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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

ISBN:11190·143

出版日期:1985-02

页数: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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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简介

(一)

在人类社会历史上,文明问题,文化问题,始终居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文化是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特别是在历史的重大变革时期,文化问题就更加成为十分敏感的、争辩激烈的课题。文化问题上的革新主张,往往就是政治上和经济上变革的舆论准备和思想先导。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文化问题一直能动地影响着社会政治,也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建立什么样的文化,以及怎样建立某种文化,实质上提出的也就是社会、民族、国家变革的性质与方向问题。所以,文化问题上的重大论争,无不深刻影响到整个社会的风貌、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

鸦片战争以后,文化问题上的论战迭起,学校科举之争,中学西学之争,旧学新学之争,以及文言白话之争,东方文化西方文化之争,等等,环环相扣,从未间断。这些论战不仅反映着清末民初中国思想界的动向,而且反映着当时中国整个社会变化的趋势。到了五四前后,文化上的论战遂形成高潮。在这个期间发生的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论战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是空前的。从一九一五年《新青年》5271056与《东方杂志》就东西文化问题展开讨论开始,争辩延续十余年,先后参与者数百人,发表文章近千篇,专著数十种。这场论战,既是清朝末年中学西学之争的延续,又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社会政治矛盾激化的反映。这场论战,对以后中国近代和现代的文化运动,发生了重大影响。当时论战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但比较集中于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其中又具体涉及如何解决文化的继承与革新,如何对文化进行阶级分析,如何看待封建文化与资产阶级文化的关系,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文化与资产阶级文化的关系,如何认识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如何认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如何处理本民族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如何树立新的适合时代需要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以及提倡什么样的社会风尚和怎样建立这种社会风尚,等等方面。总之,这场文化问题的论战,实际上也就是从文化的角度,就整个国家是否需要改革和如何进行改革,展开的辩论。

在我国文化发展史上,虽然历来存在着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问题,但是,把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作为对立着的两大文明体系来进行分析、比较、评判、论辩,却是近代的事。例如,印度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传入中国,虽也与中国固有文化存在过斗争与融合,形成互相排斥与互相吸取的过程,有时矛盾也激化到很尖锐的程度,但是还没有影响到社会根本制度的变化。明末清初欧洲传教士及商人东来,形成一阵“西学东渐”的风潮。由于那个时期,输入的多为新异的自然科学和技术,至于政治、道德、哲学及各种社会思想方面则所涉有限,对于西方各国究竟是怎样的国家,中国人更是了解甚少。所以,那时候文化学术上虽然也曾产生过一些纷争,但是并没有构成两种性质的文化的对立,没有使统治集团的政治统治受到大震动,更没有因此而掀起社会思潮大变革的风暴。总之,当时并没有形成用一种文化取代另一种文化,以改变国家民族命运的严重局面。

鸦片战争以后,形势起了很大的变化。资本主义列强的洋枪大炮打开了中国紧闭的国门之后,中国所面临的西洋文明,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奇的“外来文明”,而是一种在政治上、经济上影响着中华民族存亡命运的力量了。这种西洋文明与我们自己固有的文明,由于反映着社会发展的截然不同的阶段,而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但是并没能从政治上、经济上摧垮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更没能在思想文化领域里战胜封建势力的统治,因此,“五四”前夜,伴随着政治上复辟活动的卷土重来,文化上尊孔读经的谬论也纷至沓来。“中国之新命必系于孔教”,成了配合“非复辟不能救中国”的反动政治纲领的反动文化纲领。文化上的斗争远较辛亥革命前激烈,这就使得先进的知识分子们开始认识到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斗争是和政治斗争紧密相关的,是保证政治革命取得成功的不可欠缺的重要一环。他们力图吸取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从思想文化的高度去寻求救国救民的出路。

陈独秀说:“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5271057“吾人倘以为中国之法,孔子之道,足以组织吾之国家,支配吾之社会,使适于今日竞争世界之生存,则不徒共和宪法为可废,凡十余年来之变法维新,流血革命,设国会,改法律,及一切新政治、新教育无一非多事,且无一非谬误,应悉废罢,仍守旧法,以免滥费吾人之财力。万一不安本分,妄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5271058这种认识,固然并没有科学地总结出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但是当时先进分子已经开始认识到思想文化上的变革在社会变革、社会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开始认识到开展文化上的启蒙运动、清除人们思想中封建主义毒素的重大意义,这就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

五四时期关于东西文化的这场论战,从一九一五年起延续了十余年,直到一九二七年,因思想战线上争辩的焦点转到社会性质等问题上去,方才告一段落。这次论战的深度,远远超过了洋务与守旧、维新与洋务、革命与立宪之争。这场论战的影响至为重大,仅就文化思想的变革而言,也是很深刻的,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史上,的确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这次长达十余年的大论战,由于论战内容的发展和争论重点的变化,又可大体分作三个阶段(当然,其中有交叉现象):从一九一五年《新青年》创刊算起,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为止,这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时期。当时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论战,大体集中于比较东西文明的优劣方面。论战双方大多还是从表面现象上来罗列东西文明的异同,往往不能抓住本质问题。同时双方的文章中几乎无例外地都包含着许多含糊不清,或者似是而非的说法。但是,从这个时期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两种对立的文化观已经摆开了阵势。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进入了论战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的论战是以讨论东西文化能否调和的问题开始而逐步深入的。从比较“东”与“西”,发展到着重探讨“旧”与“新”,亦即着重探讨新文化和旧文化有无实质上的差别,以及应该如何处理新文化与旧文化的关系问题。第三个阶段是因梁启超《欧游心影录》的发表和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出版而引起的激烈争论,形成了文化论战的高潮。虽然论战的内容似乎又回到了比较“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长短优劣这个老题目上去,但是这时辩论的实质已远非昔比。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予资本主义世界以沉重打击,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进行的重新探讨。在这个时期,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的关系,已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文化战线上冲锋陷阵的先进战士们举起的已经是大书“社会主义文化”字样的战旗。

(二)

有人说,中国文化是完全不受外来影响,是完全“独创”的。5271059这不符合实际。可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确实已成为一种独立的有重大特色的文化形态。虽然它也不断吸取外来的营养,但它自成系统;虽然它也随着时代而变革,但它在近两千年中保持着明显的连贯性;虽然它也遇到种种挑战,但它渡过了一个个关隘,长时期发挥着效能。这种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是对人类的伟大贡献,但也形成了具有极大保守品格的惰性力量。

中国文化传统如此悠久,改变它是很不容易的。而且长时间里,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也没有使人们感到有从根本上改变它、用另一种类型的文化来取而代之的需要。这种需要,到了鸦片战争之后,却一下子变得非常迫切,而被提到了人们面前。一向自恃的“天朝大国”,突然在列强的欺凌中,显示出已经变成落伍的弱者,这就使一些头脑多少清醒的人不能不看到仅仅依靠本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已经无法改变这种局面。改变传统文化的需要,提上了日程。这种需求,由于世界上有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形态的存在,在对照中愈形强烈。

欧洲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输入中国之后,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出现了两种文化形态,而且是如此不同的两种文化形态。人们也逐渐明白,这两种不同的文化,显然是造成国势强弱、社会贫富的直接原因之一。于是,人们不能不被迫把两种文化拿来做比较了。

比较差异,是为了评论优劣。差异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但对于两种文化差异的性质的分析和评论,却形成了尖锐的分歧。一九一五年,终于以《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为一方,以《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等为另一方,拉开了东西文化论战之幕。

当时陈独秀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还所知甚少,尤其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的区别。他是作为一个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投入反对封建文化的战斗的。一九一五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创刊号上就明确提出要中国“改弦更张”,力主学习西方文化,旗帜鲜明地攻击中国的旧思想,尤其对孔教进行了讨伐,一时在中国文化论坛上造成巨响。《新青年》的作者们认为,为了使中国真正能成为一个民主共和国,必须大张旗鼓地宣传民主主义的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必须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他们直言不讳地主张“所谓新者就是外来之西洋文化,所谓旧者,就是中国固有之文化”,公开声明他们的活动是以建立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制度为目的。陈独秀认为,近世文明的特征有三方面:“一曰人权说,一日生物进化论,一日社会主义。”5271060而具备这种特征的典型国家是法国。可以看出,他们当时所羡慕并引以为战斗纲领的乃是《人权宣言》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他们强调,为了使中国脱离蒙昧时代,应该急起直追,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来反对中国固有的旧文化。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一卷第四号发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明确提出:“东西洋民族不同,而根本思想亦各成一系,若南北之不相并,水火之不相容也。”他把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加以比较,做出如下概括。东方民族的特点是:(一)“以安息为本位”,“恶斗死,宁忍辱”,“爱和平”,所以成为“雍容文雅之劣等”。(二)“以家族为本位”,个人无权利,一家之人听命家长,遵循着宗法社会封建时代的道德。(三)“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西洋民族的特点则是:(一)“以战争为本位”,“恶侮辱,宁斗死”,“以鲜血取得世界之霸权”。(二)“以个人为本位”,为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民族。“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三)“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陈独秀根据这种粗略的比较,对中国固有的封建宗法制度展开猛烈的轰击。他认为实行宗法制度带来了四大恶果:损坏个人独立自尊的人格,窒碍个人意志之自由,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养成依赖性。象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家一样,陈独秀当时对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充满幻想,从资产阶级法制到个人主义,他一律加以美化和推崇,甚至把资本主义人与人的关系,说成是“各守分际,不相侵渔,以小人始,以君子终”。可是,应当承认,他正是以资本主义不同于封建主义的特点,通过强烈的对比,揭露了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的固有文明的虚伪与腐朽:“外饰厚情,内恒愤忌,以君子始,以小人终”,“依赖成性,生产日微”,结果是弱群弱国,使东方民族无法不陷于被征服被奴役的地位。

《新青年》对固有文明的勇敢挑战,在中国文化论坛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清末的守旧派主要的论调,还是硬说中国列祖列宗的整个一套制度和教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不可动摇的立国的根本。到了五四前夕,在文化问题论战的战场上,固执地重唱旧调的遗老遗少也还有,如林纾、辜鸿铭以及孔教会的一帮人,可惜他们已经没有多少市场,已变成了人们嘲笑的对象。有着较大影响的守旧人士,一般则是绕着圈子,只承认两种文化有民族的差异、地域的差异、心理的差异,否认两种文化反映了社会制度的差异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社会思潮的变化,迫使他们不能再用排外主义的办法简单拒绝西方的资本主义的文明,转而采取一种似乎学通东西、而且又公允持平的姿态,发表一些不可把两种文化比高下,只应“取长补短”之类的议论。实际上他们是借此否认固有文明有实行根本改造的必要,并把传统封建文化中的一切糟粕,如“君道臣节、名教纲常”之类都作为中国的国粹保持下来。以这种姿态树起卫道旗帜,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最初代表,就是《东方杂志》的主编杜亚泉。《东方杂志》于一九〇四年创刊。一九一三年,杜亚泉在《论社会主义运动之趋势与吾人处世之方针》一文中,也曾含糊表示:中国对西方的物质文明可以吸取,国体政体也可参考西方进行改革,但是道德、文学、宗教,以及社会风习、家族制度,都不宜改变。《新青年》创刊后,他一变过去模棱两可的态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论敌。他从一九一六年开始,便以伧父为笔名,发表了一系列论述东西文化差异的文章,与陈独秀等人进行论战。他认为,自从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洋诸国,日以其科学所发明之利器,戕杀其同类,悲惨剧烈之状态,不但为吾国历史之所无,亦且为世界从来所未有。”“吾人今后不可不变其盲从之态度,而一审文明真假之所在。”他认为,东西方文明“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而吾国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者,西洋文明浓郁如酒,吾国文明淡泊如水,西洋文明腴美如肉,吾国文明粗粝如蔬,而中酒与肉之毒者则当以水及蔬疗之也。”5271061他认为东西方之根本不同,是由于社会成立之历史、地理环境不同,形成的观念也就不同。他把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分别归类为“动的社会”与“静的社会”,并断言由“动的社会”发生“动的文明”,由“静的社会”发生“静的文明”。他说这两种文明可以互相补充,取长补短,但是“不可不以静为基础”,“故吾愿吾人对于此静的社会与静的文明,勿复厌弃而一加咀嚼也。”5271062提出“取长补短”,岂不是无可非议的公正态度吗?其实不然,“静为基础”这句话便概括出他的极其鲜明的倾向。实际上,他所说的西方物质文明之“短”,就“短”在讲科学,由于科学发达便引起竞争与冲突;东方精神文明之“长”,就“长”在只讲道德,不讲科学,不饥不寒就满足了,所以恬淡和平。在这场刚刚兴起的东西文明的争论中,伧父一反过去提倡科学技术的作法,在“取长补短”的名义下,直接了当地宣称不要受西方物质文明的“眩惑”,不要把科学学说视为“信条”,而主张以儒家思想为举国上下衡量是非的统一标准。他指责新思想、新文化自西方输入,破坏了这种统一的标准,于是造成“人心之迷乱”,“国是之丧失”,“精神之破产”。5271063他主张结束这种“混乱局面”,用儒家思想加以“统整”,以儒家思想为“国是”、“国基”,使中国固有文明发扬光大。《东方杂志》是当时舆论界很有影响的大型杂志,伧父又不象那些遗老遗少对西方文化的无知,颇有既懂得自然科学又深知西方文明弊病所在的模样,因此他的论点在知识界影响颇大。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十分重视伧父的议论,并认真地进行了反驳。关于东西文化的论战,由此全面展开。

一九一八年六月,李大钊发表了论述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文章。从字面上看,他和伧父一样,把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特性,概括为“动的文明”和“静的文明”,并且由此推演出几十项两种文明的具体差异。这种对于东西文明差异的概括固然包含着许多模糊观念,表现出他当时在理论上还不成熟,不过,从他分析东西文明差别所得出的总结论来看,却与伧父正好相反。李大钊认为,中国古代文明,曾对于世界文明做出伟大的贡献,现在则应对世界做出第二次贡献。但是,要做出这种贡献,就必须“割除种族根性的偏执”,就必须有勇气正视“中国文明之疾病已达炎热最高之度,中国民族之运命已臻奄奄垂死之期”。他不象伧父那样颂扬“静的文明”,相反地认为中国人应当正视现实,看到这种“静的文明”“已处于屈败之势”;而西方的“动的文明”,“虽就其自身之重累而言,不无趋于自杀之倾向”,但与我们的“静的文明”相比较,则“实居优越之域”。因而他针对伧父以东方“静的文明”济西方“动的文明”之“穷”的主张,力主“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他提倡青年人全力以赴研究西方文明,学习西方文明中的科学精神,对“从来之静止的观念怠惰的态度”,实行“根本扫荡”。5271064

陈独秀更是对伧父的挑战提出了一系列尖锐的质问,进行了犀利的批驳。他理直气壮地鼓吹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论证了主张民主共和与主张功利主义的一致性,并坚决驳斥伧父把“儒术”当作中国不可动摇的“国基”,把“君道臣节、名教纲常”之类“固有文明”当作永不可变的“信条”,拒绝吸取先进的“西洋文明”的言论。他敏锐地察觉到维护封建文化的论调,与封建势力图谋复辟帝制、反对共和的政治活动,存在着内在的联系。正是在这场关于文化问题的辩论中,陈独秀打起了“德”“赛”二先生的大旗,以民主和科学为精神支柱与封建文化相抗衡。一九一八年七月,陈独秀断然主张:“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5271065此时,陈独秀表现了与封建文化势不两立的革命精神,但同时也开了“全盘西化”说的先河。

可以看出,五四前夕关于东西文明的论战,虽然还没有充分展开,论战双方虽然还只是通过列举某些表面的现象,甚至是捕风捉影地拟出一些牵强的“特征”,用以说明东西文明的差异,不过,比较两种文明的基本态度却已形成明确的思想分野。表面上看来,大家都是在说明两种文化很不相同,然而对于这两种不同文化的优劣所下的判别,却是针锋相对的,而且论战风浪一起,很快就演化成了无法遏止的滔天波涛。

(三)

五四运动的爆发,对中国“固有文明”进行了猛烈冲击。新文化激流的来势之猛,时代精神的变化之快,是十分惊人的。新文化、新思潮,既然象台风那样,排山倒海而来,席卷中国大地,全然拒绝新文化已为形势所不许。于是一些守旧的人士也只好从如何处理新文化和旧文化的关系这样的角度来发表意见了。在一九一九年下半年,文化论坛上便发生了关于“新旧调和”问题的论战。

把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加以调和的主张,正象前边所说,在五四以前,伧父等人已经提出过,李大钊也有过一些关于东西方文化可以调和的说法。陈独秀曾讲过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断断不可调和的话。不过那时候人们所说的“调和”,含义还不确定,更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争论的焦点。在五四以后的新条件下,文化战线上斗争有了新的发展,新旧文化能否调和的问题,则成了讨论的主题。

一九一九年秋天起,章士钊先后在上海、广州、杭州等地发表讲话,鼓吹新旧调和之说。陈嘉异、伧父等人也纷纷发表文章互相唱和,于是“折衷”“调和”的意见一时蜂起。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或者在欧洲、日本留过学,或者在外国生活过一个时期,对“西方文明”耳闻目睹,并不象清末顽固派对西方那样无知。所以他们对于东西文化的评论,的确涉及到一些较为深刻较为复杂的问题。

“新旧调和论”所持的一个最重要的论据,是说我们固有的文明中有好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并且应当发扬光大。他们说,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固然可以吸取,但是我国的精神文明、道德文明,却是最高尚最贵重的财富。他们说,欧化象“破纸”,国故象“败布”,都是造新纸的好材料,不应该只取“破纸”丢弃“败布”,况且对于中国人来说,“抄拾欧化”还不如“整理国故”对世界文明更有贡献,所以“蔑视国故”就是“无世界眼光。”5271066他们说,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一面开新”,“一面复旧”,“物质上开新之局,或急于复旧,而道德上复旧之必要,必甚于开新”,理由是:“旧者根基也”,“不有旧,决不有新,不善于保旧,决不能迎新。”他们由此更进一步说:“不迎新之弊,止于不进化,不善保旧之弊,则几于自杀。”所以在他们看来,不能提倡新文化运动,而只能促使新旧调和,以求做到“国粹不灭,欧化亦成”。总之,他们是标榜把东西文化“撷精取粹”,“熔铸一炉”,以成为“吾国新社会研治之基”。5271067

不难看出,这种新旧折衷的议论,骨子里仍然是坚持“中体西用”。伧父把这个意思说得最明白,他说,中国固有的文明虽然不能直接运用于未来,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也证明了西洋文明同样不能适应新形势。倒是中国的固有文明具有证明“西洋现代文明之错误”的能力,只要经过科学的办法加以刷新,就可以成为“未来世界文明之指导者”。所以,他认为,中国固有文明不但不能“革除”,而且两种文明的调和折衷,也只是把西洋文明“融合于吾固有文明之中”。5271068

在五四以后的条件下,这种“中体西用”说的回潮,最大特点是采用了新的哲学理论的形态,在“新”和“旧”的关系上做了很多文章,用以论证“新”文明不仅不能与“旧”文明分割,而且是必须以“旧”文明为基础,因此不能用“新”文明反对“旧”文明、代替“旧”文明,“新”“旧”只宜调和。章士钊极力主张,新旧时代是连绵相承,不能划出明确的分界。他说:“宇宙之进步,如两圆合体,逐渐分离,乃移行的而非超越的,即(既)曰移行,则今日占新面一分,蜕旧面亦只一分,蜕至若干年之久,从其后而观之,则最后之新社会,与最初者相衡,或厘然为二物,而当其乍占乍蜕之时,固仍是新旧杂糅。”时代不论进化到任何阶段,都是“新旧杂糅”的,新旧间并不存在本质的差异。从“旧”到“新”,只能是“移行”。新中有旧,旧中有新,“即新即旧,不可端倪”。于是他声称:“调和者,社会进化至精之义”,世上一切“无不在调和之中”。“不有旧,决不有新”,不善于保旧,决不能迎新,因此只能在“保旧”的前提下,做到“逐渐改善,新旧相衔”。他向青年们说,对待文化的唯一正确态度,只能是“尽心调和而已”。5271069在新文化运动势不可挡,旧文化营垒溃不成军的形势下,章士钊提出的这套“调和”理论,对于旧文化的卫道者们来说,简直是救世福音。他的这套“调和论”,既没有简单地赞美旧文化,也没有简单地否定新文化,而是针对当时新文化运动在理论上的薄弱环节,提出了“新旧关系”这样一个具有相当理论深度,而又为当时思想界所未能认识清楚的大问题。这无疑对于新文化运动是一个重要的理论上的挑战。因此,章士钊主张“调和”的言论一出,立即受到一些人的赞扬和呼应,有人说,章士钊能在这“新”的热潮中提出一个“旧”字来,就证明他有“不苟同,不趋时”的眼光。

过去的顽固守旧派,是把旧文化说成一切皆好,把新文化说成一切皆坏,来反对新文化运动。现在的新旧调和派,却是以新旧文化不可分割对立,只能自然演化、融为一体为理由,否定进行新文化运动的必要。所以,当时主张进行新文化运动的人们,不得不起而对新旧调和论从理论上应战。积极宣传新文化的杂志象雨后春笋纷纷出现,除《新青年》而外,《新潮》、《民铎》、《每周评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和《时事新报》,都积极参加了批判新旧调和的斗争。当时人们批判调和论的主要论点是:第一,社会的进化,并不是“移行”,而是由“潜变”到“突变”,经过“突变”便成了新社会。思想、文化也是如此。所以,突变后的“新”,不同于突变前的“旧”,其间有质的差别。第二,“新旧杂存”的现象是存在的,但那只是“共存”,而不是“调和”;“新的逐渐增加,旧的逐渐淘汰”的现象也是存在的,但那同样不是“调和”,而是新的把旧的挤了出去,正好说明新旧不能调和。第三,古代的文明与现代的文明有联系,但是现代的文明,现代的学术和发明,是古代所没有的新东西。抹煞了“新”和“旧”的界限,只强调“新”是从“旧”中演化出来,就等于否认世界有新的进步。第四,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分类是不准确的。东方文明是指的古代文明,西方文明是指的现代文明。既然是不同期的文明,所以两者无法调和。“国故”更不能代表中国的文明,它只不过是“已死的东西”。应该承认中国固有文明是“偏枯的”,称不上是“完全的精神文明”,而西方现代文明则是“世界的”,“科学的”,“精神物质都发达的”,所以“非走西方文明的路不可”。5271070

应当承认,当时对于“调和论”的批驳是有成绩的,它大致从三个方面肯定了批判旧文化、提倡新文化的必要:一、旧文化是错误的或者说是过时的,所以必须彻底改革;二、旧文化和新文化是水火不相容的,只能“以新代旧”,而不能“以旧容新”;三、文化的发展是必然经过质变的,人为地把文化的变化限制在量的“移行”框框里,就成了文化发展的阻碍。但是也应当承认,当时对“调和论”的批驳,理论上是很软弱很简单的,存在着许多漏洞和错误,既没有科学地解释清楚旧文化和新文化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得出应当如何对待固有文化的正确结论。由于偏执一端,而走上了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全盘肯定资产阶级文化的道路。例如认为,中国思想的故步自封,“皆缘不辨西土文化之美隆”,甚至说即使“极端的崇外都未尝不可”。5271071有一些人正是沿着这条路子演变为“全盘西化论”的鼓吹者,有的人则完全堕落为洋奴。

在反对调和论的过程中,陈独秀的态度大致也和他们接近。他非常坚决地反对新旧文化、新旧道德调和之说,但是他同样没能从理论上做出科学的论证。他在《新青年》七卷一号上,发表《调和论与旧道德》一文,试图用新的理由批评调和论,他说:“新旧因调和而递变,无显明的界限可以截然分离,这是思想文化史上的自然现象,不是思想文化本身上新旧比较后的实质。”他指责调和论正是以这种新旧杂糅的自然现象来淆乱对于新旧文化“实质上的是非”的比较和评论。在他看来,文化上新旧杂糅、调和、缓进的现象,正是人类本能上所具有的惰性这种“恶德”所造成的。惰性是人类文明进化史上的障碍,由此造成的调和现象也是一种“不幸现象”,而不是“社会进化上应该如此的道理”。所以他说:“调和论只能看做客观的自然现象,不能当做主观的故意主张。”他并据此反对“物质上应当开新,道德上应当复旧”的主张,认为无论东洋西洋一切民族的社会不良现象,都是旧道德所造成,都在革除之列。西洋社会,也只有抛弃私有制度之下的旧道德,开发新道德,才可以将社会上悲惨不安的事止住。提倡“物质上应当开新,道德上应当复旧”这种调和论,其实正是“抱薪救火,扬汤止沸”。可以看出,陈独秀这时试图对西洋的“私有制度”进行一些分析,没有简单地为西方文明辩护,但是他对“旧道德”仍然只能停留在鞭挞讨伐上,不能进行科学的理论解剖。

在这个问题上,真正高出当时激进人物一等的是李大钊。他于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在《新青年》发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和一九二〇年一月在《新青年》发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这两篇文章,在当时论坛上是第一次运用唯物史观对新旧调和论思潮进行的批判。正是这两篇文章所阐发的基本论点,才给新文化运动发生的历史必然性做出了科学的理论分析。李大钊指出:“新道德既是随着生活的状态和社会的要求发生的,就是随着物质的变动而有变动的,那么物质若是开新,道德亦必跟着开新,物质若是复旧,道德亦必跟着复旧。因为物质与精神原是一体,断无自相矛盾、自相背驰的道理。可是宇宙进化的大路,只是一个健行不息的长流,只有前进,没有反顾;只有开新,没有复旧。有时旧的毁灭,新的再兴(编者按:此处“旧”“新”二字,疑是倒置),这只是重生,只是再造,也断断不能说是复旧。物质上、道德上,均没有复旧的道理!”5271072他还尝试着从经济原因上阐明中国新思想代替旧思想、新文化代替旧文化的客观必然性。虽然当时他对于中国经济的分析、对于唯物主义的理解还有不少不够准确的地方,但是他深刻地指明了,中国的经济变动是不可阻挡的,中国的大家族制度的“崩颓粉碎”,“君权”、“父权”、“夫权”的“崩颓粉碎”,孔子主义的“崩颓粉碎”,都是不可避免的、不可逃避的“运数”。而新思想则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5271073因此也是无法阻挡的。虽然他当时还不能把欧洲的物质文明状况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关系分析明白,但是文章中的见解已经比其他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先进一步,看到了劳工阶级反封建的新要求,预见到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前途。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在对待传统文化上所犯的错误,关键的一点是他们不懂得封建时期的文化并不等于封建性的文化。毫无疑问,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在封建时期得到了大发展而成熟起来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必然渗透其间,因而和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相比,它是落后了一个时代,叫它做封建社会的文化,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这种传统文化,并不仅仅只是包含着封建主义的内容,并不能看成全都是封建统治阶级利益和意志的体现。必须看到,在这种传统文化中,包含着大量的人们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积累起来的处理人与自然界关系的经验和智慧的结晶,以及人们处理相互间社会关系的经验和智慧的结晶。文化的发展,在一定时代会发生质的变革,但是新的文化形态必然是在旧文化的基地上诞生的,必然包含着旧文化的遗存。所以,文化发展中的连续性是文化发展的客观要求。

不懂得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尤其是不懂得文化发展的剧烈变革时期新旧文化间仍旧有连续性,不承认新文化和旧文化有继承关系,把中国封建时期发展起来的传统文化一律当成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东西,要求一律弃绝,从而在文化问题上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这就是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的战士们,在创立伟大的历史功勋的同时所犯的一个致命的方法论上的错误。正因为有这个毛病,所以在这场文化论战中,某些新文化运动提倡者的非常激进的言论中,常常出现把传统文化不分青红皂白一概骂倒的论调,严重影响了批判的科学性和说服力。例如,有人把中华民族的学术和历史贬得一钱不值,竟然说中华民族“从前没有什么重要的事业,对于世界的文明,没有重大的贡献;所以我们的历史亦就不见得有什么重要。”5271074这种对于祖国文化遗产的虚无主义态度,正好授人以柄,使得旧文化的保卫者们可以振振有词地抓住这种理论上的弱点大做文章。固然他们论证的逻辑是错误的,他们在论证中也往往是以糟粕当精华,但是不能不承认,他们的确也举出过不少属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独有的优秀遗产来做例证,置新文化主张者于难堪的境地而无从答辩。况且,不管他们的意图如何,他们确实也看到了新文化和旧文化相互联系的一面。而正是由于不承认这种实际存在的联系,使得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们走到了无法解释文化的来源和无法处理文化遗产的被动境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在我国还经常存在着复古暗流,并且不只一次地掀起过复古思潮,这固然是由于中国传统力量的强大,但也不能不说,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先进分子缺乏科学的分析态度,从而给复古势力留下了可乘之机颇有关系。

(四)

怎样认识和怎样对待资产阶级文化,是五四时期关于文化的大论战中所争论的一个更有时代特色,也更为复杂的问题。

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文化取代中世纪封建文化的过程,来龙去脉比较清楚。在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文化上的更新问题却增加了一层复杂性,因为那时候提倡的新文化,并不是中国土生土长起来的,而是一种外来的欧洲的资产阶级文化。正因此,在五四前后,关于如何对待资产阶级文化问题的讨论,主要是通过把外来文化即所谓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即所谓东方文化,加以比较评论的方式进行的。5271075

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有保护本民族文化的强烈意识,这是民族生存的一种表现。而且民族文化的传统愈久,遗留愈丰,无疑保存它的意念便愈强烈。但是,如果本土文化高于外来文化,那么对于外来文化的吸取是会很坦然很开放的。我们的汉、唐时期就是这样。如果外来文化高于本土文化,那末情况就不一样了。当这种外来文化传入时,本土文化便会受到威胁,便会有危机感,历史上排斥和抗拒外来文化的事,往往是在这种状况下发生的。

清朝中后期,随着国势的衰弱,排外主义大大发达起来。封建传统者幻想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锁国主义的办法,来保持自己统治的安宁。事实证明这种方法归根结底是注定要失败的。先进文化的传播,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国际交流的增加,无法遏止。事实证明,不管民族的壁垒如何坚厚,也无法阻挡较为先进的外来文明的冲击。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大贡献之一,就是先进的中国人克服了狭隘的盲目的民族自大心理,勇敢地睁开眼来正视现实,老老实实地承认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是比我们固有的文化先进的新文化。这种新文化,对当时中国人来说,虽然是陌生的,“非我族类”的,但是因为它先进,就应当把它移植到中国来。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以极大的勇气宣传了这种外来文化的先进性,批驳了各种各样的否认资本主义时代文明先进性的言论,批驳了诸如说西方是物质文明,是较低级的文明,东方是精神文明,是较高级的文明等等一类论调。早在一九一八年,鲁迅就批评说,这种论调看来是一种“爱国的自大”,其实是对改革的“消极的反抗”。5271076通过他们的奋战,终于使资本主义时代的文明成果,尤其是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在中国得到了空前广泛和空前深入的传播,给了封建主义文化以严重打击。

但是,正是在这个时候,世界历史进入一个新时期。通过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象火山爆发一样,一发而不可收拾。大约到了二十年代初,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从中国的角度看世界,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也发生了相当深刻的、普遍的变化。资本主义世界,已经陷入全面危机,战胜国和战败国两败俱伤。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却有增无已,社会主义则为人类带来了新的曙光。所有这一切,都使得“资本主义文明破产了”的观念深入人心,从而形成了新的社会思潮。尽管这个口号背后,有着截然不同的倾向和判断,但是资本主义文明本身固有的“毛病”,却是无可包掩,再想对它只唱赞美诗是无法服人了。

五四时期关于东西文化的论战,所以会连续十数年之久,这是由于旧营垒还的确有一定的实力。不过,应当看到,在他们的武库中,能够形成战斗力的,与其说是对于传统的封建的伦理纲常的直接辩护,不如说是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各种弊端的揭露和抨击。如果说清末的顽固派对西方文明的抵制是立足于对资本主义的无知,五四前的守旧派对西方文明的抵制是立足于对资本主义知之甚少的话,那么,在二十年代初的新形势下,一些重新奋力鼓吹东方文明,反对西方文明的人,却几乎都是些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病态了解得相当清楚的人。他们对于资本主义文明的揭露和批评,常常恰中其弊,十分尖锐。这些守旧派从为在中国保留固有的文明进行辩护,变成了鼓吹中国的固有文明是消除资本主义祸害的唯一药方,是全世界都必然走的唯一光明的“路向”,显然是从守势转为了攻势。本来倾向资本主义的一部分人中,由于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科学”发展的结果,因而对西方文明产生了怀疑,甚至丧失信心,转而向“东方文明”乞灵,于是和“东方文明”的狂热拥护者合流了,构成了文化战线上反对进步、主张倒退的一股影响颇大的势力。

梁启超是从崇信西方文化,倒退为反对西方文化的一个代表性人物。一九二〇年,他从欧洲游历回国后,整理了他耳闻目睹的观感,发表了《欧游心影录》一书。他利用一个法国人的话来证明中国文化能够拯救欧洲。据他介绍,那个法国人曾对他说:“西方文化已经破产,正要等到中国的文化来救我们,你何必又到我们欧洲来找药方呢?”梁启超认为,欧洲人过信“科学万能”,“近代人因科学发达,生出工业革命,外部生活变迁急剧,内部生活随而动摇”;“唯心唯物各走极端”,“顶时髦的社会主义,结果也不过是抢面包吃”,而人们失去了为高尚的理想奋斗的目的。总之西方资产阶级的物质文明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他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吸取西方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自己的文化”,“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拿别人的补助他”,造出一种新的文化系统,然后再把这种新的文化系统向外扩充,让全世界都得到好处。他呼吁道:“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

如果说《欧游心影录》是以亲眼所见的事实和梁启超个人的影响,在中国舆论界引起了一些震动的话,梁漱溟一九二〇年在济南所作的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整理出版,则是代表着站在守旧立场上的人士,从文化渊源、人生哲学的角度对新文化运动进行的理论上的总清算,因此,梁漱溟这本书在舆论界引起了远较《欧游心影录》大得多的轰动。环绕着对这本书的不同评价,一场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新论战又展开了。梁漱溟把欧洲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列为三种完全不同的“路向”,认为第一种路向,即欧洲的路向,是“意欲向前”的路向;第三种路向,即印度的路向,是“意欲向后”的路向;中国的路向,不同于二者,它是第二种路向,是“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的路向。他说,这是三种文化的不同,其间没有什么先进落后之别,因为走的不是一条路。他把三种文化,进行了独特的比较分析之后,得出结论说,在西洋哲学基础上建立的西方文化,现时已经弊端显著,处于不得不由第一条路向转向第二条路向的形势。他说,人类文化要发生“由西洋态度变为中国态度”的“根本改革”,全世界都要走“中国的路,孔家的路”,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之复兴”。

梁漱溟的理论,无疑是宣布新文化运动选错了道路,因而应当改弦更张,恢复旧观。这本讲演集,恰恰又是在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危机四起的时机出版,所以它一问世,立即受到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一派人的热烈欢迎。有人说,梁漱溟的书坚持了自己的信念,更加认定整个世界只有“中国化是救时灵药”,以孔子思想为“正宗”才能建立起“合理的人生”;5271077有人说,梁漱溟的理论,是“‘继绝学、开太平’的大发明”;5271078有人说,“新文化运动”,无非是“模仿西人糟粕,做西人奴隶”;5271079有人说,中国文化是“极中和之道德,极高尚之文学”,正是“西方个人主义之药石”,因此中国人应当致力于研究中国文化如何“西被”、如何向外发展的问题。5271080呼应梁漱溟的观点,鼓吹东方文明优越的文章,一时纷纷出笼,守旧的人士们气焰又高了起来,连调和论也不肯唱了。一九二一年一月出版的《东方杂志》十八卷一号,发表了陈嘉异的长篇论文《东方文化与吾人之大任》,该文以中国固有文化崇拜者的身份,断然反对一切赞扬西方文化的以及调和东西方文化的主张,认定东方文化有西方文化不可比拟的四大优越性:第一,东方文化是“独立的”、“创造的”,不象西方文化那样是“混合的”、“袭取他人的”;第二,东方文化有“调和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之优越性”,没有“西方文化过重物质文明的弊害”;希腊文化本来也有调和精神,可惜“缺点尚多”,被希伯来文化“乘隙代起”,中国文化有“希腊文化之长,无希腊文化之短”,能够把灵性和物的生活“熔冶为一”;第三,东方文化能以民族精神为根柢,来调节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既能坚持民族固有的精神,又能吸收和创造新的时代精神;第四,东方文化有从“国家主义”进到“世界主义”的优越性,“故将来之世界文化,必为吾东方文化”。以梁漱溟、陈嘉异为代表的这股全盘肯定中国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思潮,无疑是在新的世界形势下,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全面反动。

梁漱溟诸人所代表的这种通过抨击西方资产阶级的弊病,标榜“东方文化”的优越性,以反对新文化的言论,自然也受到了尖锐的反驳。而且反驳者之多,议论之尖锐,绝不下于“东方文明”的拥护者。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持批评态度的人们中已经发生了显著分化。反对走中国固有的“东方文明”的路,反对走孔家的路,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关于中国以至世界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文化,应该走什么路,意见却绝然不同了。这种分歧,产生于对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文化的不同认识和估价。

胡适、吴稚晖、常乃惪等为代表的一批人,当年鼓吹过全盘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到了这个时候,虽然已经在许多问题上不断表现出对封建文化的妥协性,但是总的说来,他们在言论上仍旧是在坚持走西方资本主义的路。他们在对梁漱溟的批评中发表了许多尖锐的、打中要害的评论,但是他们的议论中又充斥着对于资本主义文化的辩护和美化之词。他们根据历史事实和逻辑分析,揭露梁漱溟“三种路向”之说纯属“闭眼瞎说”,提出无论中国、印度、还是欧洲的哪个民族,都不会只有一种精神,只有一种人生哲学,孔子的人生哲学并不能代表中国的文化。他们批评了梁漱溟宣扬的儒家“控制意欲”的说教,分析了把东方文明叫做“精神文明”,把西方文明叫做“物质文明”,以示东方文明高于西方文明的观点的错误。他们指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密切联系,不可偏废,正象东方也有物质文明一样,西方也有精神文明。他们不同意把世界文化分做两种或三种完全不同的类型,反对把文化的发展说成二元的或者是三条路向。有人说人类文化的发展的路只有一条,只不过“环境有难易,问题有缓急,走的路有迟速,到的时候有早晚”。东西文化的差异只不过是古今文化的差异。他们说,西方文化是唯一的一条路,西方文化已大部分取得世界文化的地位,中国、印度落后了,只有急起直追,也走这条路。

胡适等人的这些议论,5271081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触及封建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的关系,在一定限度内,认识到人类文化发展过程存在着由低到高的共同趋势,抨击了一时非常嚣张的宣扬封建文化的论调。但是,正由于他们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看待文化问题,所以他们为这种立场所限制,不愿也不敢正视资本主义文明在当时确已陷入危机的事实。他们在反驳封建文化的同时,一方面完全抹煞中国固有文明的全部价值,一方面则为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暴露出来的弊病百般辩护,不顾事实地把资本主义文化说成至善至美。在帝国主义的本质已经在全世界暴露得非常充分、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兴起、中国已不可能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仍旧坚持为资本主义辩护,自然就不可避免地一步步走到人民的对立面去。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同封建顽固势力,在政治上思想上和文化上越来越多地妥协,直至完全泯灭了他们之间的纷争,而结成联盟。应当看到,文化战线上这种力量组合的变化,乃是中国革命性质转化的一种敏感的反映。

正是在二十年代初期至中期的文化问题大论战中,一支新的文化生力军崛起于论坛。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的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逐步在马克思主义的引导下,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文化,形成了科学的认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当年也曾经崇拜过资本主义的文化成就,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们能勇敢地面对现实,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武器,坚决走上了批判资本主义的革命道路,他们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社会主义这一新生事物的热烈拥护者。早在一九一八年,李大钊在论述东西文明的差异时,已经意识到“东洋文明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世界非有第三种文明崛起,不足于渡此危崖”。不过当时还未能完全认识清楚这种既非封建主义又非资本主义的第三种文明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文明。经过十几年的东西文明论战,他们的理论虽还不成熟,可是他们的文化观进一步明确了,他们独立地打起社会主义文明的大旗。他们在不放弃反对封建文化的战斗的同时,提出了对资本主义文化的初步解剖,得出了中国革命必须走非资本主义道路,即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中国唯一出路的伟大结论。在东西文化论战后期,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人发表了一些文章,对于这个问题已经有了明确的回答,代表了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文化战线上的新成就。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一九二三年瞿秋白在主持《新青年》季刊的工作时,连续就东西文化发表了《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等重要论文。他在这些文章中,论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存在着“共同公律”,据此他认为落后于时代的封建宗法文明和资产阶级文明都在淘汰之列,代之而起的只能是“通过世界革命走建设无产阶级新文化的道路”。他指出,资本主义文明在世界上已经成了“苟延残喘的废物”,但是不能因此就“向后转”,而是应当向前进,建设“社会主义的文明”。他还就“社会主义的文明”提出了一些初步的设想。他明确提出,在中国,反对封建宗法制度的同时,必须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思想。显而易见,瞿秋白从社会主义的高度来分析文明问题,直接回答的是中国革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他的论文,不仅把五四以来文化问题的大讨论提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上,而且也透彻地阐明了文化问题论战的极端重要的社会意义和政治价值。人们愈来愈认识到,在文化战线上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反对封建复古主义的斗争,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问题在整个中国革命事业中的重要性,从此逐步为革命者所认识。

当然,瞿秋白的这两篇论文,也包含着理论上和方法上的明显缺点和错误,他仍旧沿袭五四以来的形而上学的路子,以虚无主义的态度,要求把传统文化,无论是封建文化还是资产阶级文化,全部唾弃,“彻底颠覆”。在文化问题上,“左”的错误在这里已露端倪。在此后长时期中,我们革命的文化工作,常常受到“左”的虚无主义的干扰,大概也可以从这里找到一些历史的缘由。

尽管瞿秋白等人还有这样那样一些缺点和错误,但是中国文化的伟大的新篇章,毕竟是在文化论战中揭开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亿万群众参加的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文明、共产主义文明的宏伟事业,正在波澜壮阔地展开,并且随着历史的进程,必将日益显示出它对人类文明发展史做出了多么丰伟的贡献。

(五)

五四前后发生的这场关于文化问题的论战,距今已有六十余年。把当时的论战文章集录成册,读来仍不能不觉得这场论战规模宏阔,议论纵横,启人深思。

当年驰骋论坛的这批论者,后来的经历殊绝,成败相异。有的名声显赫,有的默默无闻;有的沿着正确的道路成长为革命的杰出领袖或者一代文化宗匠;有的沿着错误的道路变成了反动政客或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御用文人;有的从最初的立场出发,经历了向对立方面转化,或者由激进变颓唐,或者由保守变进步,各自写下了自己的新历史。这些当年的雄辩家们,现今绝大多数已经成了“俱往矣”的历史人物。他们个人的历史功过,自有确评。这里只是把他们在五四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所参与的关于东西文化论战的部分文章拿来比较,研究其间的分歧,以及各种倾向的演变。系统地读一读这些文章,不能不使人强烈地感到当年中国文化战线上剧烈变革的时代气氛。这场论战的范围,虽然主要只是限于文化问题,但是透过这场关于文化的论战,确实可以听到当时处于大变革中的中华民族进行着剧烈搏击的时代的脉搏声。它似拍岸的惊涛,宣告着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经济上、政治上大变革的暴风雨即将到来。

历史上的这场论战,既然以文化为主题,所以对于中国近代现代文化发展变化影响最为直接。这场论战,对于以后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对于以后中国文化建设的方向和道路,对于以后文化战线上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方法,都有重大影响。研究这场文化论战,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几项简要结论:

第一,在重大的社会变革中,文化变革的作用是十分重大的。它不仅是社会变革的产物,而且是实现社会全面变革的前导。文化上的革新是为经济、政治和思想的全面社会变革进行的必要的精神准备。只有通过它才能为进行一场社会大变革提供正确的指导理论、道德准则、科学知识,以及各种文化手段,以保证社会变革的顺利实现。

第二,重大的文化变革,是文化发展史上的质的飞跃。这种飞跃,是文化发展客观进程中必然出现的。当着历史的进程表明这种文化变革的时机已经成熟的时候,先进的人们的责任,在于促其实现,反对文化上的墨守成规和爬行主义。因此,文化的大变革,就是以更高一级的新的文化形态来取代旧有的文化形态的统治。五四新文化运动时用资本主义的文化反对封建的文化,以后又以社会主义文化反对资本主义文化,都是这种顺乎时代潮流,推动时代前进的文化运动。

第三,实现文化上的重大革新,必须通过与旧有文化传统的“裂变”,斗争是不可免的。只有具备足够的勇敢精神和严肃的科学精神的人,才能站在文化运动的最前列,举起文化革新的旗帜,把人类文明推向前进。先进的新文化的提倡者,尤其是初创者,几乎无不具备英勇的献身精神,冒着极大风险,去冲击传统观念的网罗、习惯势力的包围。如果说当年为了战胜封建文化的统治,都需要有勇气提倡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那么,今天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更加需要坚定地以共产主义的精神去批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一切糟粕,这样才能实现人类文化史上的这一最伟大的革新。

第四,任何文化上的革新,都不能脱离开人类文化的轨道而发生。相反地,任何新文化,都是人类文明大树结出的新果实。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不会因时代的前进而付诸东流,不会因民族的差异而划地为牢。把一切古往今来、东西中外的优秀文化,统统拿过来,经过消化,化为新文化的有机的血肉,新文化才能由于高于旧文化而战胜旧文化。一切形式的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上的狭隘民族主义,如同一切形式的文化复古主义和文化上的民族投降主义一样,都是新文化建设的大敌。

第五,历史证明,当着人类社会的进程发展到二十世纪的形势下,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成为科学地总结人类文化的全部成果、继承人类文化的一切优秀遗产、创造人类文明新阶段的唯一指导理论和指导方法。舍此而外,别无他途。而且,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也正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革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人类文化第一次得到科学的总结,从此,人类才得以自觉地指导文化沿着科学的道路健康发展。五四前后,我国论坛上展开的关于东西文化的大论战,其积极后果,就是向全中国人民揭示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如何在古老的中华大地建设崭新的社会主义文明,终于成为中国一切革命志士为之自觉奋斗的伟大目标。

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设具有民族形式的、符合我国国情的高度的社会主义文明,是我们今天的光荣历史使命,也是我们从六十年前文化问题的论战中得出的一个历史的结论。

陈崧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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