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成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是美国哈佛大学孔飞力（Philip A.Kuhn）教授的力作。孔飞力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和清史的著名学者，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多次来中国访问、研究，是中国同行熟悉的朋友。

本书研究中国晚清时期的团练、地方武装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它利用了大量的地方志和其它中文资料，用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问题，是美国研究中国史的杰出著作之一。刘广京教授以魏斐德的《大门口的陌生人》（“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已出版中译本）和孔飞力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两书为例，称誉这两位作者是美国六七十年代深入探讨社会史动态的最杰出的史家（刘广京：《30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趋势》，见《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1期）。

本书认为，中国有“民兵”思想的悠久历史，但明、清时代的制度已基本上体现了士兵和平民的分离。1796年开给白莲教造反，正规的军事机构和力量无以对付，驱使官员们寻求辅助的办法，地方性的团练武装应运而起。这时期的团练仍在国家监督之下，对王朝的军事制度并无直接影响，但对以后太平天国时期的地方军事化起着先导的作用。

本书以主要篇幅讨论19世纪中叶起出现的各种类型和形式的地方武装问题，着重研究由正统的名流—绅士创办的各类团练的形式、规模、财政基础、同氏族的关系，尤其是同官方的官僚政治制度如保甲、里甲、地方治安和征税网络之间的关系问题。又以江忠源、胡林翼、曾国藩、刘于浔等人为对付太平天国和其它造反事件而创建各类地方武装为例，对上述这些问题作了详尽具体的分析。在这些正统的地方武力之外，本书还探讨了各种形式的异端地方武装，如村社武装、“股匪”、“堂匪”等的兴起、同正统武装的异同、两者在一定条件下和在一定程度上的转化等问题，展示了晚清地方军事化的广泛普遍和复杂情景。

作者极为重视晚清的地方军事化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他认为，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稳定延续的社会根源，在于王朝与地方名流——绅士间的协调，在于官僚和地方社会之间的利益冲突能够以最低限度的纠纷来解决。这样，名流—绅士凭借他们的社会影响、正统的学术传统以及伦理观念，使传统政权得以反复重建。但到晚清动乱时期，情况有了不同。名流为着自己的利益，也为着王朝的利益，在镇压王朝内部敌人中起带头作用，使王朝得以度过危机而继续生存；但这一结果的代价是中央政府权力的缩小和名流势力的扩张，名流在王朝体系中，特别是在地方政府中开始正式行使权力，名流领导的地方武力开始作为官方的机构承担保甲、里甲等职能。地方权力旁落到名流—绅士之手的趋势，成了咸丰朝及以后农村中国的共同特征，其影响直至于20世纪前期中国的行政和社会。作者认为，这标志着传统国家的崩溃，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再也不能按老的模式重建，因而是中国近代史的开始。作者怀疑中国历史的近代时期能够用鸦片战争这样的外部事件来划界，认为王朝的衰落不同于旧秩序的衰落，中国旧秩序衰落的开始时期不早于1864年，即太平天国被扑灭的那一年。

美国学者解释中国近代史，常注重西方对中国的刺激和反响，以为传统中国向近代中国转变，系由于西方潮流的冲击。孔飞力在本书中的看法不同，他从中国内部事件引起的社会构造的变化来探究中国近代的起始。中国学者大都主张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的开始。我想，鸦片战争并不是一桩单纯的外部事件，英国侵略者以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标志着中国内部的发展也自此进入一个新阶段。归根结底，历史发展的分界点应该到社会的内部变化中去寻找。因此，孔飞力的看法对我们是有启发意义的。

晚清时期为着镇压太平天国和其它造反而引起地方军事化，中国史家早已有所注意，并就这种现象对中国兵制、政制的影响作了很好的研究。孔飞力的著作着重探索这类军事化的社会史意义，这就开辟了新领域，扩展了视野，大大丰富了历史认识的内容。这是他的贡献，也是最值得中国史家借鉴之处。研究历史，尤其是研究社会史，必然要研究社会中的各种成分如平民、贵族、官僚、绅士、民族等等。只要有科学的指导思想和分析方法，这样做不仅不会削弱阶级观点，反而会使阶级观点更加有血有肉。

当然，我想中国史家不一定认为本书的研究已经尽善尽美，不会都同意本书的观点。19世纪中叶以来绅权的扩张虽然是十分值得重视的现象，但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意味着传统社会的崩溃，似乎仍然需要进一步的论证。作者承认，名流与王朝站在一起度过了当时的国内危机，这说明“传统政权的立足基础仍然是稳固的”，也说明“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将要动摇这些基础的特殊的‘近代’因素，还需在中国历史的趋向中去引发决定性的变革。”（见本书第8页）。可见绅权扩张这一事实本身似乎并不是界断中国历史阶段的充分条件；作者开宗明义提出的“怎样区分清代统治的衰落和传统中国社会的衰落”的问题，依然需要从社会、经济、思想等各个方面去进行分析研究。本书将19世纪中叶的地方军事化与20世纪早期以至二三十年代的情况联系起来，并概括说“太平天国时期的地方军事化影响到县一级中国行政的特点，并且以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的各种方式，形成了县级行政和地方名流之间的关系。”（见本书224—225页）。但由于本书涉及的历史时期止于1864年，如作者所指出的，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的社会史存在着大量未被研究的课题，因而这样的联系必然仍是朦胧的。孔飞力指出，辛亥革命前后，农村名流并不因科举制度和旧政权给予的特权被取消而消失；农村名流以什么方式改变了自己的特征，又以什么方式去适应变化了的环境，这些必定是近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中心问题。这是孔飞力著作给予的又一启示。本书中译本的出版，很可能引起中国同行对孔飞力所提出的这些问题的兴趣，并且进一步研究19世纪中叶地方军事化与此后几十年地方军事化的异同，研究19世纪中叶农村名流与地方行政关系的状况与此后几十年状况的异同。我想，这一定也是孔飞力乐观其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