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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

ISBN:978-7-5161-1822-1

出版日期:2012-08

页数:388

字数:418.0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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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简介

基本要求:了解中国新文学的主要历史进程及其特征。

重点与难点:

1.新文学与传统文学和世界文学有什么关系。

2.中国现代文学的原创性特征?

阅读书目:

研究著作:《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史》(程光炜、吴晓东、孔庆东、刘勇);《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10)(朱东霖)。

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既与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外部因素有密切的关系,又遵循文学内部的规律,它的产生经历了一个比较充分的酝酿、准备的阶段,其发展更是一个不断承续、吸收和革新的过程。中国现代文学,在对中国古代文学合理继承的基础上不断革新与发展,并以自己的功绩,彰显于中国文学的史册,且融入世界文学之林。

中国新文学的诞生,首先是中国文学自身孕育的结果。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是中国社会形态及观念意识急剧变动的时期,帝国主义的野蛮入侵和清王朝的腐败无能,互为因果地导致了空前危急的民族灾难,它促使清王朝中的先知先觉们,注重引进、学习西方发达的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都是近代以来学习西方以改变中国落后僵化局面的可贵努力。由于历史条件的不成熟和改良派、维新派、革命派自身的局限,三次大变动都以失败告终。但就影响而言,它一方面使更多的中国人具有忧患意识,亟欲变革图强,另一方面也使清醒的先驱人士开始了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的追求到精神文化的变革,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已经推进到历史舞台前沿。

与这场思想文化革命相对应,清末文学革新运动也应运而生,它是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衍化的重要阶段之一。曾以新思想的先锋自命的梁启超,既是维新变法的代表人物之一,又是晚清文学革新运动中的首开风气者。他极口称赞“小说为国民之魂”,特别重视“政治小说”,认为欧美诸国的变革,“政治小说为功最高”。2826583而曾被鲁迅称赞为真正的国学研究专家的王国维,则对文学的审美功能有着独具慧眼般的清醒认识。他强调文学自身的品格,艺术自身的价值,尊重文学艺术自身的特点和规律,与梁启超的功利文学观对立而互补,它们均从不同向度冲击着“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的封建文学观,共同成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先声。

文学观念的变化,必然带来文学体裁及文学语言的变革。晚清的“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白话文运动”,以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政治大变动为根基,以具有明显近现代色彩的文学观念为指导,掀起了一场从文学体裁到文学语言的规模宏大的文学革新运动。尽管由于种种原因,晚清的文学革新运动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但它的确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一场有意义的预演,它的成功和失误,都从不同方向呼唤着以语言的解放—文学的解放—思想的解放—人的解放为旨归的中国现代文学30年的到来。

同时,我们还应认识到,中国的现代文学既是中国文学母体长期历史孕育的结果,更是世界文学激发、催化的产物。自1897年起,林纾陆续翻译出版了《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170余部,共271册世界文学名著,“林译小说”在近代和“五四”前后都产生了广泛性的影响;胡适与一批留美学生酝酿于大洋彼岸并从美国寄回来的《文学改良刍议》,成为“五四”文学革命发生的“导火索”。周氏兄弟和创造社诸君从日本归来,那里波涛汹涌的民族民主浪潮和文学理论思潮,成为推动他们建构现代文学观念、显示新文学创作实绩的重要“桥头堡”,欧阳予倩等在日本培育出现代话剧的第一批蓓蕾,瞿秋白的俄苏之行成就了中国最早的报告文学文体,闻一多因大洋彼岸的民族歧视而激发出不可抑制的爱国热情,徐志摩的诗行里渗透着对康桥的倾心和留恋,郁达夫受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与日本“私小说”影响写出《沉沦》,还有受欧美“意象派”影响创作白话新诗的胡适,受西方和俄罗斯人道主义影响提出“人的文学”的周作人,广泛吸收多种外国手法并参照现代小说格式创作出《狂人日记》等一批堪称中国现代小说基石作品的鲁迅……他们经历了异国文化的洗礼与冲击,汇入了文学革命的浪潮,构成了新文学创作主体的中坚和核心。他们的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真切地反映着中国作家置身世界文化潮流之中的心态和表现着他们眼中的现代世界的模样……在世界文化观念、文学潮流的影响下,中国现代文学获得了与传统文学截然不同的现代思想内容、审美意识、文体形式,从创作模式到表达方式,从作品文本到总体风貌,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成为现代世界文学版图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依据中国现代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以及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具有30余年历史的中国现代文学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第一个十年(1917—1927)。由文学形式的外在改革逐渐转向思想内涵的深刻变化。1917年初,胡适、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标志着文学革命运动的正式兴起。随后,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李大钊等人积极呼应文学革命的主张,推进文学革命的发展。“五四”运动的爆发,把文学革命迅猛推向了高潮。与此同时,以鲁迅、郭沫若为代表所创作的新文学作品,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表明了新文学的实质性进展。小说方面,有鲁迅划时代的《狂人日记》和后来结集在《呐喊》、《彷徨》中的诸篇小说,叶绍钧、冰心、郁达夫等一大批新文学作家也创作了内容和形式全新的现代小说。诗歌方面,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刘大白等大批白话新诗人,以各自创作的白话新诗冲击千百年来旧体格律诗的正宗地位,其后,郭沫若的《女神》,以内容和艺术的独特风格和气势开创了自由体白话新诗的一代诗风。散文方面的成就超过了小说和诗歌,它体现在鲁迅、李大钊等人创造的大量文艺短论和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许地山等人创作的抒情叙事散文,还有瞿秋白创作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等通讯报道,它们是中国现代报告文学的最初萌芽。话剧方面则有胡适、洪深、田汉、欧阳予倩等人创作的现代话剧。这一时期的文学界充满了破旧立新的“五四”精神,呈现出开创一代文风的崭新气象。在文学创作的对象和主题上,农民成为这一时期众多文学作品的描绘对象,作家们在对农民命运的描绘中表现出反对封建礼教的强烈愿望,强化了五四“反封建”的主题。知识分子的生活也得到广泛的表现,很多作品反映了进步知识分子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的反抗,描写了他们摆脱封建道德束缚、争取婚恋自主、追求个性解放的奋争,表现了“人的解放”的启蒙思想。

1921年后,随着新文学的理论和创作的深入发展,涌现出众多的新文学社团,大体有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新月社,以及风格接近文学研究会的未名社、莽原社,接近创造社的南国社、浅草社和沉钟社等。同时,文学研究会标榜为人生的写实主义,创造社鼓吹重艺术的浪漫主义,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两大风格流派,并对后来的文学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此外还出现了“问题小说”、“身边小说”、“乡土文学”、“语丝文体”、“象征派”与“现代派”诗歌等丰富多彩的文体创作。另外,这一时期新文学作家们通过各种渠道译介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扩大了新文学的艺术视野。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这一时期的文学局限,一些作家生活视野还较狭窄,不太熟悉外面的世界,有些作品不同程度地带有感伤颓废情调,甚至有宿命论倾向,在译介外国文学过程中未能很好地区分精华和糟粕,缺乏应有的分析判断能力,在对待民族文学遗产上则存在着虚无主义倾向。

第二个十年(1927—1937)。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社会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了适应这一形势变化的需要,1928年1月,创造社、太阳社开始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与此同时,在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之间,发生了一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成立,左联的成立,标志着新文学已经进入革命文学的新阶段。左联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译介、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积极开展文艺批评,开展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培养了大批文艺新人,文学创作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均有较为成熟的作品涌现。

左翼作家从社会革命的角度观察与反映现实,无产阶级的革命成为该时期的文学主题之一,除此之外,“五四”时期已经形成的基本主题在民主作家那里得到延续……他们承继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继续从思想文化革命的角度关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巴金的小说,曹禺的话剧,拓宽了反封建叛逆主题的领域,虽然个性解放的追求仍然是他们创作的基调之一,但这种个性解放已不单纯是思想观念上的自我扩张、自我完善和自我的绝对自由,而是与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探索结合在一起。鲁迅的部分杂文和历史小说,突出地延伸了启蒙主题的内涵,并升华到新的思想高度,甚至探索较为前卫的创作方法;老舍、张天翼的小说则把改造国民性的文化指向,由农民文化延伸到了中国的市民文化圈。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五四”主题获得了新的发展与深化,文学创作走向新的繁荣,该时期的文学创作,在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普遍超过了上一时期。同时,也存在缺陷,由于一些作家特别是左翼的青年作家,对群众的生活还缺乏实际了解,有些作品生活实感较弱,革命者和劳动群众的形象塑造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概念化弊病,有些人物形象血肉不够丰满,甚至单薄苍白。

此外,京派与海派是这一时期重要的文学流派。京派是20世纪20年代末文学中心移到上海后仍聚集在京津或其他北方城市的一批作家,他们以《骆驼草》、《大公报·文艺副刊》、《水星》、《文学杂志》为主要阵地,他们大都是学者型的文人,在大学里教书,业余时间从事创作和批评,在文艺观方面,他们强调文学的独立的价值,反对文学附属于政治,也反对文学的商业化倾向,代表作家有沈从文、废名等。“海派”是特指上海及其周边的带有商业色彩的作家群落,他们远离政治,以《新文艺》、《现代》等为阵地,以都市文明为创作题材,通过写性、欲望等表现现代都市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代表作家有张资平、叶灵凤等。

第三个十年(1937—1949)。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进入了抗日战争的历史时期。国民党和共产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双方建立了广泛的统一战线,经过三个月的筹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于1938年3月27日在武汉正式成立。会议选出郭沫若、茅盾、冯乃超、夏衍、胡风、田汉、丁玲、许地山、老舍、巴金、郑振铎、朱自清、郁达夫、朱光潜、张道藩、姚蓬子、陈西滢、王平陵等45人为理事,周恩来、孙科、陈立夫等为名誉理事。“文协”的成立实现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同党派、不同流派、不同阶层的作家间的第一次最为广泛的合作。由于受军事、政治形势的限定,第三个十年的文学是在四个区域同时展开的,它们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国统区、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上海的外国租界、日寇占领下的沦陷区。四个区域中的现代文学由于各自所处的政治环境、社会环境以及文化环境的不同,亦显示着不同的特点。国统区文学在从抗战初期的狂热、冲动中冷静下来后,对现实中阻碍发展、阻碍抗战的不良现象和民族痼弊的深入剖析,对知识分子人格道路的深刻反思逐渐高涨和成熟起来,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旋律,“五四”文学的理性批判精神再一次得到有力的弘扬和发展。解放区文学在共产党的直接关注和领导下,开始了现代文学史上继“五四”文学革命之后又一次变命。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地阐释了当前文艺运动的方针、政策及要求,解决了自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有关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群众等理论问题,使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文学创作中出现了新主题、新题材、新形式,涌现了赵树理、孙犁、丁玲、周立波和《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等一大批具有比较典型的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作家和作品,显示了实践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取得的重要成就。1937年11月,上海及其周边沦陷之后,一部分留在上海的进步文艺工作者利用英法等国的“租界”这一特殊环境,采取各种灵活的形式进行抗日救亡的文学活动,史称“孤岛文学”。当时“孤岛文学”促进了杂文创作的繁荣,并以戏剧舞台为阵地演出大量的历史剧,宣传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与此同时,作家们还出版进步刊物,介绍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的情况和转载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品,使“孤岛文学”与全国抗战文学运动联系起来,成为整个第三个十年文学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1941年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后,外国租界全部落入日寇之手,“孤岛文学”才告终止。这此外,在日本侵略者占领下的沦陷区内,既有由日伪直接扶持的汉奸文学,也有爱国主义文学,一些未撤离的“地下的进步文艺工作者大都能坚持岗位,以各种方式,与敌伪斗争”。2826584除此之外,在上述两个区域,还出现了以张爱玲和新感觉派为代表的都市作家群的作品。这一时期的文学也存在某些缺点,一些作品虽然反映现实较为及时,但缺乏精细的艺术磨练,显得较为粗糙,以至影响了作品的审美价值。

从1917年初倡导文学革命,到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其间的三十多年是中国文学历史上的一个崭新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同几千年的中国古代文学和其后的近代文学相较,形成了自己鲜明的原创性特征,表现在新的文学价值观念、表现形态和文学审美品格诸方面。

中国古代文学的正统文学价值观念,是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及其伦理道德为核心体系的,文学被当作“明道”、“载道”的工具,“代圣贤立言”成为文学创作和文学评价的最高标志。在这种文学价值观念的指导下,许多作品充满着强烈的贵族意识和等级意识。它们着力于描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生活和情感,将上流社会作为主要的描写对象和服务对象,作家的人格追求也大多被拘囿于封建伦理道统之内。近代文学中虽然出现某些新的思想萌芽,但其基本价值观念仍然没有超越封建思想和伦理的樊篱。“五四”新文学家摈弃了陈腐的文学价值观念,要求重新估价一切,把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解放作为文学创作和评价的最高价值标准,文学不再是封建载道工具,而是谋求人的解放的武器;作家不再是封建权势者的附庸,而是独立的、不依傍于他人的精神个体。“五四”时期文学思潮的基点是个性主义,在个性主义的整体建构中,多数作家能够将自我对象投射转化到他者之上。因此,中国现代文学除了关注自我的平等、自由和解放,还把启发民众觉悟,揭示民众的生存和精神的双重痛苦作为创作的自觉使命,在新文学杰出作家创作的作品中,就蕴涵着思想革命、社会革命、文化革命、经济革命的丰富内容,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许多新文学家投入社会革命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为工农大众服务,为人民解放事业服务,并将人的解放逐渐融合和转化到阶级的解放和民族的解放的社会大潮之中,文学的价值观念得到递进和发展,与古代文学和近代文学较之,文学观念得到根本性的更新。

由于文学价值观念的变化,新文学家所关注的不再是上流社会的生活状况和文人的情趣,代之以普通人平凡的社会人生。农民、市民和知识分子,成了新文学最基本的主人公。因为,广大的农民市民群众是中国社会的主体,既是思想启蒙的主要对象,又是社会革命和民族解放的主力军,具有民主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在思想革命、社会革命和民族革命中均占有特殊的地位,因此表现他们的生活命运和理想愿望等也就成为新文学的基本题材。文学的描写对象和服务对象的转换和改变,是文学价值观念巨变的必然结果,它从一个重要侧面体现出中国现代文学的时代新质。

文学价值观念和描写对象的革新,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新的文学表现形态。中国传统文学是以古典的诗、词、文为正宗的,清末民初时,这种单调呆板拘谨的文学体式和僵化陈腐艰涩的文学语言,根本无法表现变化急剧、错综复杂的现实生活,无法反映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情思,无法展示现代作家丰富多样的艺术个性。近代作家虽然倡导语言文体的革命,但仍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文体模式和文言文的正宗地位。新文学家顺应时代和广大民众的要求,以前所未有的气度和魄力,揭开了语言革命和文体革命的大幕,迎接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他们猛烈地抨击脱离现实生活、脱离人民群众的文言文,提倡新鲜活泼、明白畅晓的现代白话文。经过激烈的论争和不断的实践,现代白话文终于取代了文言文,成为新文学创作的利器。在此基础上,新文学家大胆地学习、借鉴西方近现代的文学体式和艺术技法,逐渐推出白话体新诗、小诗、散文诗、现代小说、话剧、杂文、报告文学等一批新文体;在叙述视角、描写手段、心理刻画、抒情方式、时空结构等方面,也都进行了革新和创造,并沿着民族化和现代化相结合的道路不断发展,日臻成熟。文学语言的革新,众多文学体式的建立,极大地丰富了新文学的表现方式,并为平民大众理解和接受新文学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此,表现方式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构成新文学的又一原创性特征。

就审美标准而言,“中和之美”是我国传统文化最高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规范,所谓“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温柔敦厚”,从某一侧面反映了封建贵族阶层的审美的标准。中国现代文学在猛烈冲击古典审美规范的基础上,建立了以崇高美和悲凉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审美观念。新文学家将人生最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借以反映历史的必然要求,他们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真切地描写黑暗现实对理想的扼杀,描写下层民众精神愚昧和物质匮乏的双重痛苦,描写现代知识者人格心灵的分裂和冲突……现代文学所表现的强烈的悲剧意识和巨大的批判力量,冷峻悲凉的艺术格调,有力地激发着人们从“瞒和骗”的泥淖中解脱出来,觉醒起来,以在更高的审美层次上追求崇高和悲凉的审美格调。同时,中国的现代文学超越了传统喜剧浅尝辄止的品格和止于滑稽、伤于溢恶的表现形态,从社会历史发展和人的解放的高度,认识假、恶、丑的虚妄可笑,以激烈犀利或轻松机智的态度,将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引起人们对丑恶事物的憎厌,由此形成了现代喜剧的荒诞意识及反讽形式,在此基础上实现悲喜剧双重意识的融合、渗透和有机转化,从而体现出新文学的现代审美品格。

思考题

1.为什么说新文学是中国文学自身历史孕育的结果?

2.中国现代作家对外国文学的吸收和借鉴体现在哪些方面?

3.简述中国新文学的主要历史进程(结合作家作品、思潮流派、文学社团)。

4.从与中国古代文学平行比较的视角,论述中国现代文学的原创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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