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摩擦”带来“大调整”,“大调整”带来“大变局”。“大摩擦”是逆全球化，“大调整”意味着经济全球化的重塑，其结果就是“大变局”。这种“大变局”并不是通过事先的人为制度设计好的，而是需要通过全球重要的经济体积极参与这种大变革，在分歧与合作的行动中逐步实现这个“大变局”。“俱乐部化”、“关税对等”、“技术贸易的稀缺”构成了“大变局”内生竞争性的三个主要特征。

美国发起的经济全球化重塑的本质是贸易和投资规则的政治化，世界经济存在被割裂成不同贸易和投资集团的风险。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实行更高和更大程度的对外开放是破解美国以“盟友”或者“血缘”关系圈定的以美国为首的利益集团的唯一方法。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将加大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对外政策的底气，为了延长此轮美国经济景气周期的长度，延缓美联储加息成为特朗普政府宏观政策的要点。特朗普政府倾向于采取“工资上涨（有利于消费）+低油价（降低通胀）”的政策组合来减缓通胀压力。未来一段时间国际油价将处于中低位运行。

美联储加息速度和幅度的下降，意味着2019年新兴市场的境况要好于2018年。对外围国家来说，在美联储处于加息通道时，货币政策的作用将远不如财政政策的作用，“双税收”（企业税负和关税）竞争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潮流，赤字经济成为“时尚”。

走经济的内外平衡发展道路是世界经济的大势所趋，但特朗普靠贸易摩擦不可能彻底解决美国经济的外部不平衡问题。美国限制和阻碍技术贸易，技术扩散的稀缺性在增加。

特朗普采取“先破后立”的策略来重塑经济全球化，将对世界贸易和投资者产生负面影响，世界贸易会继续处于较低增速阶段，“大平庸”周期会延展。

王晋斌，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常务副书记兼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资本市场和开放宏观经济学。在《经济研究》《世界经济》《金融研究》等国内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主持并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多项。2007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9年获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奖，2015年获教育部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2017年受聘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B岗），2018年被评为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