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以旅居者、移民为代表的外来族群大量在中国定居、散居,外来族群与中国国民间的冲突成为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本书围绕隐性偏见这一主题,以在大连居住的韩国旅居者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这些韩国旅居者的群体间态度进行考量,反思偏见的隐蔽性和复杂性。
不同于以往群体间偏见的研究,本书选取了社会心理学的最新研究进展——隐性偏见这一角度对中韩跨文化交往中的隐性冲突进行考察。本书的第一章对隐性偏见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对隐性偏见和显性偏见进行了区分,并对隐性偏见的主要研究议题和测量手段进行了梳理和分析。隐性偏见是心理现象,广泛存在于人类所经历的不同历史时代。但过去的研究侧重于偏见的显性层面,对于隐性偏见的研究近几年来才进入跨文化研究的视野。总结前人的研究,群体间的显性偏见是受个体的意识性思维控制的,经个体自我认同、欲望、愿景和社会准则等一系列价值判断后,所体现的对外群体的一种复杂的偏见形式。群体间的隐性偏见是在群体间交往中,针对外群体或其成员的先入为主的消极态度,积淀成为无意识中的态度、感情、看法和行为倾向的组合。伴随着种族偏见、群体间偏见、性别偏见、社会阶级偏见的凸显,隐性偏见逐渐成为跨文化传播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显性偏见与隐性偏见的相关性、造成外显和内隐态度差异的因素、隐性偏见测量手段结果的相关性、隐性偏见的消解、非言语行为上的隐性偏见、言语行为上的隐性偏见是目前关于隐性偏见研究的主要议题。内隐联想测验等反应时法和语言偏见测量方式是主要的隐性偏见测量手段。
本书第二章以在大连居住和生活的韩国人为研究对象,对韩国旅居者的独特社会地位和身份进行考察。大连的文化存在于与韩国文化相互影响的文化空间当中。与在大连居住的其他旅居者相比,韩国旅居者的特征为,他们大多数是“自发型旅居者”,积极争取来中国工作、求学的机会;他们努力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融入中国社会的倾向。在这些在华韩国人当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称谓Chinese Korean(中华韩国人),即在中国出生并在中国居住的韩国人。他们汉语流利,接受中式教育,习惯了中国的生活方式,内心已经被“中国化”了。
另外,外国旅居者平添了城市的文化多样性,但文化多样性有时也伴随着不同文化相碰撞而产生的文化冲突。在这些冲突中,不仅有比较典型的显性冲突,还有一些较为隐蔽的冲突。过往研究通常认为,中韩两国文化同源,在文化上具有较大的相似性,两国的文化距离较小。但笔者通过对大连的一些韩国旅居者的参与观察和直接观察发现,韩国旅居者对文化适应的难度并不逊色于其他国家的旅居者。这些韩国旅居者在认知、行为上进行积极的文化融合的同时,对中国人抱有双重态度。这些旅居者对偏见的隐性表达与以往研究中不同族群、移民与东道国国民间冲突的新的特点和呈现方式具有相似性。
在此基础上,本研究采用情境实验法、问卷调查法以及深度访谈法。通过情境实验测量被试对中国人的内隐态度(语言偏见),通过创设特定的情境,让被试在特定情境下做出反应,收集被试反应的结果,并通过问卷调查获得被试对中国人的外显态度。本研究中的一部分深度访谈题目采用先由笔者(作为外群体)询问受访者的看法,再变换角度由笔者的韩国朋友(作为内群体)询问受访者的看法的设计。笔者还对部分与韩国旅居者交往的中国人进行了访谈。
实验的结果验证了被试对中国人的双重态度模型。人们在记忆中对同一外群体对象可以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的态度和评价。外显态度存在于人们的意识当中,是通过内省表现出来的态度;内隐态度是无意识当中的,是人们对外群体成员的自发反应,能够被自动激活。被试虽对中国人这一外群体表现出外显的积极态度,但同时对中国人抱有隐性偏见,且这种偏见对其对中国人的归因评价产生了潜在的影响。语言偏见作为隐性偏见的外化表征,体现了基于内/外群体社会分类的最终归因错误。他人使用抽象程度高的词语描述外群体成员的负面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本研究中韩国旅居者对外群体中国人的社会期待。与之相反,他人使用抽象程度高的词语描述内群体成员的负面行为不符合本研究中韩国旅居者对内群体的期待。这种认同倾向和否定倾向体现了本研究中韩国旅居者对内/外群体的不同内隐态度,即对内群体成员的积极期待和作为外群体的中国人的消极期待,这种期待反映在其描述内/外群体时所使用的语言的抽象程度上,使得语言作为隐性偏见的载体成为称许内群体,贬损外群体,从而维护内群体形象的传播工具。
同时,访谈结果显示,受访韩国旅居者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人抱有双重态度、存在态度上的不一致性。而与本研究中的韩国旅居者交往的中国人大多能够感知到这些韩国旅居者的隐性偏见,能够感知到韩国旅居者同时存在内隐消极态度和外显积极态度。研究显示,韩国旅居者在态度上的不一致性增加了交往情境中的不可预测性和不确定性。
本书第四章对隐性偏见的外化表征进行初步探索,揭示出本研究中的韩国旅居者对中国人的外显和内隐双重态度,其对中国人的态度和评价当中显示出隐性偏见,其对中国人的外显积极态度与内隐消极态度相分离。笔者将隐性偏见的外化表征分为语言偏见、非言语偏见、认知偏见和行为偏见四个部分。韩国旅居者通过语言的策略性表达显露着自己对内/外群体的内隐态度和看法,带有偏见的语言同时呈现着对他者隐含偏见的思维方式;在中韩群体间交往中,当抱有双重态度的韩国旅居者试图掩饰内心的偏见时,脸上呈现的短暂的微表情会暴露内心对中国人真实的想法和感受;韩国旅居者对中国人的认知隐性偏见在于,评价作为外群体的中国人和内群体时倾向于采用双重标准,这种认知上的隐性偏见同时体现在这些韩国旅居者对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之中。
通过探讨隐性偏见的各种外化表征我们可以看到,隐性偏见会导致韩国旅居者的自我偏见感知与中国人对其偏见的感知存在分歧。韩国旅居者对自己态度的感知,以及对中国人对自己态度的感知,是基于自己的外显态度和行为。而与其互动中的中国人对对方偏见的感知,既包含外显态度,又包括内隐态度,既包含其受意识性思维控制的语言、非言语表达和行为,又包括其无意中流露的语言、非言语表达、认知和行为趋向。结果可能导致韩国旅居者认为自己与中国人的实际交往是积极的,而中国人却认为相互间的交往是消极的。隐性偏见外化表征研究的基本启示为,隐性偏见阻碍着顺畅的中韩群体间交往,韩国旅居者的隐性偏见、中国人对旅居者隐性偏见的感知可能形成一种负面螺旋式效应,一方的隐性偏见导致另一方的偏见,而前者对后者偏见的感知又可能加深彼此间的隐性偏见。对相互间偏见的感知最终导致双方均不愿参与、维系群体间交往,同时,强化内群体成员更值得信赖的观念,这深刻地左右着中韩群体间交往的过程,成为积极、顺畅的群体间交往的羁绊。
第五章集中分析了韩国人对中国人隐性偏见的缘起。群体间隐性态度的形成往往源自多重视角,是心理冲突和文化冲突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历史的层面来看,高句丽民族为了抵御疾病、适应恶劣的生存环境,形成了规避、贬损外群体的倾向。在旅居者—东道国国民权力地位不对等的群体间交往语境下,韩国旅居者在主观上对自身所属群体做出积极的评价,赋予自身所属群体积极的品质,能够提升自我认同感。文化的相似性(即文化距离小)并不代表没有群体间偏见或群体间偏见处于低水平,象征威胁所导致的冲突性关系形成了隐性偏见。在过去的十多年里,韩国和中国民间的文化冲突和隐性矛盾往往集中在文化相似性上,凸显为对于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归属的文化符号之争。韩国文化与中国文化具有很多相似之处,与中国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传统文化具有一致性;在中国吉林集安发掘了作为韩国人祖先的高句丽遗址说明韩国文化中的中国烙印深刻,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使韩国人产生了文化失落感。因此,摒弃中国元素,寻找自己的文化轴心和文化载体,增强文化的归属感和民族存在感成为韩国人潜在的文化自觉。
第六章考察了显性偏见与隐性偏见的相互转化。本研究对在大连居住的韩国旅居者的双重态度进行考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群体间偏见的隐蔽性和复杂性。当偏见与无偏见的态度之间的界限是清晰的,公开表达偏见受到社会压力时,抱有隐性偏见的韩国旅居者不会对中国人表现出偏见。而当偏见与无偏见的态度之间的界限不明朗时,或这种偏见可以在偏见和歧视以外的其他因素的掩饰下而合理化时,抱有隐性偏见的韩国旅居者对中国人的偏见会显现出来。研究揭示出,这些韩国旅居者对中国人的双重态度,即对积极态度的策略性表达和对偏见的策略性隐藏,折射出其双重意识(民族主义和融入主义)和双重身份(如既是韩国人又是在中国的旅居者)所引发的内在冲突。韩国旅居者通过文化他者的尺度来衡量一个交流语境下适当的态度和行为,折射出韩国旅居者的双重意识(民族主义和融入主义)和双重身份(如既是韩国人又是在华旅居者)所引发的内在冲突。
韩国旅居者与作为东道国国民的中国人之间的冲突深刻地影响着双方的群体间交往。持有双重态度的韩国旅居者与中国人所发生的冲突往往由潜在矛盾演变为冲突意识,转化为冲突行为意向,再演变为显性的冲突行为,是由隐性偏见和潜在冲突发展和变化而形成的。潜在的冲突演变为显性的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隐性偏见与显性偏见间的转化机制的影响,同时,实际冲突是矛盾激化的外在行为表现,也是导致隐性偏见上升、转化为显性偏见的一个条件。这些持有双重态度的韩国旅居者对中国人的态度既包括潜在、隐性的偏见,也包括公开、外显的积极态度,同时其对中国人的偏见具备由隐性偏见向显性偏见转化的可能性。因此,潜在的冲突不代表不存在冲突,而是为实际的冲突埋下了伏笔。就本研究的韩国旅居者而言,在中韩群体间交往中,隐性偏见与显性偏见的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相互转化,增加了群体间冲突的复杂性。
第七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隐性偏见对中韩群体间交往的影响。韩国旅居者对中国人的隐性偏见不仅作用于旅居者本人和与其互动的中国人(直接交往),而且还向旅居者的朋友或家人延伸(间接交往)。隐性偏见不仅会使持有双重态度的韩国旅居者的群体间焦虑增加,表现出对作为外群体的中国人的“偏爱”倾向,还会对其文化适应产生消极影响。中韩群体间交往是一种双向适应过程。韩国旅居者对中国人所持有的消极态度越多,韩国旅居者所认为的中国人对自己持有的消极态度也越多;同样地,中国人对韩国旅居者的消极态度越多,中国人所认为的韩国旅居者对自己持有的消极态度也越多,这种预设隐性消极态度会对韩国旅居者与中国人的实际交往产生深刻的负面影响。韩国旅居者是具有独特身份、跨界生存的少数群体,旅居者作为其所属群体的“代表人物”与中国人进行群体间交往,在中国的旅居者与本土的亲友沟通、旅居者短期休假或完成旅居生活回国时,会将他们对中国人的态度通过口耳相传、书面文字的形式传播给本国民众。旅居者隐性偏见的消极作用在于,他们对中国人的隐性偏见会通过这种“延伸交往”的间接方式影响在本土的亲人和朋友(在韩韩国人)对中国人的态度。
韩国旅居者对中国人的态度和评价当中显示出对中国人的隐性偏见,这种消极态度不同于其对中国人的积极外显态度。文化的相似性并不代表没有群体间偏见或群体间偏见处于低水平。研究揭示出,这些韩国旅居者对中国人的隐性偏见,在一定程度上缘起于其文化失落感和潜在的文化自觉。韩国旅居者对中国人偏见的隐蔽性和复杂性,增加了中韩群体间互动中的焦虑和不确定性,对中韩群体间交往会产生一定消极影响。在充分认识隐性偏见对中韩群体间交往以及更加广泛的群体间交往的影响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克服人性的弱点,在理解和沟通中恢复人类的道德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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