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新诗的发生跟取法西方资源有着莫大关系。然而，从新诗发生期开始，民间资源就参与了新诗文类合法性、风格多样化的自我建构。取法歌谣，构成了新诗史初期一道特别的景观。从理论提倡到写作实践，一直此道不孤，虽则各人取法歌谣的着眼点不尽相同。民间资源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40年间对新诗一直充满诱惑和启示，并且构成了一道新诗取法歌谣的长长轨辙。追溯源头，则不能不从新诗发生期说起。此间值得关注的问题包括：发生期的新诗人们，如何理解歌谣对新诗的启示？取法歌谣在写作实践上存在着何种差异，各有什么经验教训？我们又该如何解释新诗早期“援谣入诗”的发生？1.“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1922年，北大歌谣搜集运动正热烈开展，此年12月17日，《歌谣》周刊创刊号在《发刊词》中，强调了歌谣的文艺价值和学术价值：“本会蒐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此前二月，胡适在《北京的平民文学》一文中，对新诗人忽视歌谣的启示表示遗憾，“做诗的人似乎还不曾晓得俗歌里有许多可以供我们取法的风格与方法”，“至今还没有人用文学的眼光来选择一番，使那些真有文学意味的‘风诗’特别显出来，供大家的赏玩，供诗人的吟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