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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问三代文明:中国出土文献与上古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ISBN:978-7-5161-5085-6

出版日期:2014-12

页数:680

字数:716.0千字

点击量:758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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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简介

积水连天阔,青山送客来。

2013年9月26—27日,由中国先秦史学会主办、天津师范大学出土文献与上古史研究中心承办的“中国出土文献与上古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召开,来自中国、美国、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70余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提交论文50余篇,经统一体例,校正讹误,分类编排,即行出版。

近年来,出土文献研究成为新的学术热点,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究与阐扬。传统意义上的出土文献主要以甲骨金文为其大宗,而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等楚竹书的相继发现,更使出土文献的内涵大为丰富起来。甲骨学、金文学已取得巨大成绩,而简帛佚籍的研究则方兴未艾。为了充分发掘各种出土文献资料的学术价值,把中国上古史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于是有这样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

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见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发见之金石书籍,于学术之大有关系者,尚不予焉。”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也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前贤对于新材料、新问题、新学问的高度重视启示我们,随着当今新出土文献的大量发现,又一个新潮涌动的学术时代已经到来。

从目前出土文献研究的现状看,主要有三支队伍在辛勤工作。处在第一线的是考古工作者,在发掘、整理和保护出土文献方面苦心孤诣,贡献良多;第二线的是古文字工作者,对出土文献精心释读,反复探究,新见迭出;第三线的是史学工作者对文献内容深度解析,廓清迷雾以求其真,探索规律以致其用。三者密切配合,协同攻关,力破难题,不断把中国上古文明史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但比较起来,三支队伍中的史学工作者面对新的出土文献资料,似未像古文字学界那样倾情投入,时有佳作。固然文字考释是出土文献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前提性工作,需要先行一步,但出土文献一经初步整理释读,对其历史内容的研究就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因为有些深层次的问题并不出在文字释读上,而在于如何厘清历史真相和探寻历史规律以揭示新的学术天地。

历史学是以文献作为基本研究资料的一门带有实证性的学科。在利用新出土文献研究上古文明史的过程中,相应的学术规范是必须遵守的,否则将会带来不必要的混乱与争议,有碍学科的进步与发展。

第一,必须重视出土文献的真实性研究。就出土文献作为史料而言,实际与传世文献一样,其真实程度和史料价值如何也是需要认真鉴别的。文字的错讹自不必说,而史事的可靠与否尤须分辨。如果认为凡出土文献其史料价值都高于传世文献,可以照单全收,或者遇到史事与传世文献相异或矛盾之处,即以出土文献为依归,这都不是科学的态度。实际上,传世文献所遇到的问题,出土文献亦不能免。譬如,《尚书》头三篇即《尧典》、《皋陶谟》、《禹贡》不好说成是尧舜时代的著作,那么,来自地下的战国竹简本诸如《尹诰》、《说命》、《保训》、《耆夜》等,是否就可以不加论证地视为商周时期的作品呢?如果不是,它们又是如何形成的?又当如何评估其史料价值呢?这涉及历史学如何求真的问题,不可回避。从前司马光撰《资治通鉴》,为使世人信服,又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途,为《考异》30卷,与之并行。这既是历史研究必须运用的基本方法,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史学的求真精神。显然,要使出土文献真正成为研究上古文明的珍贵史料,由表及里、去伪存真、考而后信的探索过程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必须重视文献材料的细节性研究。细节研究不等于历史的“碎片化”。那种淡化对重大历史问题的深度关切,垂青于历史边远领域的跨界探究;淡化对整体史规律性的宏观把握,垂青于局部考察的吉光片羽;淡化辩证分析的论证范式,垂青于细枝末节的梳理描述,有可能与“碎片化”的历史研究有关。相反,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扎扎实实研究一些具体问题,由此及彼,见微知著,却有利于历史规律的把握,形成更为真切的历史认识。一段时间以来,有的学者从地下出土的简帛佚籍得到启示,于是援此例彼,对梅本《古文尚书》等过去已有定评的伪书大胆翻案,不遗余力。然观其对古文《尚书》案的审核,分析论证极为空泛疏阔,甚至连文献研究最基本的学术规范也不遵守,就放言论定,厚诬古人。如今清华简《尹诰》(《咸有一德》)、《说命》的发现,使伪《古文尚书》案终成定谳。这场来势猛烈的翻案风算是刮过去了,但时代进步、学术退步的异常现象却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第三,必须重视上古文明的致用性研究。经世致用是中国学术的优良传统。虽然历史学不能直接助推现实经济社会发展,但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应有其特定的社会位置。历史是昨天的现实,现实是明天的历史。一个民族、国家的存在与发展总有其生生不息的动力,总有一些具有普适价值的文明因素可以跨越时空,恒久地发挥作用。利用传世和出土文献深度探索中国古代文明发生与演进的客观规律,铸就一种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和核心价值观,对于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既求其真(事实),亦求其是(规律),是历史研究的本质要求。真实的和规律性的历史知识和智慧是一种强大力量,可以起到疏通知远、鉴往知来的作用。无论是出土文献还是传世文献,都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重要的精神文化产品,其思想精华早已融入民族生命的血液世代流淌。继承和开发这些珍贵的民族遗产,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是史学工作者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以上所谈这些问题,与会学者均有涉及和讨论。相信通过大家的不懈努力,锐意进取,砥砺前行,中国出土文献和上古史研究必将谱写新的篇章!

杜勇

2014年6月于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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