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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

ISBN:7-5004-3838-9

出版日期:2003-08

页数:317

字数:243.0千字

丛书名:《乡村治理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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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简介

做学问似乎是阳春白雪,做农活自然属于下里巴人。但彼此间的道理都是一样:谁能认真地对待和侍候对象,谁就能获得丰厚的回报。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就是作者多年执着于农村研究的丰硕成果。

马克思曾经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一段名言至今仍然闪烁着其无尽的光芒!但是,改变世界的前提毕竟是科学认识世界。

在20世纪的中国,当农业、农村和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成为一个“问题”时,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就充满着对底层社会的人文关怀,希望改造或重建乡村社会。但知识分子的良好愿望能否实现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乡村社会的认识,他们的认识是否科学又主要取决于能否深入乡村社会,了解、理解、认识农村和农民。

早期共产党人不乏对农民命运的同情者。但只有毛泽东走向湖南农村,才真正认识到农民是革命的动力;再通过江西农村调查,毛泽东才进一步了解到农民的迫切需要,找到如何动员农民革命,并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从而通过来自底层的冲击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历史命运!

没有对乡村社会的深入考察和了解,改造乡村社会的美好愿望只能是一厢情愿,甚至会发生相反的后果。在20世纪,对农民命运的同情,对乡村社会的人文关怀,对乡村文明寄予厚望并执着于乡村改造的,莫过于倡导和推动乡村建设运动的梁漱溟先生。然而,作为理念先于行动的梁先生并没有真正了解农民,认识乡村,以至于十年乡村建设运动的结果却是“乡村不动”!即便是作为农民运动大师的毛泽东,受先在理念的限制和科层制的层层阻隔,对农村和农民也渐趋陌生,以至农村工作决策中出现不少失误。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于对农村和农民的关心、关怀、关爱,出现了种种“下乡活动”,如科技下乡、文化下乡、法制下乡、民主下乡,等等。但是,这些充满现代化性的下乡行动并不一定都能在乡村生根、开花和结果,以至于许多人流露的只是失望,乃至乡村不堪改造的绝望!

由此,知识分子不能不对此进行反思,究竟是乡村不堪改造,还是我们未能真正地认识乡村?究竟是“乡村不动”,还是没有找到乡村动起来的方法?究竟是农民“愚昧”,还是我们在“愚昧”地想象农民。这是我们这些自认为多识些字,往往自以为是或自以为师的知识分子需要深刻反省的!尽管这种反省是不情愿,甚至是痛苦的,却是每一个关心、关怀和关爱农村和农民的人都必须面对的。反省的结果是:我们面对的乡村社会远不是我们想象得那样简单,任何一种改造乡村社会的行动都必须建立在对乡村社会的充分了解和认识基础上。贺雪峰这部书让我欣喜地看到了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和对乡村社会的进一步认识。

雪峰大学期间学习生物专业。出于对农村和农民强烈的人文关怀,于20世纪90年代初考入我任职的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现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就读硕士研究生,成为中心创始人张厚安先生的关门弟子。研究生毕业后,他没有像一般人那样停留在大城市,而是回到自己的家乡——湖北中部地区的荆门职业技术学院。该校一抬脚就到了农村,为他提供了接近农村、亲近农民的环境。加上所在学校领导开明,为他带领几位青年学人专事乡村研究创造条件。雪峰因此能够从容不迫、不事功利地观察、了解和认识乡村,并提出了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的命题。为进一步开拓乡村的研究,他应母校召唤回到中心,与我共事。

说来也巧,我们中心三代人,对乡村的研究刚好是三个阶段,步步深入,层层递进的,即由村民自治,到乡村治理,再到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张厚安先生是中心的创始人,他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最早从事农村基层政权与村民自治研究的学者之一。村民自治制度无疑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民主下乡”。作为学者的我们,也充满着对这一草根民主的期盼。我们甚至在省领导人的支持下,主动下乡进行民主实验,希望编制出民主制度软件,以期将民主制度输入乡村后便可输出民主的结果。十来个学者两年多的民主实验,虽然没有产生树立民主典范的预期结果,但给了我们一个重要启示,这就是农村远非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村民自治制度才刚刚进入乡村,支配乡村的治理机制并不是村民自治制度可以加以解释的。正是在位于庐山脚下的实验村召开的研讨会上,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这就是乡村治理,试图运用这一更具有包容性的概念来解释和分析乡村社会。如果说村民自治只是一种外在于乡村的制度安排的话,那么,乡村治理的分析概念更接近于乡村社会自身,也就是从乡村认识乡村。乡村治理的分析框架无疑可以大大开阔我们的研究视野。雪峰等人则将这一研究更向前推进了一步,即不仅仅研究以公共权力运作为中心的乡村治理,更注重研究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只有对乡村社会的特性和变化有了充分的了解和认识,才能运用公共权力进行有效的治理,并达到在现代化进程中重建乡村的目的。这或许正是雪峰研究乡村社会的旨趣。

研究触角的深入,为我们理解和认识如何根据乡村社会特性和变化考虑外部的制度安排,如何从乡村社会的特性和变化研究外部制度进入乡村社会以后的反应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域。在本书的的第一部分,作者从乡村社会表象中抽象出一组概念,可以大大促进我们对乡村社会的理解。20世纪以来,中国乡村社会经历了巨大的震荡,乡村重建的内容就是重建乡村秩序。在本书看来,乡村秩序的生成具有二元性,一是行政嵌入,一是村庄内生。那么,在国家权力日益深入渗透到乡村但又难以有效整合乡村的当今,村庄怎样内生秩序?本书提出了村庄社会关联的概念,试图运用这一概念分析村庄内部的关系和村民的行动能力,并使其具有可观察性和可计量性。在一些村庄,村民自治制度的进入并未能达到重构乡村秩序的目的,相当程度取决于村庄社会关联度,即村庄内部缺乏一致行动的能力。这种行动能力的缺失又与乡村社会构成相关。费孝通先生在著名的《乡土中国》一书曾经将中国的乡村视为“熟人社会”。正是在这种早不见晚见的熟人社会里,人们相互了解,有基本的信任,形成一个自家人社会。这种村庄是在长期的历史中自然形成的,所以称为自然村。村民自治的制度安排,最早也将自治单位定于自然村。只是由于人民公社制度的嵌入,历史上的自然村格局不复存在,所以才在人民公社体制废除后在原生产大队基础上建立了行政村,并将其作为村民自治单位。而在行政村实行村民自治,很快就面临一个问题,村民之间了解、认识和联系都不如自然村。在村民委员会选举中,村民对候选人并不太了解,也不甚熟悉。这不能不影响到村民的自主选择,由此建立的村组织可能还是外于村民的。正是通过对乡村社会变化的观察,雪峰提出了“半熟人社会”的概念,为我们理解为什么村民自治在原生产小队(即原自然村)运行的较好,而在行政村运行较困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释视角,同时也时时提醒我们,外在的制度要在乡村生根,必须注意生根的社会基础。与城市不同,中国的乡村毕竟是自然形成而不是人为建构的,乡村社会内部关系异常复杂,不是简单的制度输入就必然会输出相应的制度结果。雪峰对乡村选举中出现的派性问题的研究便说明了这一点。

雪峰对乡村社会性质的研究不仅仅在于加深对乡村社会的认识,更重要的是提供一种分析方法,从乡村研究乡村本身就蕴含着方法论方面的意义。而方法的创新可能比观点的创新更为重要。近代以来,伴随现代化的强势,西方学术也成为强势话语。睁大眼睛向外看,成为学术界的主流。问题是在向外看的过程中,许多学者只能“学舌”,而不会说话了,即不能以我为本位吸纳、消化、转换外来话语,只是照抄照搬、生吞活剥。以这种眼光观察的世界只能是过滤了的想象世界,而不是真实的世界。而按照想象的世界所开的药方自然于世界的改造无济于事。这种思维方式也使学术界充满了忙于“抓药”而不会“看病”的人,因为西方话语中的“药方”取之不尽。即使“药方”不灵,也不是“药方”的问题,而是病人自身的问题。由此就从根本上颠倒了理念与实际的关系。社会科学的有用性就在于“看病”,即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这需要学者以对象为主,从事实而不是理念出发去认识和理解问题。要做到这一点的惟一方法就是进入社会,首先认识和了解社会过程本身,由此建立自己的话语权。我所在的中心一成立就以此为自己的使命。20世纪90年代初,张厚安先生就倡导“三个面向”,即“面向社会,面向实际,面向农村”。90年代中期,我又提出了“三实”方法,即在研究中应该做到实际先于理论,事实先于价值,实验先于方案。到了90年代后期,雪峰等新生代又将中心的这一方法向前推进了一步,就是通过大量的实证调查,将研究方法理性化,提出了一系列分析框架。如本书所提到的“三层分析”法、村庄精英与村庄记忆的二维分析框架,从个案调查到分类研究等。这些方法都可以归之于从乡村对象本身研究乡村,其他的知识和理论都是为其服务的工具。这一方法的创新不仅强化了社会科学的自主性,同时也提升了实证研究的水平。在本书下篇的实证研究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更接近于事实的过程,同时也可从大量繁杂的社会现象中理出思路。后者是做实证研究的重要使命,也是在以中国问题为本位的研究中创造出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学术特色的重要前提。

其实,从乡村研究乡村的方法并不深玄,很大程度取决于态度,这就是是否愿意深入农村,作为学者同时又是农民中的一员,在日常生活中去认识和理解农村和农民。雪峰年纪不大,却能长年累月深入乡村与农民共同生活,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农民的行动,在朋友般的交往中把握农民行动的逻辑。

连农民也纷纷进城的当今,下乡毕竟是一件相当辛苦的事。这背后,没有对事业的执着追求是难以想象的。为了功名,人们可以下乡一时。要长期坚持不懈地下乡吃苦,却不是功名能支撑的。还在十年前,雪峰只是20多岁青年,但对农村问题的关注和执着,对以中国为本位的研究勇气,使我每每遇到他就会想到梁漱溟先生。只是梁先生十年乡建运动得到的是乡村不动,而雪峰的十年乡村研究得到的是对中国乡村社会更深刻的体认,对新世纪的乡村建设事业更执着的追求!

作序的人本不应该在书前多言多语,但序言初稿写就后,雪峰一再要我将最近的一些思考和想法写出来。所以,联想雪峰的为人和为学再谈两个观点。

接触过雪峰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对农村农民问题有着特殊敏感的学人。我猜想这与其长期生活在农村农民问题特别突出的中部地区有一定关联。

在现代化市场化过程中,农村农民成为需要认真对待和解决的“问题”。中国是农民人口最多且在历史上农民最具反抗性的国家。可以说,世界的农民问题主要在中国,而中国的农民问题又主要在中部地区,中部地区的农民问题则主要在“两湖”(湖南和湖北省)。为什么如此?主要取决于治理资源配置及谈判地位的不均衡。因为,在国家的治理格局中,人们的地位与角色,在相当程度取决于其参与治理的实力与能力。而实力和能力又取决于所占有资源的状况及自我意识。

自近代以来,在中国政治格局中有三大区域相互博弈,发生作用。一是以北京为代表的北方区域,一是以上海为代表的东部沿海区域,一是以两湖为代表的中部区域。它们分别占有三种资源:权力、资本和劳动。自秦以来,由于北方的军事压力,作为统治权象征的都城一直在北方。在天下和天子一体化的政治格局下,权力支配着财富,成为特殊的治理资源。宋以后,经济重心南移。特别是近代以来,挟现代工业文明之力的外来资本从东南沿海大举进入中国,资本开始影响权力,成为重要治理资源。明清以后,两湖成为中国的“粮仓”(所谓“湖广熟,天下足”),是小农经济特别发达的纯农业省份。对于“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的农业来说,劳动是参与治理过程的主要资源。在中国,权力、资本和劳动这三种资源在参与治理过程中的配置构成处于不均衡状态。权力是独占的,资本是稀缺的,劳动则是无限供给的。这就决定了只占有劳动资源的农村农民在治理过程中缺乏对等的谈判地位参与博弈。

伴随现代化的市场化不仅难以提升,反而会进一步降低农村农民的谈判地位。这是因为权力更加渴求于处于稀缺状态的资本,而不是无限供给的劳动,“以农为本”为“以工立国”所替代。这是向现代化转变中资本和劳动供求不平衡的规律决定的。

问题不在于劳动的弱势地位,而在于现代化的社会动员激发和强化了农民的平等、参与、权益等现代意识。农民可以穷下去,但现代化难以为农民继续穷下去提供合法性和正当理由。由此就会产生农民谈判地位日益降低与农民现代意识日益提高的矛盾。这种矛盾的累积,便是产生激进主义和革命的温床。中部的两湖地区正处于矛盾的焦点。一方面,资本的强势造成东部沿海的崛起,劳动的弱势则使中部两湖日益边缘化。另一方面,两湖深深浸润着具有强烈反抗性和追求自由的楚文化传统。宋以后,民间的书院造就了一批没有纳入权贵体系的知识分子(专门生产和传播知识的人)。近代以来,现代化的社会动员迅速渗透到两湖。那些接受了现代意识的精英对农村和农民的痛苦有着特殊的体验,对农村和农民的能量也有着深刻的认识。他们希望通过革命的方式改变不公正的统治秩序,重建一个劳动者的世界。这正是20世纪的两场革命都发生于两湖,都以底层社会的反抗为特点的原因所在。

到了20世纪后期,现代化、市场化为所有的人提供了机会,但资源配置及谈判地位的不均衡问题也以新的方式表现出来。在东部大崛起,西部大开发的格局下,中部地区的地位明显降低。其主要原因是比重甚大的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拖累。但我们不能因此遗弃中部。因为,正是外来资本,当地的土地和中部源源不断和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的结合才造就了东部沿海的大崛起。而没有处于心脏地带的中部的稳定,东部崛起和西部开发都缺乏牢固的根基和动力。中部稳定与发展则主要取决于农村农民问题的解决。

雪峰对农村农民问题的特殊敏感,在于背后有着浓厚的历史地域文化底蕴。我的第一届博士生、《岳村政治》一书的作者于建嵘在这方面也是如此。在市场化大潮和资本的强势进入之下,雪峰回到湖北中部自己的家乡走村串户做调查,建嵘则重走毛泽东当年进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的路线,并在自己家乡的湘南一个小村住下撰写博士论文。他们对农村农民问题的理性认识相当程度来自于历史地域文化所塑造的学术敏感。

与雪峰交往过的人,都会为雪峰研究农村农民问题的执着而惊叹。我与他相处时间较长,且多次长谈,知道他研究农村农民问题的无限热情和强大动力,来自于他的乡村建设的理想主义追求。

当上世纪90年代,农村农民问题再度引起国人关注之后,人们就纷纷开出各种“药方”。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农民进城”。通过城市化,减少农民。农民减少了,农民问题自然也就不存在了。这的确是一付灵验的常规药方。但其中的内在理论危险却是许多人未能注意到的。这就是“农民进城”,是否意味着“农村遗弃”。因为,近些年,在我们的视野中,与迅速繁荣的城市相映照的是一些农村的衰败。而且,“农民进城”是不是万灵药方也是大可怀疑的。中国农村人口基数大且处于增长之中。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到2000年,全国有12.6亿人口,其中乡村人口8亿。如果每年有2000万乡村人口进城,也得数十年才能使乡村人口的绝对数比城市人口更少。而且,要让2000万乡村人口完全进入城市本身就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因为,这意味着,每年必须崛起两座上海城。我们知道,上海城到如今的规模经历了百多年。所以,仅仅指望“农民进城”来解决农村农民问题是不理智,也是不现实的。除了通过城市化吸纳农民进城以外,还必须寻求新的出路,这就是乡村建设。

乡村建设是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即在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应该均衡发展,城市繁荣不应以乡村遗弃为代价,要通过外力支持和内部开发加强乡村建设,将乡村建设成为生活殷实、人际和谐、信息发达、鸟语花香的美丽家园。在20世纪,以农哺工,农村和农民为现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进入21世纪,以工支农,城乡一体是必然选择。首先要为农村农民创设有利发展的外部环境,提升农村农民的谈判地位,防止权力的无限扩张和资本的霸道贪婪。只有权力、资本与劳动的相对均衡,才能维系总体社会的平稳。其次,要开发农村内在的潜力。农村的最大优势在于劳动者。而劳动者只有合作才有力量。曹锦清先生通过考察黄河边的中国,得出一个结论:农民善分不善合。如果这一结论成立,是否意味着农民永远只能由一种外在于自己的力量所统治?农民怎样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组织起来,建设美好的家园?这尚是一个有待历史回答的问题。雪峰研究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正是要了解、认识当下的乡村社会,以寻求乡村建设的途径和方式。与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不同,雪峰更注重在现代化背景下,从乡村自身寻求乡村建设的动力。为此,他正在开始进行为期五年的一项乡村建设实验。让我们为这一事业祝福吧!

自然法则是公平的。雪峰对事业的投入,也得到不少回报。他的副教授和教授都是破格晋升的。34岁的文科教授在国内毕竟不多见。而且最近被学校评为科研之星。我想这是对他成绩的肯定,更是一种鞭策和鼓励。当然,他还只是正在冉冉升起的新星。

雪峰作为中心的新生代主要成员,我为其迅速成长而骄傲。我在中心扮演的是承前启后的角色,因而对自己的人生使命有着明确的定位:开路、带路和让路。开路就是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发展方向,带路就是在学术规则和研究方法方面作些指点,让路就是为后来者让出更大的居上空间。我常说,人到时候往后退就是最大的贡献,要相信新生代有更强的创造力。所以,我衷心期待着雪峰以此书的出版为新的起点,在无垠的学术空间中持续不断的的遨游,在壮丽的乡村建设中尽其心智!

徐勇

2003年1月16日于“小阳春”中的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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