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史
图书简介
一
作为前英殖民地,澳大利亚的文学批评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从19世纪开始,澳大利亚文学批评一直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方面是澳大利亚人对于国外文学的评论,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澳大利亚诗人A.D.霍普(A.D.Hope)的《洞穴与涌泉:诗歌论随笔集》(The Cave and the Spring:Essays on Poetry,1965)、澳大利亚文学教授S.L.戈尔德伯格(S.L.Goldberg)的《古典秉性》(The Classical Temper)、澳大利亚诗人文森特·巴克利(Vincent Buckley)的《诗歌与道德》(Poetry and Morality)和澳大利亚文学教授D.C.缪易克(D.C.Muecke)的《反讽指南》(The Compass of Irony);第二方面是外国人对于澳大利亚文学的批评,比如英国人弗兰西斯·亚当斯(Francis Adams)对于亚当·林赛·戈登(Adam Lindsay Gordon)、英国人爱德华·加尼特(Edward Garnett)对于亨利·劳森(Henry Lawson)、美国人哈特利·格拉屯(Hartley Grattan)对于约瑟夫·弗菲(Joseph Furphy)的评论;第三方面才是澳大利亚人对于本国文学的评论,在整个澳大利亚的文学批评当中,这一类的文学批评只占一部分。长久以来,在澳大利亚,批评家对于莎士比亚的阅读和批评兴趣远超过对于任何一个本土作家,所以我们在讨论澳大利亚文学批评时必须充分认识到,很多澳大利亚的文学批评家并非只管澳大利亚文学,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对于英美和欧洲文学有着同样大的兴趣。
关于澳大利亚文学的批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1856年,弗雷德里克·西尼特(Frederick Sinnett)通过《澳大拉西亚杂志》(Journal of Australasia)发表文章,他在文章中就当时可见的澳大利亚本土小说和英国时下畅销的小说创作进行比较,针对澳大利亚文学的本土特征和普世价值之间的关系破天荒地提出了自己的思考。西尼特不是一个专职从事文学研究的批评家,更没有把自己看作专门从事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专家,所以,在澳大利亚,大家心目中普遍公认的第一个文学批评家不是他,而是活跃于19世纪90年代的A.G.斯蒂芬斯(A.G.Stephens),斯蒂芬斯长期在《公报》(The Bulletin)的“红页”(Red Page)担任文学编辑,由于这个原因,他把文学批评当成自己的全部工作,所以有人认为,斯蒂芬斯为澳大利亚的文学批评做出了开天辟地的贡献,因为在他之后,文学批评在澳大利亚成了可供专门从事的体面职业。
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中叶,澳大利亚文学和文学批评在民族主义和“新批评”的博弈中进入了大学学院,但是,在澳大利亚文学步入学院的过程中,民族主义批评在“新批评”的巨大影响之下被一卷而空,在一种利维斯式的“伦理形式主义”(ethico-formalism)批评的主导下,澳大利亚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体制化和学院化的阶段。1956年,A.D.霍普在《公报》杂志上撰文严正提出“澳大利亚文学的标准”
70年代后期,随着新一代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家的崛起,“新批评”作为主导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批评范式走到了尽头,一批年轻的批评家先后撰文,系统反思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新方法和新路径,同时为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革新大声疾呼。有人呼吁在不同前殖民地国家之间采用一种跨国的比较文学方法重新定位澳大利亚文学批评
20世纪80年代或许是澳大利亚批评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在“理论”的影响下,一大批批评家努力探索澳大利亚本土文学批评的革新道路,其中对澳大利亚文学影响最大的是女性主义批评,此外,土著文学批评、少数族裔(亦称多元文化主义)文学批评以及后殖民理论也是80年代引人注目的焦点,它们先后推出了一大批的研究成果。80年代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共同特点在于理论化和政治化,此时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与激进的政治结缘,形成了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史上前所未有的强大的文化批判巨潮,在无数激烈的论争和立场交锋中,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影响从学院漫溢到了整个澳大利亚社会,吸引了无数国民的目光,也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关注。
从方法论上说,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澳大利亚女性主义批评、土著文学批评、移民文学批评和后殖民理论共有一种批判的特征,他们立足自身经验批判男权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从80年代进入澳大利亚的欧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理论”中,他们汲取了精神灵感和理论武装,共同形成了一股浩浩荡荡的“文化研究”队伍,为澳大利亚文学拓展了空间,也指出了新的方向。纯粹意义上的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是在德国法兰克福学派、英国伯明翰大学学派和美国文化研究等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的,格雷姆·特纳(Graeme Turner)在《民族、文化、文本:澳大利亚文化和媒体研究》(Nation,Culture,Text:Australian Cultural and Media Studies)一书的导言中指出,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与英国相比没有后者那么明确的神话般的起点,更没有形成什么具有标志性的组织机构,如果说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成果还比较显著的话,那么从组织上说,研究者还处在比较分散的状态下。不过,他同时承认,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也并非完全没有先兆,例如,80年代前后,澳大利亚各地创办的《竞技场》(Arena)、《干预》(Intervention)、《澳大利亚电影理论》(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Screen Theory)、《澳大利亚文化研究》(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等期刊,各届联邦政府对于文化产业的巨额投资以及由高校升格带来的高等教育的扩容等都为一种跨学科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准备了土壤。
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最大特点是它对长期以来主导澳大利亚主流文学和文化的保守势力发动的毫不留情的攻击。或许正是因为80年代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文化自省和批判锋芒深刻地触痛了澳大利亚主流社会的核心价值和利益,90年代的澳大利亚批评界出现了一股强劲的反“理论”思潮,美国保守派理论家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的《封闭的美国心灵》(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1987)、E.D.赫施(E.D.Hirsh Jr.)的《文化素养》(Cultural Literacy,1987)、阿尔文·柯南(Alvin Kernan)的《文学之死》(The Death of Literature,1990)以及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的《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1995)著作先后传入澳大利亚,并迅速成为澳大利亚保守势力的理论武器。在澳大利亚,路克·斯拉特里(Luke Slattery)和杰弗里·马斯伦(Geoffrey Maslen)等人不仅通过《澳大利亚人报》(The Australian)连篇累牍地撰文批判“理论”,还于1994年出版了《我们的大学为何衰落》一书,他们在这些著述中以最激烈的言辞对“理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不过,90年代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并没有因为这些激烈的论争而停滞,除了女性主义、后殖民、土著文学、移民文学批评之外,世纪末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中至少出现了另外两种新的趋势,一个是对于文学体制的文化史研究
二
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历史不过120多年,所以,相对于英国这样的老牌文学批评大国,似乎很难奢谈什么“澳大利亚文学的批评传统”。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澳大利亚批评界开始以不同的方式反思自己的批评传统,先是布莱恩·基尔南在他的《批评》一书中梳理澳大利亚文学批评从萌芽到20世纪70年代的发展脉络。最早明确以“澳大利亚批评传统”为题讨论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批评家是帕特里克·巴克里奇(Patrick Buckridge),在一篇题为《思想运动与澳大利亚批评传统》的文章中,他系统梳理了1945—1975年间澳大利亚批评中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左翼传统。
讨论澳大利亚的文学批评传统,人们可以选择不同的视角和立足点,如果我们站在21世纪之初回望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演进史,我们可以清楚无误地看到由民族主义、“新批评”、“理论”和新经验主义先后形成的四个时代,对于澳大利亚文学的批评历史来说,上述每一个时代都为澳大利亚的文学批评留下了极其珍贵的传统遗产,例如,民族主义坚持文学批评应当立足本土文学经验,“新批评”主张文学批评应弘扬文本的“细读”精神,同时树立超越民族和国别界限的普世标准,“理论”倡导融合语境分析和形式批评的文化研究,新经验主义主张融合先进的数字和网络技术对传统文学进行大范围的跨国别、跨学科和跨体制的研究。除此之外,澳大利亚的左翼文学批评、土著文学批评和移民文学批评等也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和积累之后形成了自己传统。总之,历经了一百多年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为未来留下了丰富而弥足珍贵的传统遗产,为澳大利亚文学和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澳大利亚文学是较具典型意义的后殖民文学,所以,在讨论澳大利亚的文学批评史时,很容易看到一份别的国别文学中不常看见的纠结,从某个角度说,那是一份关于何为文学性的纠结,换一个角度看,这份纠结更在于如何处理澳大利亚民族文学和普世性的世界文学之间的关系。什么是文学性?文学性究竟是民族的,还是世界性的?众所周知,所谓文学性的问题,其实还是一个关于文学如何界定的问题。“文学是什么?”英文中的literature一词源自拉丁文的littera,意思是“字母”,换句话说,文学最早的意思是“文字”,根据这个词源,文学的定义应该是广义的,广义的文学包括一切以文字的形式出现的书面写作。一般认为,这个界定足够宽泛到包罗万象的程度,但是,以今日的立场观之,它毫无道理地把口头文学排除在外,所以并不是一个可以被大家普遍接受的定义。还有一种文学观认为,文学应该是一种艺术,一部文学作品不管它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只要它充分显示出创作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就可以被称为文学,持这种观点者引用德文中的Wortkunst一词说明,文学的最根本要素在于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展示,所以真正称得上文学的应该是包括诗歌、戏剧、小说以及其他虚构类创作。狭义的文学定义同样受到许多人的质疑,质疑者们认为,仅凭想象判定文学有可能把美国歌星麦当娜的《性》和饶舌(rap)歌词都当成文学,而那样做是非常不妥当的。
在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中首次提出文学性这一概念的是俄罗斯形式主义批评。俄罗斯形式主义理论家们认为,文学研究不是二流的民族志或历史,而是一种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独立科学,所谓形式主义批评既非一种美学理论,更不是一种方法,它试图构建一种专门研究文学的文学科学,形式主义批评家关心的第一个问题不是如何研究文学,而是文学研究究竟应该研究些什么。俄国形式主义认为,传统的表现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观多多少少都存在不少问题,因为如果文学文本仅仅是作者思想或者现实表征的工具,那么文学本身所具有的特征势必被忽略,例如,如果把文学作品看作作家个性的表现,那么文学研究最终必然会变成传记和心理学研究,把文学简单地看作现实世界的一种反映最终一定将文学研究推向历史、政治和社会学研究,就连象征主义对于文学的界定终究还是会把文学研究引向艺术之外,引向认识论和心理学。形式主义认为,如果文学呈现事实,那么它区别于其他呈现方式的特质在于它的陌生化,艺术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给人们一种关于生活和经历的还原了的新鲜感,艺术化的舞蹈让人们对步行有了一种新的感受,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使用语言时,习惯让一切成了自动的程序,但当我们听到诗歌时,我们对于语言的物理特性又恢复了一种形式上的感知。形式主义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文学观。
在20世纪西方文论中,另外一个十分关注文学特异性的流派是英美“新批评”。作为英美“新批评”的主要思想来源之一,F.R.利维斯(F.R.Leavis)的文学观在“新批评”的早期传播中影响很大。作为20世纪文学批评中里程碑式的人物,利维斯最早在他的论述中指出,文学研究应该与文化史的研究以及文明的保护联系在一起,文学批评应着力保护日益受到威胁的弱势文化,文学批评家应该努力通过最优秀的文学阅读不断提高自己的感悟力和生命力,努力培养自己的聪颖和细致入微地洞察世事的洞察力,与此同时,还必须培养一种手术刀般的鉴别力,以帮助他们判断哪些作品不具备上述特点。在利维斯看来,批评家不只是文学家亦步亦趋的跟屁虫,批评家的任务是拯救文明,保持传统的活力,文学批评的根本任务在于文化评价。在探求文学性的时候把注意力集中于文本之上,虽然他们实践了一种名副其实的“实用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但跟所有的“新批评”家们一样,他们假设一个文学文本传达一个时代的某种精神,所以文本细读和分析是手段,目的是要在文本中找出他们认为可以代表那种精神的细节,例如,他们在安德鲁·马维尔(Andrew Marvell)的诗歌中努力找寻17世纪早期文明的精细,在乔治·艾略特和D.H.劳伦斯的作品中寻求英国农业社会留存下来的价值和美德。利维斯和“新批评”家们认为,最优秀的文学不仅是文学技巧和手段的精妙,它更展示一个时代精神中最有价值的东西。
文学究竟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文学理论界至今依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俄国形式主义借助形式陌生化来界定文学性着力于一种普遍性的总结,利维斯关于文学承载时代文化和文明精神的观点把文学性与民族性更多地联系在了一起。那么,所谓的文学性究竟是民族性的,还是世界性的呢?针对上述问题,不同时代的澳大利亚批评家给出了非常不同的回答,澳大利亚早期的民族主义文学主张唯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主张普世主义的“新批评”认为只有符合世界性标准的文学才算得上真正的文学。70年代后期,在西方“理论”和左翼思潮的影响之下,一种新民族主义在澳大利亚迅速回潮,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一大批澳大利亚文学评论家对“新批评”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在他们看来,那种普世主义的形而上文学判断根本不值一驳,他们不仅挑战民族主义,也挑战一切形式的普世主义。不论是土著文学、女性主义文学,还是后殖民文学、移民文学批评,他们大多立足比民族观念更具体的自我身份定位,对传统民族主义和普世主义抱着深刻的敌意,他们在文学批评中为自己设定的一个首要任务是开放经典,在这一诉求的背后是他们对现有一切民族经典的深刻质疑和批判,不论是女性主义,还是土著文学,不论是移民批评,还是后殖民理论,他们所要着力揭示的是一切现有民族文学经典中的问题和矛盾,批判这些经典背后暗含的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
从民族性和世界性的角度去观察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发展历史有其独到的优势,但是,如果对70年代之后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给予更多的关注,那么整天纠结于不同批评家对于文学性的定义则显得很不足了。从事澳大利亚文学的批评传统研究还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视角,例如,约翰·多克(John Docker)的《批评情境》和帕特里克·巴克里奇的《思想运动与澳大利亚批评传统》可以算是一种思辨性的研究,布莱恩·基尔南的《批评》、维罗妮卡·布雷迪的《批评问题》、戴利斯·伯德等人的《权威和影响:澳大利亚文学批评1950—2000》
三
澳大利亚文学批评所走过的道路虽然与许多其他英语国家有着不少共同之处,但是,澳大利亚文学批评自有其非常独特的地方。其中之一是,以前的批评理念和实践常常并不会随着旧有的批评范式而消失,相反,它们会顽强地存在下去,并与新的批评范式做坚决的抗争,所以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历史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范式更替史,的确,如巴克里奇所言,“二战”以后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一直存在三种传统,包括自由人文主义、左翼和保守主义,三者之间不断的角力推动了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发展;
澳大利亚文学批评从殖民文学中走来,经历了激进的民族主义和“新批评”,更在当代西方“理论”的激荡中得到了巨大的拓展,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在特定的澳大利亚语境中形成,如果曾经的殖民背景极大地限制了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发展,当代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色,一方面,为了能获得更多的读者和反响,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家常常不得不打破传统的学科和体制界限,在从事文学批评的同时大胆打破文学与社会的界限,在自己的文学评论中积极关注国家、种族和殖民等社会和政治论争;另一方面,积极借鉴英美等国经验,把文学批评的文本讨论与政治议题结合起来,用文学的讨论努力推动澳大利亚公共政治在土著、殖民和民族归属感等问题上的重新定位。所有这些都值得我国的外国文学工作者去认真研究和考察。
一个国家的文学批评史所反映出来的常常是它深深植根其中的文化。19世纪的英国人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在其《文化与无政府状态》(Culture and Anarchy)一书中指出,所谓文化,就是一种对于完美的追求,从事文化工作的人就是要努力将全人类最优秀的思想和最精彩的言论在全世界传播开来,以便世人尽知。在澳大利亚的文学语境中,阿诺德的话具有双重的意义,针对国内,澳大利亚文学批评作为一种文化实践活动在推进和传播澳大利亚文学的进程中长期扮演着无可比拟的重要角色。对外,澳大利亚的批评家们一方面大力向全世界推介本国的文学成就和文学思想,另一方面同时把来自世界各地,尤其是欧美等地的文学和批评理论引进给国内文坛。一个多世纪以来,澳大利亚的文学批评便是在上述的双重定位中比较好地行使着自己的职责,为本民族文学传统的形成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更为世界范围的文学思想交流付出了自己的努力。
我国学者李春青在2012年11月2日的《中国社会科学报》上撰文指出:“‘本土化’是国际化或全球化的伴随物。其意有二:一者,假如没有全球化或者国际化,人人依照自己的已有传统生活,也就无所谓本土化问题,所以本土化实为全球化和国际化的派生物;二者,全球化、国际化不意味着一方对另一方单向的影响,更不意味着一方对另一方的简单普及,其中必然有一个适应本土的过程,换言之,全球化、国际化是要靠本土化来实现的。因此,本土化也就是甲地的某物适应乙地环境的过程。对中国学界的情况来说,来自欧美的新理论、新方法的影响无处不在。接受影响就是本土化问题,因为按照哲学阐释学的看法,接受就意味着建构。按照现代翻译理论的观点,从一种文字翻译为另一种文字,同样是一种建构。”他认为,中国在接受西方理论的时候应注意三点原则,具体来说包括(1)重视历史化的研究保证对象的独特性,(2)要学会取其神而遗其形,(3)要以‘对话’为立场。”
在接受外来思潮的过程中,澳大利亚文学批评曾经表现出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时间上的滞后性(belatedness)。这一特点突出地表现在对于包括“新批评”和结构主义在内的形式批评上,但是,这种滞后性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似乎不再那么突出,特别是到女性主义和后殖民理论崛起的时候,澳大利亚文学批评首次与整个西方知识界同步,此外,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叶,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界跟西方一样经历了激烈的左翼主导的“文化研究”以及随后发生的右翼主导“文化战争”,21世纪伊始,在“文化战争”的硝烟逐渐散去的时候,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并没有像有些人预测的那样回归经典,相反,澳大利亚批评界再次与英美等国一样启动了声势浩大的文学体制性研究和跨国文学研究,澳大利亚文学充分利用最新的网络科技,大兴“新经验主义”研究,努力立足网络为新时代的文学批评搭建大规模的数据库和其他网络基础设施,特别是在参与国际“书籍史”(History of the Book)网络平台建设方面,澳大利亚与国外同行密切合作,再一次将澳大利亚的文学批评和研究推向了世界的前沿。
在当今英语世界,我们研究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史,首先自然为的是学习和了解,是要从中观察澳大利亚文学观念的变迁和特点,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从它的历史沿革中深入考察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如何通过吸纳外来思想资源将自己一步步变成世界文学批评中令人尊敬的知识生产地。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澳大利亚是当今英语世界和亚太地区的一个较有影响力的国家,作为一个前殖民地国家,澳大利亚一百多年来为了建构自己的本土批评话语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在对外来批评观念和方法进行本土化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研究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在过去的一百年中所走过的道路,就是要考察其在每一个时代所做出的选择对于我国的批评理论建设所具有的借鉴意义,为我国的文学批评建设贡献思想资源。本书分四个部分针对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史上的四个时代分别展开论述,每个部分具体分成若干章(第一、三部分分八章,第二、四部分分六章),各部分第一章为概述,其余各章结合每个时期的一些有代表性的批评家的理论著述或专题分别梳理和评价,努力将各个时期最突出的文学思想和批评观念呈现在读者面前,笔者希望通过这样一个简洁明了的结构,为国内同行就这一课题更加深入地开展研究勾勒一个初步的路线图,为我国的澳大利亚文学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做出一些微薄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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