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

老友冯佐哲先生在他的文集杀青之际，嘱我写一篇短序。佐哲先生毕生瘁力于清史研究，著作宏富，而我于清史纯系外行。然而多年的友谊使我深感盛情难却，不能不勉为其难，故谨赘数语于篇首。

作者和许多他的同辈人一样，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可谓生不逢辰、历尽坎坷。1964年他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值风华正茂之年，研究工作尚未正式开始，就奉命下乡参加两次“四清”（正式名称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二次运动尚未完结，十年“文革”就接踵而来，真正的学术研究自然也就无从谈起。每天从清晨到夜半，无数的早请示和晚汇报，雷打不散地背诵“再版前言”，用语录狠斗别人的和自己的私字一闪念，还要斗那些“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死不悔改的顽固分子以及各色各样牛鬼蛇神的滔天罪行。似水年华就在这种其乐无穷的与人斗争之中流逝了。一直要待到70年代从五七干校回来之后，佐哲先生是属于憬悟较早转而潜心于学术研究的第一批人中的一个。自此以后大约有十年时间，他几乎是整天浸沉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浩瀚史料之中，从而为他的清史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学术研究的成果也随之源源问世，《和珅传》一书和其他一系列的论文就属于这一阶段的工作。

及至80年代以后，整个学术界的大气候已大为改观，这时佐哲先生的学术研究也进入了自己的成熟时期，研究领域也更加开阔了。除了清代前期的历史而外，中外关系史（尤其是中日文化交流史）、清中叶的白莲教以及其他民间文化都是他丰收的领域。他去日本访问期间，还搜集了不少域外的有关资料。二十多年的辛勤劳动，终于结出了大量丰硕的果实。我曾建议他写一部乾隆传或18世纪的中国史，因为这段时期乃是中国的传统社会与文化最为成熟和最高度发达繁盛的时期，继此以往中国就走入了衰世。今后中国再度繁荣昌盛也将会是以现代化的面貌出现，传统的社会文化面貌是不可得而再了。作为一位清史专家，对这段历史似乎有不可不记的责任。佐哲先生亦颇有意于此，但迄今似尚未正式着手。让我们祝他的这项工作能早日问世。

一个研究历史的人首先是生活在现在、生活在当前的现实之中，而不是生活在过去的时代里。当前的现实不可能不反映到并作用于他的思想，这或许就是人们通常所称之为的时代性。而在一个激烈变革和动荡的时代，情形尤其如此。这时，我们总会看到有一些善于顺潮流而动、长袖善舞、左右逢源的弄潮儿；又总会看到有一些不肯随波逐流而自甘寂寞的好学深思之士。也许两种人都是为时代所需要而同样是不可缺少的。历史本来就是在二律背反之中前进的。在历史的这个前进的行程之中，佐哲先生把自己摆入了后一种类型。在席卷当前的大潮之中，他从不肯以有损于自己的尊严与清白的方式去博取世俗的荣名、头衔和实利。为本书写序，他也宁愿邀我这样一个既无德又不才、既无名又无位的默默无闻的老友，而不愿去找一位名人或权威；虽然他明明知道名人或权威写的序足以增加他的著作的分量和实惠。但在为学和为人上，他是不失“粪土当年万户侯”的那种气概的。这似乎也就是他始终未能获得为某些人所艳羡和追求的那些头衔和地位的原因。

80年代以后，佐哲先生的为学进入了一个更为成熟的阶段。歌德《浮士德》（《序曲》）中曾有名言曰：

“Was glanzt,ist fur den Augenblick geboren,Das Echte bleibtder Nachwelt unverloren.”6195485

意思是说，光彩炫目的东西只不过是一阵过眼烟云，只有真正的精金美玉才为后世所宝。我以为这里所指的应该不仅是一个学者的学术，而且也应该是一个学者的风格和人格。中国自古以来的史学理想是一个史家应具备德、才、学、识四长，而四长之中又以史德为首。这应该不愧为千秋万世的史学准则。假如一个自称史家或被封为史家的人，在现实生活的面前可以二三其德、翻云覆雨，可以呼卢为卢、喝雉成雉，你能相信他不厚诬千百载之上已死无对证的古人吗？今尚如此，何况于古！真理不是猎取功名利禄、阿谀取容的手段；除了学者自身的风格和人格之外，没有什么别的可以保证真理的独立性和尊严性。我们应该少迷信头衔，多相信真理。我不懂清史，对本书的内容不敢妄加评论。但是我相信，以作者的史德，是决不会、也不屑于欺世媚俗乃至卖论取荣以博取个人名利的。这也是使得我敢于率尔操觚为佐哲先生本书作序的原因。

何兆武拜序

1997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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