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现代汉语形容词和“形名粘合结构”。

“形”指形容词，包括一般所说的性质形容词、状态形容词、非谓形容词（区别词）等，如“大、小、皑皑、广阔、国营、中级”等。“副词+形容词”在朱德熙《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1956）中被视为状态形容词的一种，本书把它视为词组，因为“副词+形容词”直接修饰名词具有理论意义。

“名”指名词，包括一般名词、集体名词、物质名词、抽象名词等，以及指称化的谓词，有时还包括部分名词短语，如“桌子、班级、水、思想、战斗、石窟艺术宝库”等。每一种类型的名词都可以受形容词的修饰，但受形容词修饰的能力有相当的差别。

“形名粘合结构”指形容词和名词不用“的”所构成的名词性短语，如“小桌子”、“火热场面”、“温柔路线”等。朱德熙（1956）提出把形容词和名词的组配形式分为“甲₁式”、“甲₂式”和“乙式”三种，其中“甲₁式”指性质形容词不带“的”和名词构成名词性短语。后来朱德熙（1982：148—149）又把名词性偏正结构分为“组合式”和“粘合式”两种，其中形容词和名词的粘合式组配大致等同于前述“甲₁式”。朱先生的“粘合式”定义中除了形名组配不用“的”外，还有一个条件就是粘合式中形容词只限于性质形容词和非谓形容词（区别词）。我们这里采用比较宽松的定义，只要是形容词和名词组配构成名词性短语，就属于本书所讨论的“形名粘合结构”，不管该形容词是何种类型。因为形容词和名词采用粘合式组配虽然和形容词的类别有关，但并不必然。本研究主要考察一个形容词和一个名词的组配情况，在必要时考虑多个形容词或复杂形容词与名词的组配，如“大长耳朵”、“精瘦小老头”、“小小村官”、“特大好消息”之类。一般只考虑粘合式形名结构，在比较时也涉及部分组合式形名结构。为了对比或解释同类现象，本研究有时也涉及部分“名词+名词”、“动词+名词”结构。

构词法和造句法其实没有明晰的界限，特别是在汉语这样的“语素清晰、词不清晰”的语言中。沈家煊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建所60 周年学术讲座（2010年）上曾说：“一个世纪以来，从《马氏文通》开始，在探求自己的汉语的特点方面已经有了很多的成果，如朱德熙、陆志伟等，如陆志伟说‘汉语的构词法与其说是形态，不如说是造句法’，现在的新的国外理论中，如生成语法学派中乔姆斯基的合作者提出取消形态，和句法合并，词的形态就是句法。”无论是从共时还是历时看，汉语的合成词和短语之间的界限都是很模糊的。而且，形名粘合结构本来就被国内学者认为具有相当的“凝固性”，部分学者（特别是国外学者）更是认为形名粘合结构就是“复合词”，因为它们不能扩展。考虑到这种情况，本书所说的“形名粘合结构”，可能还应包括一些“形+名”的词，有时对词法结构和句法结构不作明确的区分。在论述组配原则和语义关系的时候，有可能也使用“形+名”词语作为对比材料或佐证材料。

本书讨论的“形名粘合结构”原则上只限于现代汉语普通话，除了用作比较、佐证外，一般不涉及古汉语和方言的情况。对古汉语和汉语方言中形容词和名词组配的研究很少，我们在进行本研究的过程中收集了部分文献资料和语料，将另作专门研究。

本书的研究目标主要有四：

a.现代汉语形容词的词类地位和特点。

b.跨语言视野下现代汉语形名粘合结构的性质和功能。

c.基于真实语料的现代汉语形名粘合结构组配规律。

d.现代汉语形名粘合结构的语义表达。

二 语料问题

如果不考虑单个组配和单个组配之间的频率和可接受性的差异，也不考虑组配的各种句法、语义和语篇以及认知上的动因差异，只单纯考虑组配的实际情况，那么现代汉语中形容词和名词在理论上的可能组配的集合是一个笛卡尔积（Cartesian product，符号化为：A×B= {（a，b）︱a∈A且b∈B}），该集合由所有有序对（a，b）组成，其中 a∈形容词，b∈名词。例如，设形容词集合 A= {大，红，优良}，名词集合 B= {人，苹果，传统}，则A×B= {（大，人），（大，苹果），（大，传统），（红，人），（红，苹果），（红，传统），（优良，人），（优良，苹果），（优良，传统）}，共 9种理论上的可能组配。如果按照这种算法，假设有 2000个形容词，5000个名词，其构成形名结构的笛卡尔积是 1000万个，如果再考虑专有名词、名词短语、多个形容词修饰名词性成分，那么组合的可能性就是一个让人头痛的巨大数字。要弄清现代汉语中的形容词和名词组配的实际规律，就必须对这些可能组合一一进行甄别归类，先后运用求异法和求同法，找出制约组配的规律。如果只考虑一个形容词和一个名词的二元组合，那么我们也必须在这个理论上动辄以千万计的可能组配中至少辨析出如下一些情况：

a.某些形容词和某些名词在一般情况下不能组合。如“红、传统”。

b.某些形容词有时可以和某些名词组合，但只能以组合式的方式组合。如“优良、人”。

c.某些形容词可以和某些名词组合，但只能以粘合式的方式组合。如“红、人”。

d.某些形容词可以和某些名词组合，既能以粘合式也能以组合式组合。如“优良、传统”。

e.某些形容词和某些名词一般情况下不能组合，但是借助某些特殊句法格式或者语境，可以组合。如“（这是汉民族的一）大传统”。

……

研究现代汉语的形名粘合结构，可能有的人认为只要考察上述 c、d、e三类的具体组合就足够了，甚至连d类中的组合式也不要考虑。这实际上就只考虑了两个类别：能构成形名粘合结构的和不能构成形名粘合结构的。我们认为这是很不够的，因为形名粘合结构的构成属于一个系统性的构造，肯定性组配和条件（能构成形名粘合的类型和条件）、否定性组配和条件（不能构成形名粘合结构的类型和条件）、相关性组配和条件（构成和形名粘合结构最相关的形名组合结构的类型和条件）在系统考察中都是必要的，我们不但要考察形名粘合组配“有哪些”，具有哪些特点；也要考察形名粘合组配“没有哪些”，不具有哪些特点；还需要考察形名粘合组配“和哪些组配最相近”，相互关系怎么样。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大量的反复检验，尽可能把辨析出来的各种组合类别进行归纳概括，最终全面、系统地发掘形名粘合组配的规律。

这种非常合乎理性的方法看似非常科学，但语言毕竟不是数学和逻辑，它是一个“复杂系统”。在上述的分类方法中，还是有多种情况是很难处理的：

a.词和短语的界限很难区别，如“红人”、“大人”都可以看做一个词，也可都看做短语（做词看时和做短语看时意思有差别，其中“红人”做短语看的情况需要特殊的语境）。

b.一个词可能有多个义项，不同义项的组配能力和表现是不一样的，其语境依赖性也有差别。如“老”在“年岁大”的意义上组合式和粘合式都可以，如“老画家”、“老的画家”；但在“关系持续时间长”这个意义上一般只适应粘合式，如“老同学、老朋友”不能说成“老的同学、老的朋友”。

c.一个组合可能有多种功能，不同功能状态制约组配的能力和类型，如所谓的离心结构“高速度、长距离”等的类推性。

d.个人的语感和对具体的组配语境的构想可能有很大差别，如“温柔女人”这样的组配在一些人那里可能就不成立。

e.最关键的一点，不同的形容词和不同的名词的组配实例的频率、可接受性、标记性程度等都是有差异的，一刀切是否忽视了应有的差别？

……

虽然有上述这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用相对简单的“能”或“否”来进行判断归类至少在现阶段还是可以得出一些规律的。因此，本研究对某些形容词和名词构成粘合结构能力的判断不可避免地存在简单化的倾向，这个不足我们会在其他相关论述中尽量弥补。

为了避免单一方法导致的明显失误，我们对于具体的形容词和名词的组配能力的断定，多依靠作为语言研究者的直觉判断和检索、收集实际语料验证相结合的手段。

用基于语言直觉的内省方法判断组配的可能，在典型的、常用的组配情况中是非常有效的，但是分析一些边沿情况就比较麻烦，往往会出现诸如“于右任的胡子”式的问题：

有一次，有个小孩摸着于右任的长胡子，好奇的问道：“于爷爷，请问您晚上睡觉时，这把长胡子是放在棉被里还是棉被外呢？”当时于右任答不出来。晚上他上床睡觉，不管把胡子放在棉被里还是棉被外，都觉得很不自在，整晚为这个问题辗转难眠。（魏悌香《点灯的心、点灯智慧：小故事中的大智慧与简单人生真理》，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1：153）

大多数人对于语言的认识，一般都是习焉不察的。吕叔湘先生（[1980]2006：5）也说：“语言，也就是说话，好像是极其稀松平常的事儿。可是仔细想想，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正是因为说话跟吃饭、走路一样的平常，人们才不去想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我们很多的语言研究，也会遇到于右任的胡子的情况，我们想对语言探个究竟，想把我们习焉不察的语言现象弄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实际的结果可能是我们对自己熟悉的语言的本来状况都产生怀疑，各种理论、各种状况、各种变化、各种解释……让我们对自己关于语言的某些规律的价值或者断定感到怀疑，直至对语言研究本身都感到精神颓废甚至信心崩溃。到了形名粘合结构这个专题，我们可能要问别人，也可能要问自己：某个/某些形容词能不能够和某个/某些名词组合？形容词是以粘合式还是以组合式和名词组合？粘合式和组合式的形名结构究竟有哪些区别？……被问的人或者我们自己，都会对某些回答犹豫不决、自我辩驳甚至走向直觉的反面。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使用中，可能就像于右任的胡子，根本就不在意，但是如果真要研究个一清二楚，反复地思考、比较、斟酌，最终可能会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究竟是不是真的是这样。

自省的语言材料往往会出现于右任的胡子式的结果，这可能是干扰我们语言研究的一大障碍。萧国政（2001：11）的一段话道出了这种困惑：“有一定语法研究经验的人，很多可能有这样的经历：有些说法，开始觉得不能说，可研究着研究着，慢慢觉得能说了。你说是刻意制造，确实说不过去，说不是刻意制造吧，它看起来又不常见，或者简直就不这么说。”他的解释有二：一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语言研究者对异样构造的排斥程度可能会降低，他说“研究者开始造句时用的是和大家相同的语言编码和语言鉴别的原始语法系统，可是在研究的过程中，由于同一现象的流水的慢慢冲洗，语言的排斥性警觉疲软了、妥协了，最后就让一些不大能接受的句子进入了合法的通道而被接受了。”这样的原因导致的内省语料可能是错误的。二是研究者补充语句成立的语境的能力比一般人强。他说：“一些句子成立的语境相对比较宽，而另一些句子的成立对语境的要求比较严，而成立要求比较严的远语境句，其语境的铺垫，是语言接收者瞬间所难以一下补充出来的，而长时间进行这种现象的研究，却能提高对特定远语境句的语境补充水平和补充速度，因而能使这种起始断错的所谓不合格句，此时能够……领到合法证书。”这种原因导致的内省语料是可接受的，但会有异样感。语言研究者通过内省收集的语料往往随思考和研究的深入，其可靠性都会有所降低。如果还涉及迁就理论，那么问题会更多，这可能也是国内部分学者对形式主义学派的某些论文的一些奇怪的基于自省的语言例子感到疑惑和不满的原因。

自省的材料可能不可靠，那么统计和收集的材料就可靠？收集到的书面语料、口头语料也会因说话人个体差异、语境差异甚至语速、遗漏、错讹等原因而出现“习非成是”的情况和“板上钉钉的误用”的情况。况且，结构主义的归纳方法早就受到转换生成语法学家们的驳斥：第一，结构主义的归纳法不可能完整地描写语言；第二，发现程序是单向的；第三，结构主义的归纳研究在本质上无非是列举观察到的语言事实，然后进行分类，研究的结果只是构建了一部分类语法（徐烈炯，1988）。当然，使用频率的统计和内省判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个缺陷。

用纯粹内省的方法或随机收集语料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可能还是有不全面、不准确的地方，二者的结合可能会提高结论的普适性和科学性，“内省—查证”式或“内采外证”式（萧国政，2001：6、11）是非常可靠的语料收集和处理方法。我们对语料的处理基本上是“内省判断+真实语料查证”的模式。具体做法是：（1）手工随机收集大量语料，这些语料经过我们的选择，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可以作为立论的具体实例，并在初期作为提出形名结构分类和组配规律假设的基础。（2）依据《形容词用法词典》（郑怀德和孟庆海编，2003）每条形容词词项后边的说明和举例来初步确定形容词构成形名结构的情况。（3）通过我们基于普通话语感的自省以及请教他人的语感来判断形容词和名词构成粘合结构的可能性，进一步修正组配可能判断并统计。（4）利用网络的海量语言信息，通过网络搜索引擎对《形容词用法词典》中的形容词进行了一一检索，摘取了前20—50个该形容词和各种名词组配的实例。（5）利用较为成熟的语料库（如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的CCL平衡语料库和中国传媒大学“有声媒体语言文本语料库检索系统”），检索常用形容词和名词的组配的情况。五条途径收集、处理和验证语料，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语料和结论的明显错误。

另外，我们的考察不可能是穷尽性的，因为我们对全部可能组合进行一一辨别是不现实的，至少在时间和精力上是不经济的。由于很多可能组合的表现具有“类”的特征，我们人类天生的类推思维能力可以让我们更加快捷地、概括性地掌握规律。因此，我们的做法类似于计算机自然语言处理的某些模式：对部分数据进行预处理—概括规律—运用推广（效果测评）。简而言之，在使用语料的问题上，我们利用精心挑选的代表性语料和我们的语言直觉，概括出各类形容词和名词组合的规律及其类型，然后再进行真实语料的大范围验证，最后提出自己的看法。

三 研究思路

刘丹青（2003：21—29）用三个发音接近的英语单词test（测试）、text（语篇）、attest（验证）来概括当代语言学的形式主义、功能主义和语言类型学三大范式的研究方法特点，其中的“测试”指的是依据母语者的内省来说明语言的结构规律，一般不考虑不直接相关的语言成分，内省是形式主义学派多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部分结构主义语言学家也经常采用这种方法；“语篇”是指依据真实语料（语篇）中的实际用法来概括语言规律，经常采用统计量化的方式来确定倾向性规律，注重语法单位和语境的关系，这是功能学派经常采用的研究方法；而“验证”则是当代语言类型学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选取一些传统的参项，依据跨语言的证据来证明，多考察某种句法结构在不同的语言/方言中的的分布和表现，验证人类语言变异的极限，藉此发现语言的共性。三大范式各有优势，本研究在思路上致力于尽量吸收它们的优势。

本书的基本研究思路是：

（一）以跨语言视野考察现代汉语形名粘合结构的性质、功能及研究意义

形容词问题在当代语言类型学中颇受关注，我们在尽可能占有类型学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跨语言的视野来探讨汉语的形容词问题，最后确定现代汉语形名粘合结构在语言类型学上的意义，利用跨语言的证据证明现代汉语形名粘合结构的性质，并解释形名粘合结构的组配规律和语义特点。

在当代语言类型学中，形容词的相关句法属性是一个主要关注的对象。首先，当代语言类型学在开创时期就非常关注形容词问题。在格林伯格（Greenberg，[1963]1966）的那篇经典论文中，所列举的总共 45 条共性中，有共性 5、17、18、19、20、21、22、24、31、40（原文序号）等 10条论及形容词，主要是语序方面的，占了 22%，这说明形容词和名词的语序在格林伯格的心目中还是占据很大分量的。格林伯格（Greenberg，[1963]1966）把修饰形容词（qualifying Adjectives）和相关联的名词的位置视为语序类型研究中除主语和宾语的“第三个分类的基础”。但它们有不同的语序表现。虽然后来的研究成果证明，形容词和名词的语序并非像那些同样可能充当名词核心的定语的指示词、冠词、数词、量化词（如 some、all）等的语序那样，和动词、宾语等的语序具有较大关联性，但形容词和名词语序在多项蕴涵式中还是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其次，在大量的语言类型学研究成果中，有关形容词的语言共性数量很多。我们于2009年12月9日检索了德国康斯坦茨大学（Konstanz University）共性档案库（The Universals Archive）2679756，该档案库几乎囊括了所有当代类型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在这个档案库中找到与“形容词（Adjective）”有关的共性总共有 127条，涉及形容词的词类性质、类别、句法功能等方面，该共性库不但列出了共性，还对共性研究的发展（如反例）进行了简单的描述。再次，形容词的词类地位和跨语言识别等问题是语言类型的研究热点。近二十多年来，人类语言的词类问题引起了很多关注，如有关跨语言词类判定的亨格维尔德（Hengeveld）、瑞杰可夫（Rijkhoff）等的“阿姆斯特丹模型”（Amsterdam model）、克罗夫特（Croft）的“类型学的典型”、迪克森（Dixon）的“核心语义类型—主要句法功能—主要词类”配对模型等等，各种理论都首先需要面对和解决形容词词类的跨语言的复杂情况，各家观点的分歧大多就在形容词的判定上，形容词问题成了语言类型学争议的热点，有的观点甚至针锋相对，个别学者在不同时间段还会对某种具体语言的形容词问题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形容词词类已成为检验类型学词类理论的试金石。

后面的研究将表明，现代汉语的形容词和名词构成名词性短语的时候，组合式和粘合式的区分与其他语言的有标记定语和无标记定语、前置定语和后置定语、并置定语和修饰定语、形容词定语和形容词谓语等区分手段具有部分功能上的一致性，粘合式和组合式的形式差异可以用来区分形容词和名词组配在形式、语义、句法和语用表达上的差异，如形容词的语义类别差异（如性质、状态等的区别）、形容词的外在形式差异（如音节、结构复杂度、成分构成等的区别）、名词的语义类别差异（如具体名词、抽象名词、专有名词等的区别）、形容词修饰名词的语义关系（如限制性、非限制性、内涵性等定语的区别）、形名结构的信息特点（如形容词所表属性的已知和未知的区别）、形名结构整体所处的句法环境（如整个形名结构充当定语、状语、宾语、谓语、主语等的区别）、形名结构的语用功能（如整个形名结构表示称谓、表示属性和表示归类等的区别）、形名结构组配的频率（如常见组配、偶见组配等）、形名粘合结构所处句子的功能类型（如陈述、祈使、感叹、疑问等的区别）等等。形容词和名词组配的粘合式和组合式是两种相对独立的功能性手段，采用粘合式或组合式是根据形式、语义和表达的需要进行选择的结果，和前述其他语言中形容词的不同句法形式的功能区别有着同样的价值。还可以进一步抽象，“直接粘合”和“使用功能词组合”就是两种不同的句法手段，在其他结构如“名词+名词”、“动词+名词”、“状语+中心语”中也同样可以因为功能差异而分别选择。

（二）注重真实语料和内省判断相结合，在小句语境下考察形容词和名词构成粘合结构的条件和类型

以往的大多数关于形容词和名词构成粘合结构条件的研究大都着眼于两个大的方面：（1）形容词本身的类别，如单音节形容词更倾向于构成粘合式形名结构，状态形容词和形容词短语更倾向于构成组合式形名结构等。（2）形容词和名词的语义关系，一般认为只有当形容词所表示的属性是名词所表示的事物的“本质属性”，并习惯上作为分类特征的时候，形容词才会和名词构成粘合结构。这类研究一般只需要考虑两个成分（即形容词和名词）以及二者的关系就可以了，研究的用例也多用短语形式。《现代汉语词典》、《形容词用法词典》等有关形容词和名词构成粘合结构的举例，也以短语居多，一般不涉及形名短语之外的其他句法成分和语篇环境。这种倾向于静态的分析优势是很明显的，我们按照“若无必要，勿增实体”的“奥卡姆剃刀”原则，在对形名粘合结构的组配规律进行分析时，如果能够在形容词和名词两个成分之间即可解决，则尽量不涉及其他相关因素。

用形容词和名词两个成分来考察形名粘合结构的组配规律，我们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1）形容词的次类对组配的影响。（2）名词的次类对组配的影响。（3）形容词和名词的音节数目对组配的影响。（4）认知语义对组配的影响。对于第4 方面，我们将做重点考察，认可部分学者从理想化认知模式、概念距离等角度处理形名粘合组配问题的合理性，并进一步引申和发挥。另外还特别强调与距离象似性（iconicity）原则相反的一类情况：认知处理的经济性也会把那些概念距离远的、语义复杂的“属性—主体”关系处理为形名粘合结构，概念距离与形名结构、概念复杂度与形名结构之间的标记颠倒现象大量存在。这一点也是本研究和其他研究不同的亮点之一。

静态的分析方法只考虑形容词和名词两个，其他不直接相关的成分一般都不予考虑，然后通过分析形容词、名词的形式和语义特点以及二者的语义关系来确定能否组配。这是一种拆零的研究方法，首先把形名组配从相关的语境中拆解下来，然后再把形名结构拆解成形容词和名词两个成分，接着对这两个构成成分以及它们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结论，这个结论被推广到它们原先被拆解下来的类似完整语境中。这种拆零的研究方法是比较成熟的科学研究方法，但早已受到部分学者的批评。如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为普里戈金（诺贝尔奖获得者）和斯唐热的著作《从混沌到有序》所写的前言“科学和变化”中说：

在当代西方文明中得到最高发展的技巧之一就是拆零，即把问题分解成尽可能小的一部分。我们非常擅长此技，以致我们竟时常忘记把这些细部重新装到一起。这种技巧也许是科学中最受过精心磨练的技巧。在科学中，我们不仅习惯于把问题划分成许多的细部，我们还常常用一种有用的技法把这些细部的每一个从其周围环境中孤立出来。这种技法就是我们常说的certeris paribus，即“设其他情况都相同”。这样一来，我们的问题与宇宙其余部分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就可以不去过问了。（Prigogine &Stengers，1987：5）

但是在心理学界，注重“整体”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早已在 20世纪前期就开始流行。如由科勒（Wolfgang Kohler）、考夫卡（Kurt Koffka）、勒温（Kurt Lewin）和其他一些20世纪30年代移民到美国的欧洲心理学家创立并发展的“格式塔”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最重要的观点之一，就是认为人们对于环境和事件的认知并不是由许多独立成分组成，而是一个“动态的整体”。（Taylor，Peplau & Sears，2004）

显然，“拆零”方法的优势很明显，可操作性很高，但其研究结论可能回避了很多应该考虑的事实。康德说：“不要轻率地减少实体的多样性”，对形容词和名词组配规律的考察如果只使用拆零法，只依靠内省的静态材料，必然会忽视形名粘合组配的复杂多样性，必然会忽视小句中相关的其他成分、结构的整体功能、相关语境等在构成形名粘合结构中的重要作用。形容词和名词构成粘合结构，往往无法“设其他情况都相同”，注重该形名结构整体在相关句子、语境中的实际表现是探求其构造规律和语义表达的必由之路。

静态分析方法的优势是很明显的，便于把握，且规律相对较为显明。但是仅仅这样分析形名粘合组配的规律是不够的。静态能够构成形名粘合式组配的形容词和名词，在一定的句法环境中一般是能够组配的，但是部分静态不能构成形名粘合式组配的形容词和名词，在特定的句法环境中也是可以构成粘合式组配的。沈家煊（1999：290）就指出有的形名组合在静态组合中一般要使用组合式，但入句以后可以不加“的”，如“大方的举止”，单说时一般要加“的”，但在“她在酒会上的大方举止令人刮目相看”中就可以不加。赵元任（[1968][1979]2001：304）也认为朱德熙《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1956）中所列的不能说的“重箱子”之类形名粘合结构在对话、对举及其他有标记场合就可以说。这是小句的语境导致了粘合组配的实现。

萨丕尔依据语言中句法手段的表现把语言分为“分析的”、“综合的”和“多重综合的”三类。其中汉语被他视为分析性语言的典型，他认为“在分析的语言里；句子永远是主要的，而词是次要的”（爱德华·萨丕尔，[1921]2007：114）。结合句子来考察汉语的语法规则是必然的，以小句作为汉语语法研究的操作平台是非常合适的，也是必要的。小句是最小的具有表述性和独立性的语法单位（邢福义，1996：13—15）。小句有内部的结构成分和成分关系，有语义关系，有语体特征，有功能特征，有频率特征，有更大的语篇环境（复句、句群、话语、篇章等），以小句为语法研究的切入点（本位），能够集中尽可能多地影响语法结构的因素，可以发现一些以前难以发现的语法规律，可以解释一些以前难以解释的现象。因为小句是具体语境中的小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小句本位”的语法分析视为基于真实语料的分析。小句语境对形名粘合结构的构成存在多方面的影响，如句法位置、成分数量、有标记性、句子功能（疑问、祈使、陈述、感叹）、肯定与否定、上下文语境、语体、频率等，都会影响形名粘合结构的实际构成。

本研究先从静态角度分析形容词和名词构成粘合结构的条件，然后在我们通过手工收集、语料库检索、网页搜索等手段积累的、含有形名结构的大量例句的基础上，结合小句环境分析形容词和名词构成粘合组配的实际情况和制约条件，拓展静态分析的结果，充分考虑形名粘合结构出现的语境，特别是小句的调节作用。并把静态分析的结果和入句动态分析的结果结合起来考察，尽量用统一的模式来进行解释。

（三）结合结构语义学、认知语义学的一些观点和方法，在句管控中解读形名粘合结构的语义表达

从国内外有关形容词语义的研究文献（特别是各种词典释义）看，形容词的语义和名词、动词的语义有相当大的不同，其具体的语义解读往往随语境而变化。而且，形名粘合结构的构造紧凑，相对于组合式形名结构而言，语义指数高，形容词和名词的语义关系类型复杂。形容词的具体语义解读虽然有一些默认的值，但经常容许他解，变动不居，随具体语境而定：一方面，特定形容词和不同名词组配时，语义会有不同的解读，如“好手机、好厨师、好老师”中，“好”的具体语义内涵就差别很大。另一方面，特定形容词和特定名词组配，其语义也会随语境而改变，如“小老板”就容许多种解释。但是，正如形容词和名词能否组配是有规律的，组配后的语义解读也是有规律的：首先，形容词和名词各自会基于理想化认知模式而自动寻求“适配”解读；其次，语境会对默认的语义解读进行强化或者压制。因此，为了操作的方便，我们主要以小句作为语境域来分析形名粘合结构的语义。并且坚持一个原则：如果形名粘合结构的语义可以在短语层面解读的，就不纳入小句层面进行解读。

对形名粘合结构进行语义解读，分析和综合的方法要结合使用（沈家煊，2005a）。有些结构可以简单地视为“整体等于部分之和”，整个结构的语义等于形容词语义和名词语义按照简单的“属性+主体”关系构成，如“小桌子”。这种结构的语义解读可以适应于结构语义学的方法，可用分析的方法。但更多的形名粘合结构语义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整个结构的语义会大于形容词和名词的语义，是“属性+X+主体”式的，X表示联系属性和主体的关键性语义因素，如“热杯盖”，指的是“用来盛热饮料的杯子的盖子”。因此这类形名结构的语义分析需要借助认知语言学的某些理论和手段，需要使用综合的方法。沈家煊（2005a）认为：“研究语言，分析和综合两种方法不可或缺。”我们在分析形名粘合结构的语义的时候，分析方法和综合方法的运用视需要而定。

结构语义学和认知语义学的相关成果为形名粘合结构的语义分析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实例，如语义场理论、物性结构理论、心理空间理论等，我们将在研究中尽量吸收。因为我们采取的是“实用”主义态度，不对多种理论本身做过多的探究，在具体的分析中会忽略多种理论之间的冲突。

我们对形名粘合结构的语义分析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1）形容词的语义功能类型，如限制性、非限制性、内涵性、同位性等类别，特别是非限制性形容词定语的各种次级类型。（2）形容词的具体语义解读和解读模式的构建。（3）依据“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原理，分析整个形名粘合结构的语义特点及其类型。（4）通过对比相近或相关的词、词类、短语等，对形容词、粘合结构、形名粘合结构的语义特点进行理论思考。

（四）一般性研究和具体个案研究相结合，合理分工，各有侧重，多角度、多层次地探索形名粘合结构的组配规律和语义特点

在一般性研究中，我们重点解决如下问题：第一，依据构成形名粘合结构的不同能力给形容词分出不同的类，概括出每一个小类的特点。第二，结合真实语料，分析影响形名粘合结构构成的诸多肯定性条件，并试图构建一个判断的操作流程模型。第三，在静态语义分析的基础上，分析形名粘合结构的各种语义关系类型和具体语义内涵。而在具体个案研究中，我们选择了“大/小+名词”、“前/原+指人名词”两个代表性的自由组配格式和“数词+大+名词”、“序数+形容词+名词”两个具有相当固化程度的组配格式进行深入探讨。一般性的研究主要以形容词作为变量，重点分析不同类型的形容词会对粘合结构的形成和语义表达构成哪些影响。具体个案研究主要以名词作为变量，重点分析不同类型的名词会对粘合结构的形成和语义表达构成哪些影响。虽然事实上一般性研究中也涉及名词的差异，具体个案研究中也涉及形容词的差异，但我们有意在侧重点上进行适当的分工，这种分工只是一种倾向性。

（五）倾向于功能主义语言观，重视语义因素对句法结构的影响，追求倾向性规律

功能主义的语法分析具有如下特点：（1）突破形式研究中只以内省的句式为研究对象的做法，更多地注意各种与语言行为有关的因素对话语组织的影响；（2）突破了形式研究中只把注意力集中在类型异同的做法，而较多地注意实例的多寡所反映出的倾向性的规律；（3）突破形式研究中把对象看成一个静态成品的做法，而较多地当做一个动态过程看待，研究听说双方的语言认知策略；（4）突破形式语法孤立地看待句子（甚至只是一个结构）的做法，十分重视联系语境进行分析（张伯江和方梅，1996：1）。本研究注重真实语料的分析，注重形名粘合结构在小句中的动态构建，注重联系语境分析该结构的语义，这种研究思路都是倾向于功能主义的。

结构主义、转换生成语法都希望在研究上撇除语义对句法结构的影响，但事实上很难做到。在最需要纯粹形式化的计算机语言信息处理中，语义因素也不能被截然抛开，著名的人工智能哲学家博登（Boden，[1990]2001：8）认为：“即使最简单的程序也并不是纯形式主义的，而是具有某种相当本原的语义特性，所以从根本上讲，计算理论并非不能解释意义。只要大脑生成意向性的能力是清楚的，而不是完全反直觉的，这种认识所采用的信息加工方式同样可以用于计算机。”计算机也能模拟人脑的意向性处理方式，也必须这样。不涉及历时的语义来源于人类大脑的意向性特征，而人类大脑的意向性是科学界关于“决定论”和“随机论”争论的焦点。因为有了意向性，世界才不像是一个庞大的自动机，我们已经认识到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多元论的世界之中（Prigogine & Stengers，1987：26—27）。因此，在语言分析中充分考虑和依赖语义和功能是可取的。

科学家们都呼吁“应当注意潜伏在一些简单模型中的令人惊奇的复杂行为”（詹姆斯·格莱克，1990：4）。勒内·托姆（1989：396）认为：“如果系统行为不能用明确地叙述出来的简单定律来刻划，那就首先试一试借助于倾向性来定性地刻划这一种行为。”正因为世界不是一个庞大的自动机，不一定完全受背后“规则”的制约，有时带有很大的随机性，因此，基于意向性的语言分析往往是不全面的，并非决定论者认为或者希望的那样：能够反复应用规则，能够清晰包括或者排除某些语言元素，能够拆散和组合，等等。就是决定论的坚定的支持者，也会对概率的作用有一个清晰的肯定认识，语言的规律往往只是一个“大致”的概率问题。这种概率倾向是因为人们使用语言手段的同一和表达意向性的同一，而这种语言表达是概率问题而非“整齐划一”，也同样是因为人们使用语言手段的选择性与表达意向性的选择性。

任何科学理论都是不完备的，语言学理论及其规律的总结也是不完备的。德国著名数学家哥德尔早在 1931年就提出并证明了“不完备性”定理，认为：任何无矛盾的公理体系，只要包含初等算术的陈述，则必定存在一个不可判定命题，用这组公理不能判定其真假。该定理最初发轫于数学领域，但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数学的范围。该定理不仅使数学、逻辑学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引发了许多富有挑战性的问题，而且还涉及哲学、语言学和计算机科学等领域。2679757由不完备性定理可知，几乎所有的语法规律都存在漏洞。本研究作为倾向于功能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其结论的不完备性可能更加明显。马真（2004）就认为功能语法学“只能提供一种倾向性的解释，不能提供严格的规则或者说规律”。雷科夫（Lakoff，1973）认为所谓“合乎语法”与“不合乎语法”只不过是程度问题。不能找到关于形名粘合结构的普适的、绝对的规律是必然的，但这并不能成为停止探索的理由。我们的研究致力于寻求倾向性、概率性的规律。

四 研究的基本架构

除了“前言”部分，本研究的主体部分共七章。

第一章，汉语形容词与形名粘合结构；第二章，形容词构成形名粘合结构的能力及其组配规律；第三章，形名粘合结构的称谓性和语义分析；第四章，个案研究一：“大、小+NP”；第五章，个案研究二：“前、原+指人名词”；第六章，个案研究三：“数+大+NP”构式；第七章，个案研究四：“序数+形容词”（+名词）结构。

这七章可概括为两大块：前三章是有关汉语形容词和形名粘合的总体性研究，侧重于不同形容词构成形名粘合结构的能力；后四章是有关形名粘合结构的个案研究，侧重于不同名词和特定形容词构成形名粘合结构的选择性及其语义表达。

这两大块内容内部又有所分工。在第一大块内容中：第一章是从语言类型学的高度来看汉语的形容词和形名粘合结构，在人类语言的形容词和形容词修饰名词结构的共性背景下准确定位汉语形容词和形名粘合结构；第二、三章是在准确认识汉语形名粘合结构性质的基础上，对汉语形容词构成形名粘合结构的能力、组配规律和语义语用功能进行具体研究。从这个角度看，第一章和第二、三章是“总—分”或“一般—具体”的关系。在第二大块内容中：第四、五章侧重于特定形容词和名词的自由组配，选取“大、小”和“前2679758、原”这两对常见的、组配范围广的形容词进行细致研究，这两对形容词构成粘合结构的情况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第六、七章则选取两个含有形名粘合组配的类固化构式分别研究，形容词和名词的自由粘合组配和固化构式中的粘合组配在组配可能性、句法性质、语义表达和语用功能上都存在较大的差异。“数词+大+名词”中的“大”和名词、“序数+形容词+名词”中形容词和名词的关系都比较特殊，这两个格式中形容词的功能也比较特殊。线性形式上它们也是形容词和名词组配在一起，一般不能带“的”，和一般的形名粘合结构具有相似性，正是因为这样的句法构式才使它们能够组配在一起。因此，它们作为比较特殊的一部分纳入本书的研究范围。

五 其他问题

关于行文中语料出处的标注问题，我们基本上采用这个模式：在文学作品、新闻、网页等中手工收集的例句，一般标注具体的完整出处信息，来自网页的一般还标注了网址及查阅时间，查阅时间置于方括号内（如[2001-11-18]）；来自语料库和网页检索（Google 或百度）的例句，一般不标注完整出处（仅标作品名或作者+作品名）或不标注；自造的例句，不标注出处。行文中使用的非“完整句”语料（主要是词、短语，以及部分对比性的简单句）不标注出处。语料出处一般使用圆括号，置于语例之后。

关于行文中语料的标序问题，我们基本上只对完整的例句进行标序，序号置于例句之前，每一节单独排序。单纯的词、短语等语料不标序号。

行文中涉及的英文作者名、作品名、地名、机构名、语系名、语族名、语言名，一律音译为汉语，第一次出现时一般把相应英语原文附注在括号中，大多数人名翻译参考了已出版文献的通行译法，个别翻译系笔者自译。因笔者英语水平有限，对部分英文人名特别是非英语国家人名的实际读法把握不太准，因此在书后附录中列了个人名对译表，以期能弥补可能出现的翻译谬误。

暂无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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