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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研究

ISBN:978-7-5161-1590-9

出版日期:2012-10

页数:470

字数:501.0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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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简介

在当代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根本性的挑战是能不能继承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进行理论和制度的创新,应对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挑战,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的研究,就是在新世纪,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科技革命所激发的创新压力、市场经济所产生的种种挑战,我们如何建构强大的意识形态,以支撑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建设的制度创新,使马克思主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始终保持强大的指导作用。当今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的制度创新面临着意识形态越来越深刻的挑战主要来自三个层面:

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制度创新面临来自意识形态深刻挑战之一:在全球化加速进程中,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格局的深刻巨变,使得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直接对中国制度创新的支撑动力构成一种摧毁性作用。

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格局的深刻巨变,就是社会主义在20世纪的实践虽然取得过辉煌成就,然而它却在继续证明社会主义自身的价值性实践上遭遇重大挫折,以苏联为首的东欧等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在全球化加速进程的世界巨变面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滑向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在这一轮新的全球化进程中,极其张扬地将其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展现在世界面前。这种所谓的“新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在经济上推崇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文化上表现为极端的个人主义,政治上以所谓自由民主人权的标准称霸全球。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将20世纪所有社会制度较量的结局,概括为是掩藏在制度背后的自由主义的胜利并终结其他意识形态的历史。在他看来,任何一种制度都是依靠一定的意识形态作为支撑力量的,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指导了从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以来两百多年的历史,而今天全球性大变革再次证明了它永恒的力量,不过这一次它战胜的是社会主义。所以,他说“人类越接近千禧年的终点,威权主义和社会主义式中央经济计划越面临相似的危机,以隐含普遍有效性的意识形态站在战斗圈内的竞争者也只留下一个人,既自由民主——个人自由和人民主权的学说。”3664201为了进一步强调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跨越社会制度和民族界线的决定性力量,他还指出:“以胜利者状态出现的与其说是自由主义的实际,不如说是自由主义的‘理念’。总之,世界大部分地区,目前已经没有一种伪装普遍的意识形态足以跟自由民主竟逐,也没有一种普遍原理比人民主权更具正统性。”3664202这种极其自负的和张扬的政治意识的霸权心态,驱使着“西方,特别是一贯富有使命感的美国,认为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应当认同西方的民主、自由市场、权利有限的政府、人权、个人主义和法制的价值观念,并将这些价值观纳入他们的体制。”3664203所以,在今天全球化的世界上,当代资本主义将其视为对一切社会制度都具有解构作用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伴随着全球化的大潮到处播撒,中国当然不在例外。

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制度创新面临来自意识形态深刻挑战之二:在全球化加速进程中,世界各种非传统意识形态的新社会运动、新社会思潮、新认同范式对传统意识形态的颠覆,使得支撑中国制度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面临艰巨的建设任务。

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制度创新的过程,也是当代世界全球化进程最为迅速,全球化进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相关问题冲击当代中国最为猛烈的时期。因为当代科学技术的革命,使得全球化在当今世界上所导致的极为深刻的变化,就是根本改变了从工业革命以来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范式。英国学者吉登斯认为,全球化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的时空巨变和社会组织巨变,作为时空巨变的全球化,即“内容无论如何也不仅仅是、甚至不主要是关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而是我们生活中时——空的巨变。发生在遥远地区的种种事件,无论其是否是经济方面的,都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为直接、更为迅速地对我们发生影响。”作为社会组织的巨变,“特别是在发达国家中,在建立国际间新秩序和力量对比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它不仅仅作为当前政策的背景:从整体上讲,全球化正在使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组织发生巨变。”3664204正是在这种深刻的巨变中,当代世界许多与过去意识形态范式大不相同的非传统意识形态运动此起彼伏。例如,民族主义的崛起振荡整个世界,甚至在苏联和东欧成为颠覆社会主义力量的重要因素,美国学者曼纽尔·卡斯特说:“俄罗斯及其它联邦共和国中的政治精英是拿民族主义作为反对失势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武器,以此来打击苏联政府,以便在各共和国内的机构进行夺权。”3664205例如,伴随着全球化加速进程而出现的以反抗全球化为特征的环境运动、反对社会排挤运动、极端自由主义的爱国主义运动、女性主义运动等等,它们很难用“好”还是“坏”等传统意识形态的范式来判断,但是对至今为止人类思想的方式和认知方式提出了挑战。正如曼纽尔·卡斯特说,它们“虽然有着差异性,但是它们共同对抗着全球化及其政治代理人,它借由在新的社会制度的根基上改变文化编码的方式来对抗持续进行中的信息化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而言,它们是从历史上已经穷尽的社会形式的深处窜起,但却以复杂的形式,对于正在形成中的社会起了决定性的影响。”3664206因此,置身于全球化进程中的当代中国,无论是其制度创新的层面还是更为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层面,都不能免于受到这些社会思潮和运动的挑战。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要能够有力的回应在这一全球化进程中带来的复杂局面,并且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的创新提供理论的指南、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支持,其自身的建设是非常艰巨的。

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制度创新面临来自意识形态深刻挑战之三:我们应该在承认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已经成功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创新和发展的前提下,还要客观地看到在全球化的冲击和挑战面前,支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进一步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的任务是紧迫和繁重的。

过去的20多年,由于在全球化条件下,对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和制度的改革——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解体,对外来与传统社会主义具有异质性的体制和制度的移植——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与之相关的一整套企业、资本、分配等制度的引进,对一些长期以来作为是资本主义制度标志的非公有制经济制度、非按劳分配制度被确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等等。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面对着来自指导自身体制和制度的进一步创新和伴随着外来体制引进的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挑战,这些挑战有的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创新和发展直接地相对抗,有的是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现成原理或在知识框架中没有现成的答案,有的是因为时代的发展和变化,社会主义的实践者进行的崭新探索和实践需要理论的进一步总结和提升。

总之,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制度创新面临来自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深刻挑战呈现出一组复杂局面,有来自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对抗,有来自当今世界经济文化发展给马克思主义发展提供的机遇,有来自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自身与时俱进的发展要求。

因此,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创新,要达到其面对全球化进程挑战,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和体制创新的目的,就必须认识到:

第一,在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的生存、发展与创新需要,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生存、发展与创新是息息相关的。

意识形态是国家制度的灵魂,是为国家制度辩护的思想体系。制度和意识形态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强大的制度或体制形态与强大的意识形态或价值导向是一致的。在国家这一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上层建筑中,制度和体制是国家上层建筑的外壳,意识形态是国家上层建筑的内在灵魂:意识形态与国家制度一样,从来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具有强烈阶级性质的意识形态,都是顺应国家机器及其建立的需要应运而生的。意识形态在没有取得“意识形态”的地位之前,它会淹没在社会许多思潮之中。一旦某一个阶级与某一种社会思潮结合,并将这种社会思潮系统化为理论思想体系,并运用它来为建立自己的国家制度服务,这种思潮就上升到“意识形态”的地位。而建立了自己国家机器的统治阶级,为了国家机器的生存、巩固和发展,又必须建设自己的意识形态来维护国家的价值性,使国家制度和体制的刚性制约与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协调起来,以维护统治的合理性和社会的长治久安。所以,作为一个完整的上层建筑的国家,没有无意识形态内涵或价值导向的制度和体制,也没有毫无制度和体制支撑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导向。

具有维护国家制度和体制功能作用的意识形态,必然具有双重功能:一是意识形态的有效和成功将有力巩固和支撑着制度和体制广泛的社会认同;二是失败和异质的意识形态将彻底地摧毁制度和体制。意识形态的第一种功能是说明巩固并有着广泛社会认同的制度和体制取决于成功有效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的支持。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斯将财产权和意识形态作为与国家制度最为密切的相关要素,他认为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支持国家制度和组织体系的力量的时候,其内容是将社会各种群体凝聚在具有广泛认同的基础上支持国家制度这一外壳,即;“大凡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以便能得到新的团体的忠诚拥护,或者作为外在的条件变化的结果而得到旧的团体的忠诚拥护。”3664207这种情形,在国家制度和体制的建立之初是这样,即意识形态为国家制度的建立和巩固塑造了广泛而且坚实的认同群体作为基石;在国家制度和体制的发展和变革时期也是这样,即意识形态保持着有效而广泛的张力,使得社会变革中的各种利益群体支持和推进国家制度和体制的变革。然而,意识形态的第二种功能则是相反,一种失败的意识形态或者来自国家制度和体制外部的异质意识形态,将是国家制度和体制的摧毁性力量。当国家制度和体制的变革与发展需要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自身却无力适应这种变革要求时,这种意识形态的失败性质就不但是意识形态自身不能适应国家制度和体制变革要求的问题,而且还会反过来使得这种失败性质成为国家制度和体制的解构力量,国家制度和体制的塑造将失去灵魂,成为空壳并迟早在外部力量的打击下被轻易敲碎。另外,当一种制度和体制内部因为意识形态的失败,而外来的与制度和体制具有异质性质的意识形态有效填补时,这种意识形态就会成为一种现存制度和体制的摧毁性力量,或者说是现存制度和体制外壳内部的炸药,即意识形态反对国家制度。一旦时机成熟,意识形态的炸药将炸毁国家制度,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发生在一些国家的所谓“天鹅绒似的革命”、“颜色革命”就是最好证明。

鉴于意识形态与制度和体制共存亡的特点,所以我们必须在全球化的世界大潮中,为维护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生存、发展与创新而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体系的建设和创新。在全球化大潮带来的形形色色各种意识形态中,有的是从本质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异质意识形态,有的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形式上具有差异但是在内容上具有相互借鉴性质的意识形态,有的是伴随着我们改革中借鉴的外来某种制度和体制安排而同时进入我们意识形态的某些意识形态的碎片,还有的是我们自身在制度和体制改革适应全球化世界变革而对原有意识形态建设的推进和发展。为了使我们在这一深刻的制度和体制的变革中,保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成功和有效,就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体系的建设、创新中整合其与国家制度和体制一致的整体性:对于反马克思主义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等,不但要看到它在理论本质上与马克思主义的异质性,还要清醒地认识到它作为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危害性。事实上,它已经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崩溃中扮演了炸药的角色,我们必须坚决地抵制和反对这一意识形态作为思想体系的侵蚀;对于在形式上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差异但是在内容上具有相互借鉴性质的意识形态,例如社会民主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和“第三条道路”等,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其意识形态中某些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具有某种一致性或者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着某些启示的方面,进行在意识形态内部相关领域的交流和对话,把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成果拿来并为我所用;对于伴随着我们改革中借鉴的外来某种制度和体制安排而同时进入我们意识形态视野的某些其他意识形态的碎片,例如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过程中一些成功的制度安排背后的思想成果,例如在全球化加速进程中,世界各种非传统意识形态的新社会运动、新社会思潮、新认同范式等等,对这些不作为整体意识形态思想成果的借鉴,可以使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拓宽其知识和思想的视野,增进其适应外部世界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能力,并巩固意识形态所支撑的国家制度和体制在全球化世界面前的竞争力;对于我们自身在制度和体制改革适应全球化世界变革而对原有意识形态建设的推进和发展,例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应视为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立足之本,也是在全球化世界大潮冲击中各种意识形态相互交织面前,我们建设、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心骨。只有坚持这一主体性,才能保证在当前复杂意识形态的交织面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整体性,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国家制度和体制创新要求的适应性。

第二,在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要能够足以支撑当代中国的制度和体制创新,还需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现代化、当代化,以保持对这一进程的价值先导性。

从国家制度和体制与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中,从当代中国面向全球化世界各种思潮相互激荡对中国制度和体制变革创新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要求中,我们看到深刻的社会制度和体制变革取决于有效和成功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的支持,看到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的生存、发展与创新需要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生存、发展与创新息息相关。但是仅仅看到这一点还不够,在国家制度和体制与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中,还存在另外极为重要的一面,即意识形态的不断现代化、当代化是保持制度和体制持久巩固和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如果说意识形态对制度和体制的生存、发展和创新的支撑是一种过去时态,而意识形态的不断现代化、当代化以保持对制度和体制创新发展的价值先导性,则可以说是一种现在和未来时态,是面向未来推进制度和体制创新的必然要求。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20世纪70年末至今的20多年历程中,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极为深刻的发展: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19世纪工业革命和大规模阶级对抗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题和内容框架形态有着深刻不同;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大部分时间内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奉为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也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一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根据19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诞生至今一个半世纪世界历史的发展,深刻研究了自工业革命所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向后工业社会所形成的新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资本主义社会大规模的分化、对抗和绝对贫困与财富积累的两极对立所导致的社会动荡不安向阶级和阶层分化多样化、绝对贫困减少和社会保障措施推行所带来相对稳定的转变,无产阶级革命在资本主义国家风起云涌、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接着一个国家的胜利向资本主义国家内没有革命形势、社会主义面临一个世纪以来严重挫折局面的转变,社会主义从致力于革命的历史任务并与世界资本主义作坚决斗争向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并在世界格局中维护国家独立、领土完整、实现现代化并与资本主义既斗争又合作的复杂局面转变,世界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军事集团的两极对立向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多极化并存在霸权主义和单极化危险转变。面对这些转变,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人本着解放思想、事实就是的精神,对作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无论在理论范式、知识平台还是在体系结构上都作了与时俱进的发展:将长期以来一直以革命为主题的马克思主义,自觉转变为以建设为主题的马克思主义;将长期以来一直以阶级斗争和夺取政权为主题的社会主义,自觉转变为以科学的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为主题的社会主义;将长期以来一直以某些抽象原则封闭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转变为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开放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体系。这种走在时代前列、立足于新的实践、把握新的时代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新成果,既反映了当代中国制度和体制创新的必然要求,也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呼唤。作为正在“当代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成功并有效地导引着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深刻变革进程和方向,并使这场前所未有的变革在20多年改革发展中,不断解决前进中的矛盾,安然渡过国内改革进程中一个又一个关键时刻,勇敢地面对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格局的急剧变幻,始终走在世界历史进步和时代变化的前列。

进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研究,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研究工作。近几年来国内的学术界越来越给予高度的重视,但还仍然需要进一步深化,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挑战面前,根据不断出现的市场经济和科技革命的新挑战,以及国内各项改革深化所带来的许多新课题,进一步在思想建设和制度创新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特别是我们怎样从方法和途径上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建设以巩固其指导地位?如何运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去指导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方法和途径创新,并且使21世纪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充满生机活力?总之,保持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与制度创新的相统一,以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制度的创新来支撑强大意识形态建设,以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本书没有一般意义上研究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而是将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放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放在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确立过程中,放在经济全球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大背景中,研究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方法和途径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创新、马克思主义与当今各种思潮的交流和交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途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文风学风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以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互动关系,深刻认识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方法和途径的内涵。具体地说,本研究遵循了这样的逻辑:

(1)资本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不仅催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前身“市民社会”以及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为资产阶级政治国家的确立奠定了基础。而且,也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产生了对资产阶级国家批判性的意识形态——早期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即空想社会主义理论。

(2)从18世纪开始的以工业革命为标志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不仅使资本主义社会获得空前的发展,而且也使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即社会主义从空想转变为科学。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诞生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批判性意识形态,同时也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建构的指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

(3)20世纪初全球化深刻裂变进程中,资本主义国家制度演变中深刻的矛盾,以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一些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传播和与这些国家的国情相结合,一方面它们成为资本主义的理论和制度的批判性力量,另一方面它们也成为了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建设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

(4)20世纪中期社会主义在一些国家建立后,出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与世界全球化进程、经济和科技革命不能相适应的情况,从而进一步带来了社会主义的制度建设不能得到意识形态建设的与时俱进,以提供强大精神动力的情形。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受制于意识形态的创新。在70年代至80年代世界全球化进程又一轮大潮的冲击下,面对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其强大的物质外壳挑战,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从意识形态到制度都崩溃了。

(5)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人面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挫折,面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长期发展受制于“左”的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制约,大胆进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创新,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开辟了中国在世界全球化大潮中进行制度创新的新的历程。

(6)3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和迎接世界全球化挑战的进程,就是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进行制度创新的进程。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其根本途径就是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强大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挑战面前,以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制度建设和创新来支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创新和发展。进入新世纪,中国共产党人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创新,为新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开辟了新的境界。

(7)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必须根据全球化时代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制度建设的要求,进行意识形态内在核心——理论范式的创新。将长期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革命理论范式,转变为建设形态的理论范式。为此,在新的世纪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理论范式,首先将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构核心理念,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构崭新的知识平台,围绕创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结构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围绕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建构崭新的结构平台。进而为新世纪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为社会主义在新世纪的制度创新提供强大支撑力量,还需要回答当今世界各种理论和思潮的挑战: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第三条道路”理论、市场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等思潮。

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还要重视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建设,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大力培养马克思主义人才队伍尤其是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大力倡导实事求是的学风和文风。

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还必须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整体结构进行创新。面对新世纪全球化进程的加快,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必须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不断深化上、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板块上、对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理论板块上、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板块上、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板块上,进行全面的创新和根据世界不断的变革与时俱进。进而为新世纪的制度创新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和科学指南。

本书认为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途径和方法,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作为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它们是一个整体,所以从理论范式和整体结构的创新以创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本体,从创新交流方式、传播途径、学风文风、人才队伍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阵地的地位,从制度创新以保持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其中理论范式和整体结构的创新更具方法意义,其他创新以支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更具途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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