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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利略

ISBN:11190·208

出版日期:1987-07

页数:189

字数:87.0千字

丛书名:《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

点击量:517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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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简介

本书是著名学者斯·德雷克关于伽利略的一部新作。在这本小书中,作者首先概括介绍了伽利略研究中的各种重要观点;然后,对伽利略的科学思想作了一般性的论述,并着重从全新的角度阐释了伽利略与哲学和神学的关系。这正是这本小传的价值所在。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都存留着这样一种固定的模式:宗教神学是科学的死敌,而伽利略则是英勇无畏的科学斗士,他以自己的科学思想,特别是天文学思想直接向神学提出了挑战,并且因此而受到了迫害。一般地讲,这种看法并不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科学曾经是神学的奴仆,它受到过自己主人的严厉管束甚至残害;但是另一方面,它又的确是在这一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并变得日益强壮有力。这就提出了一系列耐人寻味的问题,一系列并非简单化的观点所能回答的问题。

在历史上确实有些科学家曾受到教会的迫害,但这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的出版曾得到罗马教皇的赞许,而且在伽利略受审之前近一个世纪并没有被列为禁书;与伽利略同时代的伟大科学家开普勒也没有因其科学思想遭受教会的迫害;比伽利略稍晚的一大批科学家(如牛顿等人)更没有受到迫害。那么为什么伽利略会受到宗教法庭的审判呢?问题的关键在于,伽利略的科学思想第一次从根本上动摇了占统治地位的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

从伽利略的生平和著作中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伽利略的科学研究的过程就是同亚里士多德主义进行斗争的过程。从他的科学研究生涯一开始就把矛头指向了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在关于科学问题的论战中,他批判、甚至嘲讽那些冠以权威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哲学家;揭露他们的无知和荒谬。伽利略的科学思想很快引起人们的重视,但这激怒了那些哲学家,招来猛烈的攻击。在佛罗伦萨,一些哲学家甚至组成同盟,目标是反驳伽利略的一切论点。最终,在关于天文学的争论中,那些哲学家们在得不到理性的支持时,居然乞灵于《圣经》,导致了神学的干涉,开始了伽利略的悲剧性的命运。

伽利略在晚年写出一部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他所以要写这部著作的原因是,第一,在天文学领域更能从根本上批倒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赖以建立的基础。第二,要论证哥白尼体系的真实性,并且以此合理地解释他的关于潮汐的理论(尽管他的理论是天真的)。在这部著作中,伽利略以大量的经验事实和他自己的科学研究成果批驳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以犀利的笔锋嘲讽了那些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家的愚蠢;以生动的文字赞扬了哥白尼体系的和谐。这部著作是导致伽利略1633年受审的直接原因。但我们从整个过程来看,直接与伽利略的科学发生冲突的是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而神学不过是这种哲学的庇护者,因此,应该说是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家们把伽利略送上了宗教法庭。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德雷克研究了所有关于伽利略的资料之后,得出一个耐人寻味的结论:伽利略的本意并非要证明神学的荒谬,而恰恰是为了维护神学的权威。如作者所说,乍一看,这种新的“假说”似乎是离奇之谈,但细读起来,这种新的见解确是很合理的,也许更为真实,更为深刻。

伽利略激烈地反对亚里士多德主义自然哲学,一方面,他确实看到了这种哲学成为新科学的障碍;另一方面,他认为这种哲学的荒谬损害了神学的权威。他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知道神学支持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但他不认为自己的科学会有损于神学的信仰。他真诚地相信科学与信仰是不矛盾的,希望通过他的科学能使神学家们认识到,正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自然哲学使神学的威信日益受损;并希望神学不要干涉纯科学的事物,因为科学的理性是要发展的,否则的话对神学来说确实是很危险的。所以他在《对话》的扉页上向神学家们提出了忠告:“请各位神学家注意,在你们企图把关于太阳不动和地球不动的命题看成是关系到信仰的问题时,这就存在着一种危险,即总有一天你们会把那些声称地球不动而太阳在改变位置的人判为异端;我是说终究会有一天在物理上或在逻辑上证明:地球在运动,而太阳则是静止的。”

但是,伽利略并没有意识到,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与神学早已结为同盟。神学需要这种理性的哲学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论证信仰的合理性,自从托马斯·阿奎那以后,这种哲学已成为神学的有力支柱之一。伽利略并不知道,他对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的批判不只是纯科学的问题,而会彻底动摇神学的基础。因此,不只是哲学家不会容忍他,教会也不能理解他的这片热诚之心。正是由于对教会的热诚,他受到了审判,也是由于这种热诚,使他这位勇猛的斗士在法庭上成为“懦夫”。这正是伽利略的悲剧所在。

从客观效果上看,伽利略的科学确实使神学思想受到严重的打击,因而传统的观点一直视伽利略为教会的敌人。的确,在近代科学革命之初,曾有过一场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之间的斗争。其先行者不是哥白尼,而是伽利略,正是伽利略不自觉地把科学理性投向神学信仰。他在热心维护神学的权威之时,却开创了一个科学理性的新时代。在人类历史上,这种类似的现象屡有发生,难道不应引起我们的深思吗?

1979年,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提出为伽利略恢复名誉,1980年由他任命的一个委员会承认,天主教会压制伽利略的意见是错误的。三百多年后的今天为伽利略“平反”似乎是荒唐之举,但它却表明人类对于自身的反省。我想我们会从伽利略的命运中得到些有益的启迪。

唐云江

一九八六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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