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是唐代云南地区的一个多民族的奴隶制国家。南诏立国的二百七十年间，它跟唐朝基本上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和吐蕃、骠国、昆仑国、真腊国、大小婆罗门国等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也有着较深的联系。尽管南诏统治阶级运用奴隶制度，并不断吸取唐朝封建主义政治经济制度，残酷地剥削奴役境内各族劳动人民，但是各族人民在异常艰苦的环境里，仍然坚持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发展当地的经济、文化，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为祖国西南边疆的开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后来各族人民惨淡经营云南地区创造了良好条件。今天我们要研究云南地区两千年来各族人民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历史，南诏史确属一个重要环节，南诏史的探讨是一项决不可忽视的工作。

根据前代史籍书录的记载，唐人撰著的南诏史料，计有韦琯《云南事状》一卷，袁滋《云南记》五卷、韦齐休《云南行记》二卷、徐云虔《南诏录》三卷、达奚洪《云南风俗录》十卷，卢携《云南事状》一卷、窦滂《云南别录》一卷、《云南行记》一卷和樊绰《云南志》十卷等。其中除樊志一种今存外，其余诸书俱早散佚。可以说，樊绰《云南志》是保存到现在的一部最早最详备和最有参考价值的南诏史著了。

由于书缺有间，《云南志》撰著者樊绰的生平事迹业已莫能详悉，现在仅知他是唐懿宗李温（后改名 ）时安南经略使蔡袭的属吏。咸通三年（862）三月，蔡袭被任命为安南经略使，他在赴任的途中，差遣樊绰率领健卒二十人先行潜入南诏军队控制区，调查南诏军事部署的虚实。其年冬，南诏前锋部队进围安南城，蔡袭撄城拒守以待救援。次年（863）正月，城陷，蔡袭阖宗死者七十余人，樊绰的长子樊韬及家属等十四人亦同时陷没。樊绰则乘间携带经略使印信突围泅水逃脱，暂留郡州待命。六月，南诏挥师进取郡州，郡州告急，樊绰复转赴藤州。不久，始奉唐中央政府的命令还归长安。以后樊绰受命任夔州都督府长史。

自唐文宗大和六年（832）南诏摄政王蒙嵯颠率兵残破西川以后，唐和南诏的关系一直处于时战时和的状态。到懿宗时，唐政府对于南诏内部的情况已经异常隔膜，确定对待南诏的政策甚感棘手。当樊绰尚在安南城时，他就很留意搜集有关南诏历史和现状的材料。迨寄寓郡州后，他便撰成《云南志》十卷，并委托张守忠转呈朝廷，其《奏疏》说.“臣去年正月二十九日，已录蛮界程途及山川城镇、六诏始末、诸种名数、风俗条教、土宜物产、六 名号、连接诸蕃，共纂录成十卷，于安南郡州江口，附襄州节度押衙张守忠进献。”《奏疏》所说的“去年”，即咸通四年（863）。除《云南志》正文外，其卷四的第1条和卷十末所附录诸文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樊绰所裒集的贞元十年（794）《誓文》、赵昌《奏状》以及樊绰自己的奏疏，这些是属于当代的文献资料；其一是樊绰所节录的《后汉书》、《夔州图经》、《广异记》等有关廪君蛮的史料。前一类，据樊绰在《六诏篇》第9条的按语里说：“臣咸通四年正月，奉本使尚书蔡袭意旨，令书吏写蛮王异牟寻《誓文》数本，并书牒系于车弩上，飞入贼营”云云；又《进献表》里说：“臣今于安南郡州溪源首领耆老处借得故蛮王蒙异牟寻《誓文》一本，安南都护赵昌贞元十年《奏状白》一本……今臣谨录故蛮王蒙异牟寻贞元十年《誓文》及赵昌《奏状白》，随表奏进以上”云云，足见这一类文献都是《云南志》正文呈献以后所陆续进呈的，而非原书的副录。至于后一类资料，据他在《奏疏》中说：“咸通五年六月，左授夔州都督府长史，问蛮夷巴、夔四邑根源，悉以录之，寄安南诸大首领，详录于此”云云，足见这类资料乃系樊绰在夔州长史任内时始搜得的。唐史馆陆续收到这两批文献以后，就汇集并粘附于全书卷末，这就是第十卷内容特别驳杂臃肿，而与其他各卷编撰体例不一致的基本原因。现在便将这两类资料加以区分并归入《附录》中，以纯体例。

樊绰撰著《云南志》，主要是从唐朝的利益出发，替唐中央政府和剑南道、岭南西道地方政府处理南诏问题提供可靠的依据。樊绰在书中既谴责了南诏对唐边境的侵占与掳掠，同时也揭露了唐西南边疆“长吏苛暴，恣杀无辜，致令众蛮告冤”，南诏“因兹频来攻掠”等事实。这说明他的记述是比较客观的，并没有以个人恩怨偏袒那一方。这正是他难能可贵的地方。《云南志》里也记述了南诏奴隶主阶级残酷地奴役压迫境内各部落、部族劳动人民的事实。所有这些记载，都是我们研究唐和南诏以及南诏内部阶级关系的重要资料。由于樊志的资料来源多属第一手记录，其所述南中习俗物产又多与内地汉族殊异，特别是山川城邑的命名和方位沿革颇为生僻，因此籀读甚感不易。今即广征旧籍文献，详为校释。

樊绰自定名为《蛮志》，宋以后则有《蛮书》、《云南志》、《云南记》、《南夷志》、《南蛮书记》诸名^①，今从《云南志》一名^②。

樊绰书中所述由于多系旁人提供的材料，且又参考韦齐休、袁滋等人的著作，因而不免有传闻失实考核未周之处。重以明代中叶以后，樊志流传已少，清初四库馆臣始从《永乐大典》中辑录付梓。以后留意西南少数民族史者又累加翻刻。以致讹夺臆改之处，层见叠出。就中以《琳琅秘室丛书》本搜采诸家校语最称完备，讹误也比较少，今即以为底本。

清沈曾植《蛮书注》虽有荜路蓝缕之功，惜未刊行问世，其详巳莫由窥知。李子廉《蛮书考证》残卷虽存，以无缘获读，其考证得失亦无法明悉^③。向觉明先生《蛮书校注》搜集参考资料之功，实多于校订注释。他如岑仲勉、方国瑜、马长寿、王忠诸氏皆于樊书时有新解，凡此拙撰并择善而从。

为了便于读者翻检和引用樊志正文，各卷都按条文顺序标注了号码。《附录》也是为了便于读者研讨南诏史而增添的。

本书的撰著，始自雠校众本，讫于整比誊清，稿本曾经三易，前后断续凡历三十余年。其间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热情关注，并提出了不少宝贵的修改建议，谨致谢忱。世之治樊书者，幸垂教。

一九七三年四月三日三稿，一九八二年仲夏修改蒇事。赵吕甫谨志于四川南充师范学院西五楼惜阴簃。

注释

①《南蛮书记》见王应麟《玉海》卷十六《异域图书类》，疑为《南蛮书》与《南蛮记》之误合。

②《文献通考》卷二○五云：《剑南须知》十卷。巽岩曰：“宋如愚撰。第一、第二卷但编集旧史，拚取或不伦。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凡四卷，尽出唐樊绰《蛮书》。第七卷已下，乃如愚自为之文，及所画计策耳.”知宋人言西南边事者犹甚重樊书。

③李著仅见于马长寿《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和奴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