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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劳动分工的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研究

ISBN:978-7-5161-4055-0

出版日期:2014-03

页数: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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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简介

本研究基于劳动分工理论,在综合国内外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决定的数量模型,探索了制约农村金融发展的决定因素;然后从农村金融发展的“水平差异、功能差异、机构差异和环境差异”四个维度揭示了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特征。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Durbin面板模型和夏普利值分解法计量分析了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差异的原因,建立了基于“门槛效应”与风险约束的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差异的调控模型,从水平视角和功能视角探究了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差异的调控战略,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内容提要如下。

一 研究结论

1.在分工视角下,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主要取决于农村商品交易效率、农村金融交易效率、投资品的生产弹性系数、农民个体受教育水平、区域整体教育发展水平和恩格尔系数。本研究对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决定问题进行了理论回顾,发现已有研究对金融发展水平的决定问题还停留在金融与经济关系的层面上,认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决定于经济发展水平。但经济发展水平本身是一个内生变量,用经济发展水平来解释金融发展水平显得过于笼统。基于现有的农村金融发展理论,我们对农村金融发展差异的认识无法深入,在制定相关金融发展政策时也缺乏一个有效的切入点。主流的农村金融发展理论研究者还没有明确建立起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决定模型,牵引农村金融发展的内在动力与制约因素依然还处于“黑箱”之中。同时,现有理论在农村金融发展问题上也没有考虑农村金融的劳动分工功能。基于此,本研究通过超边际分析,建立了一个基于劳动分工,涵盖教育、农村投资动力的农村金融发展模型。理论模型表明,从劳动分工的视角来看,农村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受到学习成本、投资品的生产弹性系数、投资品生产的专业化经济程度、投资动力因子、商品交易效率、金融(银行信贷市场)交易效率、主观贴现率七个因素的影响。这七个因素又可以归结为六个要素:农村商品交易效率、农村金融交易效率、投资品的生产弹性系数、农民个体受教育水平、区域整体教育发展水平和恩格尔系数。

2.现有度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方法存在多种缺陷,“5指标+1因子”的复合度量体系是一种更科学的度量方法。现在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度量方法至少存在四个方面的缺陷:一是无法体现农村金融对农业经济中数量最大的经济主体“农户”和直接生产者“农民”的金融支持情况;二是无法体现农村金融对农业经济中最重要的产业“农业”的金融支持情况;三是无法反映农村金融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四是没有考虑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农村金融的需求特征。因此,一刀切的度量指标存在不科学性。从农村金融高效、可持续地为农业经济发展服务的功能出发,综合考虑农村金融发展的渗透度、方向性和可持续性,建立“三位一体”的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度量体系是解决以上四大问题的关键。农村金融的渗透度可用农民人均贷款与地区人均贷款之比和获得贷款农户数与总农户的比例两个指标来反映;农村金融的方向性可用农业贷款与农业GDP之比和农民人均小企业贷款与地区人均贷款之比来反映;可持续发展能力和贷款质量可用良好贷款比例来反映。这样一共有五个指标。考虑不同地区农业发展情况和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农村金融的需求有差异,同时考虑到农业大省可能存在的更多的政策性金融,在以上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加一个校正因子。由于这些政策因素和需求差异因素与农业在地区经济中的份额正相关,因此校正因子是农业增加值和地区生产总值之比的函数。对此本研究进行了实证研究,基于2006—2010年各省(市、区)的面板数据,通过粗糙集方法,得到农业贷款与农业GDP之比、农民人均小企业贷款与人均贷款之比、人均农民贷款与人均贷款之比、获得贷款农户比例、良好贷款率的权重分别是0.23、0.16、0.24、0.14和0.22。五个指标都显著大于0,说明五个指标在评价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时都很重要,不能相互代替。在面板模型中,农业GDP与GDP之比的系数为1.1170,在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农业发展与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确实对农村金融需求产生了冲击。工业化进程滞后的地区,农村金融的需求面更大,农村政策性金融的作用也可能更明显。

3.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平均水平在上升,但各地区依然存在较大差异,不过差异有缩小的趋势。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平均水平在上升。2006年,全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均值为1.9375,处于差等级水平,而在2010年,全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均值提升至2.3873,增长了23.22%,年均增长4.26%。但各地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2010年,只有浙江省农村金融发展处于优等发展水平之列,其得分最高,为3.6252分。宁夏回族自治区、江苏省、上海市、山东省、甘肃省、山西省、江西省、贵州省、云南省和陕西省10个省(市、区)农村金融发展处于良好发展水平。另有17个省(市、区)农村金融发展处于中等级发展水平。而重庆市、湖北省和海南省得分分别为1.9434、1.9098和1.4379分,低于2,其农村金融发展处于差等级发展水平。可喜的是,各地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差距有缩小的趋势,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平均每年以2%的速度减少。反映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五个单项指标中有四个指标显示区域差异扩大,只有一个指标显示区域差异缩小,而综合评价的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却呈现出总体差异缩小。主要原因在于综合评价时加入了校正因子,去除了农业发展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这说明各地区农村金融发展单项指标所存在的差异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各地区的发展阶段引起的。

4.农村金融对农业经济的作用具有“门槛效应”,在农村金融发展落后的地区,农村金融对农业经济不具有促进作用。农村金融显著地促进了农业经济增长,并具有“双门槛效应”。在不考虑门槛效应的条件下,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每提高1%,第一产业增加值会提高0.1602%。当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在2.1355以下时,农村金融对农业经济增长不存在促进作用甚至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其可能的原因是,在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更多的是生活性金融而不是生产性金融,金融资本很难进入农业生产领域。当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处于2.1355<RF<2.7674时,农村金融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得到了显现,但效果并不明显。当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超过2.7674时,农村金融发展显著地促进了农业经济增长,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每提高1%,第一产业增加值会提高0.1936%。农村金融显著地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收入增长具有“单门槛效应”。在不考虑“门槛效应”的条件下,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每提高1%,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会提高0.2314%,城乡收入比会缩小0.0334%。当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在2.1355以下时,农村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作用不显著。当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大于2.1355时,农村金融发展显著地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每提高1%,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会提高0.2479%。农村金融显著地促进了农村消费增长,并具有“双门槛效应”。在不考虑“门槛效应”的条件下,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每提高1%,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会提高0.2131%。当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在2.1355以下时,农村金融对农村消费增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作用不显著。当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大于2.1355且小于2.5674时,农村金融发展已经显著地促进了农村消费增长,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每提高1%,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会提高0.1402%。当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大于2.5674时,农村金融发展更加显著地促进了农村消费增长,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每提高1%,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会提高0.2025%。

5.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效率还有大约30%的提升空间,同时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及时间波动性,总体上呈现东高西低的态势。从平均水平来看,31个省(市、区)平均的可变规模效率为0.7700,平均的规模效率为0.9013,平均的不变规模效率为0.6940。整体上农村金融功能的实现情况存在着低效率,农村金融发展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效率还有大约30%的提升空间。从分地区的不变规模效率情况来看,上海市、河南省和广东省的效率值为1,达到了效率最好的状态,而山西省、宁夏回族自治区、云南省、贵州省、西藏自治区、陕西省和甘肃省的不变规模效率值低于0.5,处于不变规模效率最差的状态。31个省(市、区)不变规模效率的Gini系数、GE0和GE1分别为0.1503、0.0365 和0.0350。差异总体还是比较大的。从东、中、西部的视角来看,东部地区不变规模效率均值为0.8576,而中部地区为0.7274,西部地区为0.5326。西部地区农村金融功能实现的程度最差,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小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中部地区农村金融功能的实现程度又低于东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促进农业经济增长效率的变动也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和波动性。从全要素生产率来看,2006—2010年,吉林省和北京市农村金融全要素生产率年均提高了10%以上,陕西省、安徽省和重庆市年均提高了5%以上。而辽宁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江苏省、浙江省、贵州省、内蒙古自治区、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江西省和广东省农村金融全要素生产率在2006—2010年没有得到提高。农村金融全要素生产率的GINI系数、GE0和GE1分别是0.0198、0.0006和0.0006,总体上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从农村金融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环比增长情况来看,各地区农村金融发展促进农业经济增长效率的变动存在明显的波动性差异,2007—2010年,只有山东省和重庆市每年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大于1,说明其农村金融发展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效率在逐年提升。而有10个省(市、区)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一次向下的波动,有12个省(市、区)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二次向下的波动,有7个省(市、区——产生了大三次向下的波动,农村金融效率的提升总体上存在不稳定性。

6.农村金融机构数量分布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并呈现“东多西少”“县域多乡镇少”的状态。从营业网点看,2010年东部地区最多,有53402家;其次是中部地区42486家;最后是西部地区40850家。从有贷款功能营业网点数看,2010年东部地区最多,有33317家;其次是西部地区,有31663家;最后是中部地区,有29920家。从从业人员总数看,2010年东部地区最多,有642203人,每万人乡村人口拥有农村金融从业人员23人;其次是中部地区,有477854人,每万人乡村人口拥有农村金融从业人员17人,西部地区排在最后,2010年有424730人,每万人乡村人口拥有农村金融从业人员16人。从农村金融机构营业网点平均从业人数来看,东部地区居第一位,2010年,东部地区平均每个营业网点从业人数为12.24人;其次是中部地区,为11.48人;而西部地区只有9.94人。东部地区规模化优势更明显。不同类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分布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各类机构在西部地区布局偏少。2010年,东部地区中国农业银行的营业网点数最多,有9932家;其次是西部地区,2010年有营业机构数6802家;最后是中部地区,有6164家。2010年,农村商业银行营业网点数最多的是东部地区,有3614家;其次是西部地区,有2559家;最后是中部地区,有1501家。2010年,农业发展银行在中部地区的营业网点数最多,有731家;居第二位的是东部地区,有683家;最后是西部地区,只有666家。2010年,中部地区农村信用社有营业网点数19708家,居首位;其次是东部地区,为18901家;最后是西部地区,有18335家。2010年,东部地区邮政储蓄机构的营业网点数居首位,有13954家;其次是中部地区,有网点数12181家;居第三位的是西部地区,有10322家。2010年,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法人机构数最多的是东部地区,有147家,然后是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均有118家。农村金融机构倾向于布局在县城。从对东部地区的浙江省安吉县、中部地区的湖北省保康县、西部地区的重庆市丰都县的调查结果来看,2006—2010年,三个县县城的农村金融机构营业网点数增加了15个,而乡镇却减少了8个;县城的有贷款功能的营业网点数增加了16个,而乡镇却只增加6个;县城的农村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增加了732人,而乡镇却减少了338人。

7.中国农村金融运行环境整体有明显改善,但也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2010年,全国企业总户数与人口之比为0.0083户/人,各地区企业总户数与地区人口比值的Gini、GE0和GE1分别为0.4531、0.3621和0.3977;全国个体工商户数与地区人口比值2010年为0.0256户/人,其Gini系数、GE0和GE1分别为0.1658、0.0203和0.0198;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之比2010年为0.4863,各地区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之比总体上差异较大,且差异有增加的趋势;2010年良好贷款比例的Gini系数、GE0 和GE1分别为0.2417、0.0508和0.0425,在2006年的基础上分别增加了9.4%、15.95%和16.97%。地区交通条件在不断改善,但地区差异较大。2010年,各地区公路密度为0.8035公里/平方公里,其GE0和GE1分别为0.1252和0.0857;各地区铁路密度2010年为0.0208公里/平方公里,其Gini系数、GE0和GE1分别为0.3971、0.1619和0.1301。各地区农村生产性投资不断提高,但地区差异大,且差异有扩大的趋势。2006年,各地农村居民家庭年末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为8458元/户,2010年上升至11887元/户,增长了40.55%,其Gini系数、GE0和GE1分别为0.3013t0.0733和0.0663;各地农村居民家庭年末生产性农业固定资产原值2006年为6142元/户,2010年上升至8455元/户,增长了37.68%,其Gini系数、GE0和GE1分别为0.3529、0.0939和0.0923。各地区农村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但低于城乡平均水平13%,且呈现明显的地区差异。全国农村受教育年限2006年为7.8601年,2010年上升至8.1614年。2010年北京、上海、河北农村受教育年限居前三位,分别为10.3860年、9.9180年、9.0330年。而宁夏、青海、西藏居后三位,其农村受教育年限分别为6.8190年、6.2220年、3.2640年。

8.教育水平的差异是导致省(市、区)农村金融发展差异的第一大因素,贡献率为55.31%。本研究基于农村金融发展决定的理论模型,运用双状态的空间Durbin模型,估计了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所决定的数量估计式。然后运用夏普利值分解法,计量分析了导致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差异的主要因素的贡献。研究发现,在双状态的空间Durbin模型中,教育水平(农民个体受教育水平和区域整体教育发展水平之积)的回归系数为0.0212,在5%的显著水平上通过,说明教育水平对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006—2010年,教育水平对农村金融发展差异每年的贡献排名居第一位,平均贡献率为55.31%。从趋势来看,其贡献度有逐渐减弱的态势。2010年,教育水平对农村金融发展差异的贡献率为54.09%,为最低值。教育水平对农村金融发展差异的高贡献,与理论模型的结论是一致的,因为教育水平的提高不仅可以降低学习成本,同时还可以提高投资品生产的专业化经济程度。从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中国农村教育经费长期的地区解决模式,导致落后地区教育基础设施落后,城乡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从而放大了教育水平差异在农村金融发展差异中的贡献。

9.空间因素是导致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第二大因素,对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总贡献为27.61%。在双状态的空间Durbin模型中,西部地区的自回归系数δ1为0.2187,在5%的水平上显著,西部地区各省(市、区)之间农村金融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正向溢出效应。而东部及中部地区自回归系数δ2为0.3765,在1%的水平上显著,东部及中部地区各省(市、区)之间农村金融发展也存在显著的空间正向溢出效应。而且这种效应高于西部地区,说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各省(市、区)之间空间关联作用更强。W* k2的回归系数为- 3898.7550,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农村金融交易效率k2也具有显著的空间影响。由于其回归系数为负,说明农村金融交易效率高的地区,对周边相邻地区的农村金融发展具有负面影响。其可能的原因是,金融具有嫌贫爱富的本性,农村金融体系发达的地区,对周边地区会产生金融吸附效应。2006—2010年,东部及中部地区的空间自回归影响对农村金融发展差异的平均贡献率为27.08%;农村金融交易效率的空间影响对农村金融发展差异的平均贡献率为11.31%。而西部地区的空间自回归影响对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有显著的缩小作用。2006—2010年,其平均贡献率为-10.78%。从趋势来看,西部地区空间自回归影响对差异缩小的作用还有逐渐增强的态势。整体上,空间因素对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总贡献为27.61%。

10.农村商品交易效率、农村恩格尔系数和农村金融交易效率对农村金融发展差异具有重要影响。在双状态的空间Durbin模型中,农村商品交易效率和农村金融交易效率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983和3204.1441,并分别在5%的显著水平和1%的显著水平上通过,说明农村商品交易效率和农村金融交易效率对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作用体现在交易效率的提高降低了分工的交易成本,促进了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上。农村恩格尔系数的回归系数为-0.0092,在5%的显著水平上通过,说明农村恩格尔系数对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农村恩格尔系数越高,农民投资约束越强,投资动力越弱,则分工水平越低,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越低。农村商品交易效率是导致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第三大贡献因素。2006—2010年,平均贡献率为18.34%。从趋势来看,其贡献度有逐渐增强的态势。说明农村交通基础设施依然是制约农村分工与农村金融发展的重要因素。导致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第四大贡献因素是反映投资动力的恩格尔系数。2006—2010年,平均贡献率为8.26%。从趋势来看,其贡献度有逐渐减弱的态势。导致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第五大贡献因素是农村金融交易效率。从直接贡献来看,对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具有缩小的作用,2006—2010年,其平均贡献率为-8.27%。这主要原因是,在此期间,随着农村金融改革的深度推进,落后地区的农村金融机构效果得到体现,各省(市、区)农村金融交易效率在走向收敛。但农村金融交易效率的空间影响却有扩大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作用。2006—2010年,其平均贡献率为11.31%。说明农村金融体系发达的地区,对周边地区产生了明显的金融吸附效应,对农村金融体系不发达地区产生了金融挤出作用。正负作用相抵,2006—2010年,农村金融交易效率对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平均贡献度为1.81%。

二 研究创新

1.运用超边际分析,建立了一个基于劳动分工、涵盖教育、农村投资动力的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决定模型,深化了对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决定因素的认识。现有研究对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决定问题还停留在金融与经济关系的层面上,认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决定于经济发展水平。但经济发展水平本身是一个内生变量,用经济发展水平来解释金融发展水平显得过于笼统。本研究运用超边际分析,建立了一个基于劳动分工、涵盖教育、农村投资动力的农村金融发展模型。理论模型表明,从劳动分工的视角来看,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主要取决于农村商品交易效率、农村金融交易效率、投资品的生产弹性系数、农民个体受教育水平、区域整体教育发展水平和恩格尔系数。

2.从农村金融的使命与功能出发,综合考虑农村金融发展的渗透度、方向性和可持续性,建立了“三位一体”、“5指标+1因子”的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复合度量体系,弥补了现有度量四个方面的不足,为正确评估各地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提供了依据。5指标分别是农民人均贷款与地区人均贷款之比、获得贷款农户数与总农户的比例、农业贷款与农业GDP之比、农民人均小企业贷款与地区人均贷款之比、良好贷款比例。考虑到不同地区农业发展情况和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农村金融的需求有差异,同时考虑到农业大省可能存在的更多的政策性金融,在5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加一个校正因子。这些政策因素和需求差异因素与农业在地区经济中的份额正相关,因此校正因子是农业增加值和地区生产总值之比的函数。

3.运用门槛面板模型,计量揭示了农村金融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门槛效应”,深化了对不同地区农村金融发展功能的认识。研究发现,在农村金融发展落后的地区,农村金融对农业经济不具有促进作用,甚至还有负面作用。农村金融促进农业经济增长具有“双门槛效应”,门槛值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2.1355和2.7674,当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超过2.7674时,农村金融发展才显著地促进了农业经济增长;农村金融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具有“单门槛效应”,门槛值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2.1355;农村金融促进农村消费增长具有“双门槛效应”,门槛值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2.1355和2.7674,当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超过2.1355时,农村金融显著地促进了农村消费的增长。

4.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EA)和Malmquist指数,计量揭示了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促进农业经济增长效率的区域差异及随时间的变动情况,深化了对不同地区农村金融发展效率的认识。研究发现,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效率还有大约30%的提升空间,同时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及时间波动性,总体上呈现出东高西低的态势。

5.运用双状态空间Durbin面板模型,揭示了农村金融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深化了对农村金融发展空间关联性的认识。研究发现,东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各省(市、区)之间农村金融发展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向溢出效应。而东、中部地区的空间正向溢出效应高于西部地区,说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各省(市、区)之间空间关联作用越强。而农村金融交易效率具有显著的空间负效应,表明农村金融体系发达的地区,对周边地区会产生金融吸附效应。

6.运用夏普利值分解法,计量分析了导致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差异主要因素的贡献,深化了对农村金融发展差异原因的认识。研究发现,教育水平(农民个体受教育水平和区域整体教育发展水平)的差异是导致省市区之间农村金融发展差异的第一大因素,贡献率为55.31%;空间因素是导致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第二大因素,对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总贡献为27.61%;农村商品交易效率、农村恩格尔系数和农村金融交易效率对农村金融发展差异具有重要影响。

三 政策建议

1.坚持分工导向,着眼功能提升,实现区域间农村金融功能的均衡化。从功能视角来看,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调控,首要的目标是促进农村金融发展功能的全面提升,实现区域间农村金融功能的均衡化。农村金融的直接使命在于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当前农业经济增长的内涵是促进农业经济增长、农民收入增长、农村消费增长、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因此,实现此目标的切入点是,通过政策调节,促使农村金融瞄准农业经济增长、农民收入增长、农村消费增长,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做到“四维同张”,构建功能全面的、全方位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金融体系。而要全面提升农村金融的功能,最关键的是要实现农村金融的本质功能。农业经济增长最本质的特征是农村劳动分工的深化和农业经济的专业化发展,因此,有利于全面促进农村劳动分工与专业化生产才是新形势下农村金融的本质功能,农村金融发展的核心应当为劳动分工的演进与农业经济的专业化发展提供适宜的金融环境。只有将农村金融的功能定位在对分工的促进上,才能真正发挥农村金融的功能。农村金融的资金主要应当配置在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延伸、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方面。基于功能视角,从操作方向来看,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调控,要坚持分工导向,将农村产业发展和金融发展有机结合,发展农业价值链金融,强化农村金融的分工功能,促进农业经济增长、农民收入增长、农村消费增长,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从区域来看,2006—2010年山西省、宁夏回族自治区、云南省、贵州省、西藏自治区、陕西省和甘肃省的不变规模效率值低于0.5,处于不变规模效率最差的状态。因此这七个省(区)是调控的重点区域。从东、中、西部的视角来看,东部地区不变规模效率均值为0.8576,而中部地区为0.7274,西部地区为0.5326。西部地区农村金融功能实现的程度最差,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小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中部地区农村金融功能的实现程度又低于东部地区。因此缩小农村金融功能差异的关键是提升中西部地区的农村金融功能。

2.坚持三农导向,着眼水平提升,实现区域间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均衡化。从水平视角来看,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调控,首要的目标是促进农村金融发展总体水平的全面提高,实现区域间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均衡化。实现此目标的切入点是,通过政策调节,促使农村金融真正坚持方向性、渗透性与可持续性“三位一体”,使农村金融既能服务好农业、农村、农民,又能体现发展效益,构建“方向合理、渗透度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强”的农村金融体系。调查发现,农村金融落后的地区,要么是远离农业经济中最重要的产业“农业”,不能对农业进行有效的金融支持,农村贷款出现了异化,犯“方向性”的错误;要么是远离农业经济中数量最大的经济主体“农户”,导致农村金融不能“生根”,缺乏渗透性;要么是贷款质量不高,不具有可持续性。基于水平视角,从操作目标来看,要缩小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最关键的是要提高农村金融落后地区的农业贷款比例、农村中小企业贷款比例、农民贷款比例和农户贷款比例。从调控区域来看,2010年,天津市、广西壮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京市、河北省、福建省、湖南省、西藏自治区、四川省、广东省、青海省、辽宁省、黑龙江省、河南省、安徽省、吉林省、重庆市、湖北省、海南省20个省(市、区)农村金融发展处于中等或差等级水平上。因此缩小农村金融区域差异的重点是提高这20个省(市、区)农村金融的发展水平。

3.多渠道改善落后区域的教育发展状况,建立分工导向的农村教育发展机制。一是同步提高农民个体受教育水平、区域整体教育发展水平以及涉农技术推广人员的技能与受教育水平。由于中国农村的特殊情况,农民受教育水平一般较低,农民单独很难作出科学有效的生产决策和技术选择,必须有外部智力的支持与辅助,因此农民个体受教育水平和农民所在区域的整体教育水平共同影响着农业生产效率与农村消费决策。特别是涉农技术推广人员,是农村产业分工中技术的主要提供者。其技能水平与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分工和农村金融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建立稳定、高效的农村技术推广队伍,对农业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区域收敛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二是以促进农村劳动分工与专业化为导向,高度重视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具体而言,要发展农村全程职业教育,为农民提供人生各个阶段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可以将更多的农民纳入劳动分工与专业化的行列中,使其成为产业链上的一分子,从而提高生产效率;要强化职业教育的引领作用,培育农民的自我学习意识,提高自我学习能力;要根据农业产业链延伸中各个环节的需要,强化专业人才的培养,要培育农民的专业化意识,提高专业化经济程度;要培育农民的创新能力,深化分工与专业化的水平,促进产品的迂回生产和专业化链条的延伸,从而不断提高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更好地发挥农村职业教育的经济功能。三是着眼农村教育模式创新,建立农村教育社会化服务网络。农村教育要与农业产业化组织、新型农村合作社紧密结合,根据这些组织的需要,实施专项技能培训;要创新办学模式,可以在村镇设立分支机构,建立覆盖万村千乡的培训网络;专业农村教育机构还可以和农村小学联合,设立农民课堂,将农业知识和技术送到农民手中,减少农民的学习成本;针对回乡农民工,设立免费的回乡创业培训课堂,以提高回乡农民工的创业能力;实施农村致富能手培训计划,为每个村培训农村创业人才。

4.重视区域空间影响,强化西部地区农村金融“自我加速发展”机制。第一,农村金融发展的空间自回归作用,相当于一种“自我加速发展”机制,其强度受区域板块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其自我加速作用越强。因此,只有加强对落后区域更大的政策倾斜才能缩小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第二,要强化落后区域特别是西部地区农村金融的“自我加速发展”机制。实证结果显示,西部地区各省(市、区)之间农村金融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正向溢出效应,西部地区的空间自回归影响对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有显著的缩小作用。2006—2010年,其平均贡献率为-10.78%。从趋势来看,西部地区空间自回归影响对差异缩小的作用还有逐渐增强的态势。因此,加强西部地区各省(市、区)之间农村金融与经济合作,建立有效的农村金融发展的互动机制,对缩小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具有重要意义。第三,建立区域间农村金融的协调发展机制,弱化农村金融的区域挤出效应。实证结果显示,2006—2010年,农村金融交易效率的空间影响具有扩大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作用,对差异的平均贡献率为11.31%。说明农村金融体系发达的地区,对周边地区产生了明显的金融吸附效应,对农村金融体系不发达地区产生了金融挤出作用。各相邻省(市、区)之间建立有序的农村金融竞争与发展环境,对缩小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具有重要意义。

5.降低农村商品与金融交易成本,缩小交易条件的区域差异。第一,进一步加强中、西部地区乡村道路建设,提高中、西部农村道路密度和质量,建立中、西部农村地区公路、铁路、水运、空运有机结合的农产品联合运输机制,搭建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多渠道降低农产品的运输成本,建立现代化的农产品物流体系,提高中、西部农村地区的综合运输能力。第二,要建立中、西部农村地区公路、铁路、水运、空运有机结合的农产品联合运输机制,建立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多渠道降低农产品的运输成本,建立现代化的农产品物流体系,积极引进大区域、经济带等交通网络、枢纽和运输通道技术,建立先进、适用的交通基础设施运营管理与服务体系、客货运输与支持保障信息系统、公众出行信息服务系统,提高中西部农村地区的综合运输能力。第三,进一步提高落后区域的农村金融交易效率。从直接贡献来看,2006—2010年,农村金融交易效率对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具有缩小的作用,平均贡献率为- 8.27%。其主要原因是,在此期间,随着农村金融改革的深度推进,落后地区的农村金融机构效果得到体现,各省(市、区)农村金融交易效率在走向收敛。进一步提高落后区域的农村金融交易效率对农村金融发展差异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而言,一是中、西部地区要进一步进行农村金融机构创新,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县域农村金融机构,优化农村金融机构在县城和乡镇的布局网络,提高农村金融分布密度;二是建立有效的农村金融诚信体系,优化贷款队伍,创新以需求为导向的农村金融产品,建立产业链金融模式,提高农户贷款比例。

6.优化农村投资条件,解除落后区域农民投资约束。第一,建立农民发展支持体系,充分运用政府与市场两种手段,切实保障农民的生存权、发展权和社会平等权,从衣食住行、教育、就业、养老、医疗、税收制度、公共产品、社会流动和社会管理等多方面保障农民的公平权益,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提高落后区域的农民收入。第二,解决农民融资难的问题,组建政策性农业风险项目投资公司,以风险投资方式为农村投资项目提供部分资本金;同时,投资公司通过组建专家团队,利用技术、管理方面的优势,对农村居民的项目进行风险评估,并提供经营管理方面的指导,或者直接参与项目运作,以降低项目营运风险。第三,为农民创业提供人才与技术支持,实施大学生“村官”带动农村创业发展计划。利用大学生村官的人才优势,鼓励大学生“村官”牵头带动农民创业,政府为大学生“村官”提供项目引进、项目论证、项目技术培训、项目运行诊断等服务。第四,创新依托土地的农民创业发展模式,建立合理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居民房屋、林权的“三权”流转机制。土地是中、西部地区农民的最大依靠。由于多种制度的约束,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居民房屋、林权变成了“沉睡的资产”,其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农民只能依靠土地“吃饭”,而没能运用土地来“发展”。当前迫切需要建立合理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居民房屋、林权的抵押贷款机制,优化农村投资条件,将土地的作用充分释放出来,建立农民用土地去发展、去融资、去投资的合理制度,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收益。

7.构建城乡一体的价值链金融制度,深度推进欠发达区域农村金融服务创新。城乡一体的价值链金融制度是从农村产业链的角度而不是从单一农户或农业企业的角度进行信贷制度设计的,农村金融主体深度介入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并进行有效的金融服务,以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农业产业链形成和有效运转,促进农业产业链价值最大化,实现城乡共赢为主要目标的农村金融制度安排。落后区域构建城乡一体的价值链金融制度需要深度推进农村金融服务创新:第一,要创新以城市需求为导向的城乡一体化价值链金融服务模式。城市批发企业、超市连锁集团或生产加工企业在捕捉到城市的有效需求后,城市金融机构对其进行信用支持;城市企业然后基于与农村生产基地企业或生产合作社建立的订单式契约关系,向农村生产基地企业或生产合作社进行部分生产信贷,同时农村金融机构也对其进行信用支持;最后农村生产基地企业或生产合作社以契约为支撑,再向农户通过赊销,提供农药、种子、化肥等形式进行信用支持。第二,要建立价值链金融对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效引导机制。通过农村金融诱导农业产业链与农业区域专业化和规模化相结合,促进农业经济“线”和“面”的协同发展,优化农村价值链金融的运行环境;农村金融为农业技术、农业机械化、农业信息化服务提供融资便利,促进农业产业链与先进生产要素相结合;农村金融为专业大户、职业农民、技术能手提供更多的融资便利,促进农业产业链与现代农村人力资本相结合。第三,开发农村信用卡等价值链金融服务工具,切实降低农村金融交易成本。农村信用卡的使用者需要有农村产业链的支撑,同时根据订单的预期现金流数量来确定信用额度;信用卡的信用额度可以通过功能约定主要用于购买种子、农药、化肥,或支付农业机械和农业技术服务等,从而保证信用资金的使用主要用于产业发展上。第四,建立价值链金融有效运行的政策支持体系。建立价值链金融运行的风险防范体系,设立农业产业化融资担保基金;整合现有的财政支农资金,建立财政支农资金与农村价值链金融的协调配合机制;要加强农村价值链金融开发的组织指导,人民银行、银监会、农业部、财政部等部门要联合出台相关的发展规划和指导意见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和推进方案。

关键词:劳动分工 农村金融发展 区域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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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劳动分工的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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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基于劳动分工的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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