978-7-5004-7216-2

出版日期:2008-09

页数:434

字数:479.0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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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所长 李景源

哲学的命运与时代的发展密切相关。改革开放30年,是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最辉煌的一页。《哲学研究》于1978年复刊,第一期刊登了邓小平同志委托发表的三篇文章,吹响了在历史观上拨乱反正的号角。紧接着展开了关于物质利益问题的讨论。随后又在5月11日开始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一马当先,万马奔腾。解放思想成为哲学各学科30年发展演变的最重要特征。1978年和1979年,先后召开过两次载入史册的会议,一次是西方哲学史学界召开的芜湖会议,一次是中国哲学史学界召开的太原会议。这两次会议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分析批判了苏联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的定义等教条主义的观点与方法,实事求是成为哲学各学科一致认同的立场和态度。有了解放思想,有了实事求是,才有了科学的学术研究,才有了学术的真正繁荣与发展,才有了学术主体的学术自觉。改革开放的30年,不仅是对内解放思想,而且是对外开放的30年,是中国哲学界重新睁眼看世界的新阶段、新时期。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发展理念已经出现根本转变,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式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现象,也是世界范围内的重要话题。哲学观念的更新、哲学研究主题的转换,不同学科的对话所出现的跨学科研究,将推动哲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新的发展时期,树立“中国特色”范式,对于推动哲学理论创新具有重要意义。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关于中国发展的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的新概念,贯通这三个概念的基本内核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毛泽东的“中国化”,到邓小平的“中国特色”,指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根本途径和根本指向,也是我们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的基本范式,树立“中国特色”范式,是推动哲学理论创新的必由之路。

一 提出“中国特色”研究范式的意义

“中国特色”概念的提出有一个历史过程,有各种表述形式,最常用的经典表述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互趋近是科学的理论和合理的实践的固有要求,它既表征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征,也应是其他理论和学问演进的内在原则。就哲学来说,一个世纪前,当哲学作为学科建制在中国出现以来,就提出了如何对待外国哲学、如何对待中国哲学的问题。当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艾思奇、毛泽东)明确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时,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先后提出了“中国的”与“在中国的”研究范式的区分。冯友兰曾以金岳霖为例指出,金岳霖的《论道》是地地道道的“中国的哲学”,而他的《知识论》和《逻辑》则是“在中国的哲学”。陈寅恪先生也提出搞中国学术“其真能在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些主张都体现了对当下中国的关怀。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提出“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的命题,目的是为了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毛泽东从端正马克思主义观的高度,提出要活的马克思主义,不要死的马克思主义;要香的马克思主义,不要臭的马克思主义;要具体的马克思主义,不要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其实质是说,学习外国的东西不应是对理论的消极的适应,尤其不能刻板地照搬,而要根据本国的条件活用其原则,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十五大报告对活的、具体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科学的界定,就是以革命和改革的具体实践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际运用,着眼于对现实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谈论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今实践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我们坚持社会主义,但一定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近胡锦涛同志在报告中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作为“十个结合”的第一条,是对上述论断的准确概括。如果说,“中国化”和“中国特色”在历史上主要理解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方针,这个命题在20世纪末又被自觉地提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那么,自从国外学者提出“北京共识”、“中国模式”概念并被作为重要研究课题之后,立足于“中国特色”范式来从事理论研究,应该成为当今中国学者的自觉选择。

二 “中国特色”范式的时代内涵

提出“中国特色”研究范式,既是近代以来学术史的经验总结,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的理论概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根本的经验之一,就是昭示人们做时代的思考者。说马克思主义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这一点与实践的特性有关。生活实践是理论的本体,它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历史水平上,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不在于它能超越历史条件,而在于它总是伴随历史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每到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实践的发展都会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课题提到人们的面前。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2280834时代课题是着眼点、立足点,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在理论和时代的互动中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同时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本身。

毛泽东多次指出,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还说,列宁说的、做的,有许多东西超过了马克思,我们的实践也超过了马克思。毛泽东号召全党对于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不能照抄照搬,而要大胆创造。邓小平认为,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解决任何问题都不能脱离历史条件。马克思去世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些新的历史条件是马克思和列宁不可能预见到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根据现时代的情况,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那种否认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就是割断历史,脱离时代,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他还多次讲过,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改革开放的理论与实践正是我们党对时代的新觉醒的产物。

时代是判定阶级、政党、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试金石。与时代的关系可以区分出不同理论的类型和结局。同样是面对民族危机,有的趋新,有的守旧,都与对历史时代的理解和把握有关。在历史的转折关头,能否与时俱进,是对一个政党、一个学者的最大考验。严复是中国引进西学第一人,他宣传进化论,打破了历史循环论;他批判了“中体西用论”,主张中国要进行全方位的改革;他率先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中国不变法则必亡!但到1915年,他却成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吹鼓手。维新派的头面人物康有为,在戊戌维新失败后,与时代潮流渐行渐远。李大钊说,时代不仁,演出新旧,戊戌时期的康有为,人们都嫌他太新,可是时代变了,能把他弄旧。章太炎是革命派中勇猛的骁将,早年他倡导“世道必进,后胜于今”。但后来如鲁迅所言,太炎先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

三 “中国特色”范式的民族内涵

一个国家的社会科学的发展,既具有时代性特征,又具有民族性特征。一般而言,自然科学及其成果更多地具有时代性和普适性,而哲学社会科学除了包含时代性特征而外,还更多地表现出民族特色。民族的主体性是民族文化历史演变“一以贯之”的中心,离开了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文化将失去生机和基础。文化的民族特性不是抽象的、先在的,而是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地建构起来的。所以,时代性和民族性不是二元对立的。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是哲学社会科学不断发展的重要特征。

能否处理好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决定一种理论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命运。任何进步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都具有时代性和区域性特征,但就其传播过程来看,人们往往注意它的时代性和普适性,而忽视它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特征,这是本本主义产生的认识论根源。冯友兰先生曾写过《别共殊》一文,提出向外国学习要区别共相和殊相,并认为特殊性的东西、民族性的东西是不可学的,也是学不到的;共性的东西是应该学的,也是能学到的。问题是如何科学地对待共性的东西,能否将共性的东西原封不动地模仿过来?毛泽东认为,只有一般的理论,不联系中国的实际,打不倒敌人。只有应用于中国实际,创造出新的东西,才是有力的武器。所以,毛泽东提出的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是古、今、中、外法,这四者的关系都直接与民族性有关。在毛泽东那里,“中国化”概念是基于实践的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是屁股坐在中国身上,一手伸向国外、一手伸向古代的古今中外综合创新的方法。

“中国特色”范式,不同于近代的“中体西用”模式,后者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学”上分中、西,又以中、西(国别或地域)分体、用,从根本上混淆了思维与存在、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实际上,“学”是指基本原理,在科学原理这个层面,中外是一样的。“中国特色”范式也不同于“中国本位”模式。如梁漱溟、叶青、陶希圣都在“中国本位”旗号下强调中国特殊性,他们所讲的“把握特殊性”的方法,是把特殊性绝对化,认为西欧社会发展是符合规律的,但中国演进不符合规律,中国是一般规律之外的特殊。他们提出中国特殊论,就是把普遍与特殊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目的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梁漱溟本人到延安后,与毛泽东长谈八次,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观点。陶希圣是坚持中国本位文化的主将,但他的人格却是分裂的,他一方面为蒋介石杜撰了“中国之命运”一书,一方面又干着损害民族利益的汉奸勾当。叶青也是把一般和特殊对立起来,他虽然无法否认一般规律,但又认为“一般之中有特殊”,“中国自己的道路是完全在一般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之外的”,企图用强调中国特殊性来对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中国本位”论与清末的“中体西用”论、五四前后的“保存国粹”论是一脉相承的,都割裂了普遍性和特殊性、时代性和民族性的关系。

“中国化”和“中国特色”范式的实质之一是结合论。所谓结合论是一般与个别的结合,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科学理论与民族特色的结合。毛泽东在《矛盾论》一文中提出“矛盾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问题,是辩证法的精髓”。毛泽东讲清了一般与个别、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既批判了绝对的“殊相说”,又批判了抽象的“共相说”。抽象共相说主张理在事外、理在事先,把普遍性的“理”变为脱离了特殊性的神化了的绝对,成为“全盘西化论”的哲学根据。

四 “中国特色”范式的实践内涵

在研究的道路上并没有一个现成的“中国特色”摆在那里,它也不是能随心所欲、轻而易举地就会建立起来的。从开辟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历程来看,“中国特色”范式的确立是一个长时间的探索和积淀的过程,它包括实践探索和理论探索两个方面。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是史无前例的,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新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的理论范式就是研究这一探索过程中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是对这一历史过程的实践经验的理性反思。

“中国特色”的另一层内涵是实践特色。马克思认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的需要就是实践发展的需要,是历史实践所蕴含的时代诉求。梁启超持有与马克思相类似的看法,他在谈到学术与社会需要的关系时指出:“凡一学术之兴,一面须有相当之历史,一面又乘特殊之机运。”他所说的特殊机运,也是指特定历史时代的需要,即一个国家或民族历史实践所提供的时代机缘。所以,所谓中国特色,也就是理论所反映的特定历史时代的实践特色。

众所周知,实践本身具有普遍性和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实践的普遍性不仅使它有资格成为人们从事认识和理论创造的基础,而且使它成为人们思维的逻辑和研究方法的发生地。严复曾把逻辑称为“万法之法”,但正如黑格尔所说的,思维的逻辑正是源于人们历史实践逻辑的格。实践的直接现实性使实践总是具有具体历史性和个别性,并决定人们的认识及其成果具有历史性和相对性,使理论只有不断地回到实践,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实践成为科学认识永远无法舍弃的根基,无论人们承认与否,其认识过程及其成果的大小,总是受到实践发展程度及其历史性的制约。

实践固有的普遍性与历史性的特点,使人们的认识总是一般与个别的统一、科学与价值的统一、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在民族史向世界史转变以后,实践又成为认识的世界性和民族性统一的基础。实践对认识的双重制约性并不是自明的,近代以来,思想界不断发生关于共性与个性、事实与价值以及文化的中西体用之争,争论各方皆因为脱离或无视历史实践二重性的本质要求而止步于纸上谈兵、各执一端,对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大业毫无助益。

实践还是理论研究克服教条主义、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原则的基础。只有着眼于实践,才能真正解决割裂共性与个性、逻辑与历史的教条主义痼疾。从哲学上看,教条主义思维方法就是本质主义和逻辑中心主义的方法。本质主义主张本质先于存在,理论先于实际,逻辑推衍决定历史关系事实。王夫之把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概括为“有因事以求理,无立一理以限事”。教条主义否定实事求是的原则,主张理在事先、主张用“理”限“事”。在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问题时,总是从抽象的理论和定义出发,用理论剪裁现实、割裂理论与实践的本原关系。因此,只有立足于实践,才能真正破除虚化现实和虚无历史的教条主义,实现理论与现实、逻辑与历史的辩证统一,使理论研究和创新达到既立足于国情又着眼于时代,既自觉借鉴中外又善于独立思考的学术境界。

五 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

“中国特色”是个综合性概念,对其既不能望文生义,也不能作形而上学的简单化理解,即把它理解为脱离普遍的特殊主义和经验主义。它是以创造性思维方式对待外来思想文化的哲学表达,即以理论与实际、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的角度对待一切外来理论,提出“中国特色”的实质就是强调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中,创造出中国独特的新东西。

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是强调“中国特色”的本质要求。它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学习外国一定要以中国的实际需要为中心,以解决中国问题为中心。立足于本国的实际来吸收外国的东西,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他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说:“研究中国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做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毛泽东的上述论断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基本原理各国都是相同的,“‘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要把根本道理讲清楚;基本原理,西洋的也要学”。但在价值取向上,“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学习外国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快一点把中国的东西搞好”,要以外国为参照,来研究中国的东西,“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上述论述表明,能否从“中国化”范式出发对待社会科学理论,能否以“创造出中国独特的新东西”为立足点,是能否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科学理论的首要环节。

能否正确把握一般和特殊的关系,成为能否实现理论与实际相统一,以及能否创造出独特的新东西的关键。从古希腊哲学起,“一”和“多”的关系问题就是哲学探讨的主要命题,恩格斯曾提出近代以来欧洲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是“一”和“多”关系的特殊表现。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史的基本问题是一般与特殊、共相与殊相的关系问题。这几种见解是可以相通的,共相与殊相的关系也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在理论与实践活动中的集中表现。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批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割裂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时指出,正确处理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是辩证法的精髓。提出“中国特色”范式,既要反对抽象地站在普遍主义立场,也要反对抽象地站在特殊主义立场,而要主张普遍与特殊具体历史的统一。之所以提出克服抽象的普遍主义和抽象的逻辑主义的问题,是因为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抽象的逻辑主义思潮此起彼伏,而逻辑主义是很难与抽象的本质主义划清界限的。

赋予一般的理论以时代内涵和独特的民族内涵,是理论创新的根本特征。在当前,突破纯逻辑主义的抽象共相方法,具有紧迫的意义。共性与个性、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就是毛泽东反复强调的“全面历史的方法”,它是走进文本、实现对文本的内在理解的根本保证。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所谓“全面历史的方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即弄清楚文本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针对何种问题以及是如何理解和解决该问题的。这种内在的理解所把握的不是抽象的词句,而是基本理论和概念的实质内容,是贯穿理论文本的精髓和灵魂,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具体把握理论是包容历史规定性和地域性的普遍,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毛泽东说,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各个国家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小的原则和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方面是有不同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我们要学习的是那些具有普遍性的东西,而不能照搬那些民族性的东西。另一方面,全面的历史的方法也是我们走出文本、突破逻辑主义、本质主义的局限,实现理论创新的方法。很显然,对文本进行具体历史的分析,实现对理论文本内在理解的过程,就是从哲学层面把握它的普适性和地域性、共性和个性内容及其关系的过程,也是把握它的立场与方法的过程。理论本身是有生命的,只有阉割了理论的生命才使它成为僵死的教条。什么是理论的生命?就是理论所蕴含的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书本上的词句是理论的躯壳,如果只在词句上兜圈子,不真正走进文本感受到理论的生命和洞见,其结果只能在别人的话语中转来转去,就无法达到裁断必出于己的创新境界。理论创新不是词汇的嫁接和翻转,而是对体现时代性和民族性实践历程的自觉和理论升华。理论创新是赋予原有理论以生命的过程,是破除人们因教条化理解而强加于其上的主观覆盖物,还理论以本真面目的过程,因而是一种新观念的创生。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用一个“新”字,不仅包容了严复、梁启超的“新民”思想,而且充分肯定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阐明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把共产党的伟大理想与历史时代的诉求统一起来,用革命发展阶段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建立起了中国式的民主革命理论体系,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实现了近一个世纪志士仁人救亡图存探索的历史性飞跃。真正的理论创造不是用词句束缚理论的生命,而是依据新的实践为它注入源头活水。邓小平遵循毛泽东的思路,依据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新中国成立近30年建设社会主义的正反两方面的基本经验,在理论上拨乱反正,破除后人脱离历史实际附加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种种错误观念,形成了在初级阶段如何坚持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总体理念。邓小平提出的“不断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以及“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等崭新概念,从历史观的高度解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课题,并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加以概括,为新时期形成新的理论体系提供了逻辑起点和理论内核。从科学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没有脱离普遍,又建立起了中国自己的理论。由此可见,“中国特色”思维范式是实现理论创新的真实道路。

研究范式是总观念、总开关。“中国化”和“中国特色”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对毛泽东思想三个基本点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集中概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也是我们构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创立中国学派的核心理念。

在纪念我国改革开放30年之际,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组织编写《中国哲学30年( 1978—2008)》一书,旨在对30年来我国哲学各学科基础研究的状况做一粗略的描述,对各学科学术热点问题的讨论做一大概的回顾,对各学科理论研究的突破与创新做一简要的评述,简言之,要对哲学各学科30年的发展做一大致的盘点。我们的目的不只是要对哲学各学科30年的发展进行阶段性的总结,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昭示,作为时代精神之精华的哲学的发展,与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和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息息相关,我国哲学未来的发展也必须深刻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只有紧扣时代发展的主题,哲学才能有大的发展、大的进步,哲学工作者才能做出无愧于时代的成绩。

本书共设十一章。各章执笔人分别为崔唯航(第一章,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毕芙蓉(第二章,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张志强等(第三章,中国哲学史)、周晓亮等(第四章,西方哲学史)、李剑(第五章,现代外国哲学)、孙晶等(第六章,东方哲学)、刘悦笛(第七章,美学)、夏素敏(第八章,逻辑学)、杨通进(第九章,伦理学)、段伟文(第十章,科技哲学)、霍桂桓(第十一章,文化哲学)。由于本书所涉内容时间跨度大、学科领域多,难免有疏漏甚至错误的地方,恳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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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景源,王伟光.中国哲学30年(1978-2008)[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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