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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诗话的中国情结

ISBN:978-7-5004-6144-9

出版日期:2007-06

页数:322

字数:220.0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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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简介

蒋凡

诗话是一种随意而发、因物赋形、直觉感悟的特殊的论诗形式,它的内容有的论诗及事,有的论诗及辞,其表述犹如随笔,自由自在,生动活泼,多姿多彩。古代中国,凡有诗在,就有话说,是诗话的王国。诗话在古代中国的母体中健康孕育,蓬勃发展,繁荣昌盛,一直延续到民国年间,今有张寅彭编纂数十册《民国诗话》丛编为证。由此可见,诗话已经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与鉴赏的一种重要的著作样式,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从时间纵向的历史角度来考察而获得的学界共识。但是,从空间横向的地域传播角度来探讨中国诗话的世界影响者,则寥寥无几,颇有遗憾。须知,当古代中国文化攀登上世界文化高峰的时候,伴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机缘,东亚各国也进入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共同文化圈,中国诗话著作的影响也日渐扩大,并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海外异邦之人,从而走出国门,荣登彼岸,成了古代世界级的文化瑰宝。比如在东洋日本,随着日本遣唐使及其留学生或僧人的学成归国,大量中国诗话著作被带到日本,作为学习的榜样。如中唐时期的日僧空海的《文镜秘府论》,就是在大量汲取中国诗格诗论养料的基础上加以发展改造,成为日本自己的第一部诗话著作,从而奠定了日本汉诗学的基础,进一步还影响了悉昙学、日本歌学;同时,《文镜秘府论》还保存了许多中国中唐以前散佚的诗学著作及佚诗佚句,具有重大的诗学文献价值,该著回流中国,又对中国诗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自空海和尚《文镜秘府论》开山之后,日本诗话起始于日本贵族汉文化发达的平安时代,和五山文学繁荣时期,其间经历了江户时期,终于走向了繁荣而蔚为大国。人们一直以为日本是和歌俳句的世界,其实,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前,汉诗创作一直是其上层贵族文化中代表身份和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情况,只要读点日本诗话自然明白。日本诗话作为总结本土汉诗创作经验的重要著作形式,早已登上日本诗论批评与鉴赏的大雅之堂,这一现象与中国传统士大夫轻视诗话的态度异其旨趣。

有关中国诗话在域外的流传及影响,除了少数专家学者,国人知之甚少,或是道听途说的一鳞半爪,难获完整面貌或深刻印象。至于日本诗话所受中国诗话的影响,其继承、发展及其日趋本土化、民族化的特点,必须在千余年的中日文化双向交流的历史大背景中去作梳理、比较和研究,从而使人们对日本诗话的本质特征及其动态发展作规律性的探索,以便获得一个清晰而完整的生动认识。广大读者对此若有兴趣,不妨一读谭雯博士的大著《日本诗话的中国情结》,自然如登泰山而尽览风光,一目了然而舍筏登岸。谭著是颇具分量的学术著作,但文字清丽,论述明白如话而生动流畅,读来引人入胜,令人如行山阴道中而有目不暇接之感,相信读者会有同感。谭著言必征信而又自有见识,正见其严谨的治学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其所论述,有自己的心得体会和独特认识,皆来自对于文学实际的概括和升华,而绝非随心所欲的武断与妄测,这点读者尽可信赖。

先读谭著,启益良多,甚至获妙在文外之悟。比如有关继承和发展、保守和创新,原是一对矛盾的理论概念。现在一般人重视发展与创新,视继承和保守为复古与倒退。但是,在谭著中却显现了不同的理解。发展与创新固然值得提倡,因为发展是硬道理,创新是学术的活力和生命。但是,人们应该进一步思考,发展与创新是怎样实现的?像今世文化炒作那样,尚未打下基础而站稳脚跟,就急着跟风炒煽怪奇新潮,行吗?在学术上,保守不可与复古倒退画上等号,更不是反动的代名词,西方政党中有保守党,“保守”作为号召人民的旗号,何尝有丝毫反动倒退的意思呢?学术上的“保守”,本质上是固守本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发展与创新的成果,作为一种积极的文化基因,经过漫长历史的淘汰和积淀,逐渐又在旧传统基础上形成了新的优秀文化传统。保守住在历史发展中积淀而成的优良的民族文化传统,自能促进新世纪新文化的发展。人们应该知道,没有保守,没有继承,抛弃本民族固有的优秀文化传统,怎么会有创新和发展呢?文化一旦抛弃了健康的母体孕育,就会流产夭折;创新如果失去了深厚的民族土壤,其生命之树,势必枯萎,又怎能枝叶常青而开花结果呢?要发展,要创新,必先继承并固守其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没有千古积淀的优良文化基因,新的文化又岂能“优生”出现。细绎谭著,感到博士妙悟此理,熟悉艺术的辩证法,正确理解了继承和发展,保守和创新的关系。她在汲取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诗话研究的视野,从中国转向了域外,具体落实到东洋彼岸的日本诗话,具有一定的开拓眼光和创新意识,并企望以此填补一段学术空白。就笔者所见,目前有关中日诗话的比较研究,就著作论,谭著比较全面、系统而深刻,从而给人以诸多有益启迪而有功学林。在论述中,谭著既借鉴了前贤研究中国诗话的成果,用以开垦日本诗话这一学术处女地,同时又根据日本所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历史实际,重点着眼于日本诗话的本土化、民族化进程,并鼓励人们进一步去挖掘其蕴涵的丰富文化内容。如云:“日本诗话生动记录了日本汉文学史,是日本作家作品研究、文学流派研究、诗史研究的资料宝库”;其“理论价值则在于总结了日本本土汉诗创作的经验教训,指导了数百年来日本汉诗的创作,甚至为日本的和歌创作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与有益的启迪”,并且也给中国的诗学批评研究提供了新的启发和参照平台,有利于拓宽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研究的视野。真正属于民族的文化创造,一旦置于世界文化之林,就必然引发双向交流的共鸣与振动。

有个感兴趣的问题想提出来讨论。谭著在论述日本诗话的本质特征时,曾借鉴中国诗话的研究成果,同样分为“言志”与“缘情”两大类。但与中国正统士大夫之重“言志”而轻“缘情”不同,作者认为日本诗话“对‘言情’说更加青睐”,中日诗家为何有此差异?我想,除了受到中国性灵诗说影响的外部原因外,更重要的内在原因或根据应在日本本土的和族的生活土壤中寻找。古代日本社会跨进了历史记载的文明社会后,仍然受到原始母系社会残余的影响,其婚姻制度一般实行招婿形式,又称婿入婚,是男方住入女家。因此,与中国正统士大夫称“女人祸水”传统观念不同,古代日本贵族妇女社会地位相对较高,先后出现了十代八位女性天皇,即推古天皇、皇极天皇、持统天皇、元明天皇、元正天皇、明正天皇、后樱町天皇、孝谦天皇;即使是男性天皇,又因其多出生于外祖家,受母亲家族影响很大,因而日本政坛形成了外戚干政的摄关政治,可见当时女性及婚姻制度的影响所在。这一历史现实,在文学中有直接的反映,古代日本诞生了不少著名的女作家,如擅长描写宫廷生活体验的清少纳言的《枕草子》,以细腻反映贵族生活著称的紫式部的《源氏物语》,还有许多女性日记作家等等。(参见伊田熹家《简明日本通史》,卞立强等译,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第39、46页。)女性的内在心理和灵魂震颤不同于男性,她们大多爱美、爱哭、爱笑,感情较为细腻,情绪易于激动,所以比较重视诗歌文学的抒情娱乐的审美功能。日本诗话重“言情”,是否与古代日本贵族妇女及女作家们的特殊心态有关?不敢自以为是,聊抛引玉之砖,以就正谭君及大方之家。

谭雯博士索序,以上述拉杂之言聊以塞责,不知读者以为然否?望不吝赐教指正。酷暑挥汗,就此住笔,祈谅。

2006年9月4日于上海半万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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