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简介
作为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反映论,现今遇到挑战。比如,有人根据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认为“量子力学取消了主客体的区分”;自然,人们对微观粒子的认识,也就不是什么主体对客体的反映了。有人根据新兴学科信息论及其成就,认为认识的本质不是反映,而是主体对信息的选择。又有人根据人在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中的能动作用和创造作用,认为认识的实质是主体在观念中对客体的建构,而不是反映。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一句话,他们认为反映论过时了;现时代应该抛弃反映论。
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人类的实践活动一天也不能停止。在这个意义上,说实践是人类的存在方式,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实践之所以能称为实践,它和动物活动的本质区别,在于人们的这种活动是在人的认识的参与下进行的,是一刻也不能离开人的认识的活动。所以,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不但实践活动不能停止,而且认识活动也不能停止。为此,我们必须加紧对人的认识活动的研究,必须推动认识论研究的深化和发展。自然对于反映论在现今所遇到的挑战,也就不能不加以深沉的反思,以做出确切的回答。本书正以反映论的反思为线索来展开。
一
反映论作为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内核,经历了一个历史的发生、发展和演变过程。
根据现在对哲学史资料的研究,在西方哲学史上,最早的素朴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要数恩培多克勒的“流射说”。恩培多克勒是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家。他认为任何物体都有连续不断的、细微不可见的元素粒子放射出来。客观事物的这种无休止的流射粒子进入人的感官,同成份相同的元素的构成部分相遇,进入合适的孔道,就形成种种感觉。听觉是由外面的声音产生的,声音在耳内推动空气便形成听觉。视觉“是由于对象的流射凝聚在镜子的表面上,并且被镜内排出的火凝定下来造成的”。这大约是西方哲学史上最早用镜子中的形象来表述的素朴唯物主义的反映论。
素朴唯物主义反映论是反映论的最初形态或称第一个形态。在这个形态中,反映论的基本构成是主体、客体、认识。主体和客体是两个对立项;认识是中项,是主体和客体的中介。认识就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但在这里,主体、客体和认识都是简单的、混沌的、模糊的。这和古希腊时期的素朴唯物主义是相适应的。当时,哲学家们只提出了世界的本原是什么的问题,而且没有能真正地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往往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物质的某种或某几种具体形态。直到留基波和德谟克利特,才逐渐地用比较抽象的原子代替了用水、火等具体物质形态说明万物的统一性。用“原子”去说明万物,在人类认识史上虽然对客体的认识深化了一步,但这里说的“原子”,仍然是带有猜测性的,和今天物理学上讲的“原子”概念的涵义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那时的哲学家只把研究世界的本原,探寻万物的统一性问题,当作哲学追求的最高问题;自然,不把目光放在对纷繁复杂的自然现象做分门别类的研究上(这当然是科学家的任务,但那时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常常是一身二任,彼此不分的)。这就是说,在素朴唯物主义反映论那里的“客体”,是并不清晰的,是缺乏科学规定的。同样,“主体”在那里也是模糊的,甚至可以说是更不清晰的。所以,苏格拉底才提出了“认识你自己”的问题。但苏格拉底提出的这个问题,在那时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甚至没有能引起那时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们的重视。
在素朴唯物主义反映论那里的主体和客体的那种状态,决定了那时作为主体对客体认识的“反映”,也只能是一种表面的、笼统的、直观的、比喻性的说法,而并无严格的规定性。
所以,素朴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作为反映论的最初形态,是一个缺乏科学规定性,没有严密理论体系的,简单的、朴素的“三项式”的形态。然而,它是正确的。说它正确,是拿它和当时主张由感觉到物的认识路线的先论相比较来说的。素朴唯物主义反映论虽然简单,但他强调认识对象的客观性,强调认识是主体对客体(“流射的粒子”、固有的“影像”等)的反映;也即主张由物到感觉的认识路线,这是正确的。这比主张认识是人的头脑里固有的、或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亦即由感觉到物的认识路线要高明得多。
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和人们认识的提高,作为认识理论的反映论也有着自身的变化和发展。在欧洲历史上,中世纪是最黑暗的。但经过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哲学逐渐摆脱了宗教神学的统治,科学也从宗教神学和旧哲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此,科学和哲学都有了一个新的发展。唯物主义反映论也逐渐摆脱掉了素朴式的稚气,成为一种关于认识的理论体系。这一变化在被马克思称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
培根在认识论上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路线,这是旗帜鲜明的。他强调了掌握自然知识对于人类的重大价值,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口号。什么是知识呢?培根说:“知识就是存在底影象。”
培根对反映论的第一个贡献,是把科学实验引进了反映论。他认为,科学实验比感性直观更为优越。事物的本质、自然的奥秘,是藏在事物内部,隐藏在自然之中的,只有借助于一定的技术手段,在技术的挑衅下,而不是在任其自行游荡下,才会暴露出来。这样,在培根那里,反映论便由三项式变为四项式,即:主体、实验、反映、客体。这在反映论发展史上是一次飞跃。
其次,培根的归纳法发展了人认识客观事物的反映方法,丰富了反映过程的内容。他创立的以科学实验为基础的,既注重正面例证又注重反面例证的归纳法,是对反映方法的重大贡献。在素朴唯物主义反映论那里,反映过程和方法是简单的、直观的、甚至猜测性的。后来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演译法即三段论。培根认为,三段论往往把未经证明的公理看成“固定和不变”的真理,尔后从这些一般原理出发推出有关特殊事物的结论,这种认识事物的方法是不可靠的。他认为,只有以科学实验、经验事实为基础,既注重正面例证,又注重反面例证的归纳法,才能避免反映过程中的错误;才是唯一正确的科学方法。他把这种方法称为人类理智的新工具。培根在这里的片面性是明显的,但他在发展反映方法方面的贡献又是不可磨灭的。由于有了归纳法,才使人的认识由感觉经验开始,上升到理性概括成为可能;也才使反映成为一个生动的过程。
培根对反映论的再一个贡献,是他揭示了认识主体的思维结构在反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在批判经院哲学时,提出了著名的“四假相说”。“四假相”即:“种族假相”、“洞穴假相”、“市场假相”、“剧场假相”。他认为,这“四假相”是人心中存在着的根深蒂固的幻想和偏见。它是人心固有的弱点。它拔乱人心,使人们不能正确地反映自然的本来面目,无法认识真理。培根揭露四假相,是为了克服四假相。但他却从否定的方面揭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人的头脑在反映客观事物之前,并不是一张什么也没有的白纸。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认识前主体头脑中有一个特定的思维结构。这个思维结构在反映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培根说的“四假相”,只是主体思维结构中的一种情况。它对于反映论来说,其意义是不可忽视的。
培根对于反映客体的理解,比素朴反映论也复杂得多,深刻得多。
总之,随着实验科学的诞生和发展,反映论也逐渐脱掉了素朴的稚气,大大向前发展了一步,培根、霍布斯、洛克等人都做出很多贡献。正像马克思所指出的,培根是英国唯物主义的真正始祖。“霍布斯把培根的学说系统化了,但他没有更详尽地论证培根关于知识和观念起源于感性世界的基本原则”。“洛克在他论人类理性的起源的著作中,论证了培根和霍布斯的原则”。
实验科学对自然界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这是15世纪下半叶开始到17世纪,人们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原因。把科学实验引进反映论,是反映论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原因。但是,另一方面,实验科学的考察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植到哲学中,把它固定化、模式化以后,认为这是人们认识客观事物唯一正确的途径和方法,这就又造成了这几个世纪认识论上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所以,哲学史家和认识论史家把这个阶段的反映论称为形而上学的或机械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就是这个道理。
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反映论比素朴唯物主义反映论,有很多进步,是一个很大的发展;但又带有社会实践在实验科学阶段所特有的机械性。
反映论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反映论。这个阶段,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开创,尔后又为列宁、毛泽东等人所继承和发展了的阶段。所以,又把这个阶段的反映论称为马克思主义反映论。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创立,是反映论史上的又一次革命变革,是又一个新的飞跃。这表现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首先,它将社会实践引入反映论。这里的“社会实践”的含义、范围、要素、功能等等,比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实验”范畴,要丰富得多。它认为反映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发生,在实践的基础上发展,带着实践的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为实践的目的服务。所以,马克思主义反映论,是实践的反映论。其次,它将辩证法引入反映论。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在阐述认识由感觉经验上升到理性思维的过程时,虽然也有辩证法的因素,但它却不能把辩证法贯彻到整个反映论中。而因常常把某些本来是正确的片断、因素固定化、绝对化、僵化,结果使其走向反面。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记它们相互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记它们的生成和消逝;看到它们的静止,忘记它们的运动。一句话,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反映论则不同,他把辩证法运用到反映论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使其成为反映论的活的灵魂。它认为反映的发生、发展,反映的各个方面、各种要素、各个层次和各个环节,都是相互联系的辩证过程。所以,马克思主义反映论虽然也是一个有严密逻辑的理论体系,但他却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是一个永远留着发展余地的体系。他只开辟了认识真理的道路,而并没有结束真理。再次,它把反映论的上述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贯彻到认识外部世界的所有方面。就是说,它不像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反映论那样,只在认识自然界时坚持反映论的原理,而到认识社会时却又忘记了反映论的观点和原则。马克思主义反映论则不同,它的基本原理不仅适用于认识自然界,而且也适用于认识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等所有方面。因而,马克思主义反映论是迄今为止关于人类认识的最基本的理论,同时,这些理论又是人们认识整个世界的最基本的工具。
总之,在马克思主义反映论那里,作为反映论四项的主体、客体、实践、反映,每一项都不是简单的、单一的,而是有着丰富内容的复杂的系统。每个系统又包含着若干子系统;随着实践和认识的发展,这些子系统的数目还在不断增加着。主体、客体、实践、认识以及再下一个层次的各个子系统相互之间的关系,也不像在形而上学唯物主义那里,它们只是单向的、直线式的;在马克思主义反映论里,这些关系是交互的复杂的,即多种双向的,既有直线式的,亦有非直线式的,既有线性的,亦有非线性的。就是说,认识作为主体对客体的反映,是一个涉及到主客体及其各种中介的复杂的辩证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反映论实现了上述方面的变革,所以,它具有革命的实践的特点和能动的辩证的特点。列宁明确地把它称为能动的反映论;毛泽东又把它称为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
以上是反映论发展史上的几个主要阶段。它告诉我们,反映论的内涵和构成,从反映论的提出到现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演变和发展的过程。反映论的变化发展,正是人们的认识自身变化发展规律的表现。也就是说,反映论是随着人的认识水平(和实践水平)而不断得到充实、完善和提高的。这种提高,通过各个历史时代的反映论的不同形态,而集中表现出来。但是,尽管各种反映论的形态之间,在许多问题的看法上有着很大的不同,甚至存在质的区别,然而,在认识的发生上和认识的最基本属性上,他们的立场和观点又是一致的。那就是他们不赞同唯心主义认识路线关于认识是人头脑里固有的,或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基本立场和主张;认为认识是人在后天的生活中,和客观事物之间发生在观念上的一种关系,是主体在观念上对客体的把握,亦即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这就是反映论在认识路线上所持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也就是说,反映论坚持的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这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内核。
二
认识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社会实践,判断认识是否正确的最终手段也是社会实践。反映论作为认识的理论,它本身也是一种认识。所以,社会实践既是推动反映论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判断反映论是否正确的最终手段。实践作为理论的动力,它可以从正面提供更多的实证材料,使其更丰富;也可以从侧面提出诘难,进行挑战,使其更周密更完善;还可以从反面对其全部或部分提出否证,促使其部分或全部改变形态。后两种情形,实践对理论发展的促进作用,表现的更明显,意义也更大。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在诸多的实践形态中,对认识理论影响最大、最直接的,要算科学实践,包括科学实验、工业、技术以及新科学理论的提出和创立等。正如恩格斯曾经指出的:“在从笛卡儿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猛的进步。”
所以,为了正确评估反映论在现时代到底是遇到了某方面的挑战,还是已被否证?如果是挑战,那么是些什么内容?如果是被否证,那么是全部被否证还是部分被否证?为了弄清这些问题,不妨让我们先简单地剖析一下科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而后再来考察它对反映论的影响。
不少人把当代科学的发展称之为一次新的科学革命。科学革命,是全世界在近几十年来,人们谈论得最多的话题之一。人们从各个角度来关注这个问题,思考这个问题。比如,有的从它和国民经济的增长、增加社会财富的关系的角度,即科学就是生产力的视角来关心它,研究它。有的则从它和社会的关系,即除了它和经济的关系以外,还有它可能给政治、军事、社会生态、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等等社会方面带来影响的角度,来注视这个问题,探究和预测它给整个人类社会可能造成的正面影响和负面效应,以便提出相应的对策。还有的则从科学自身的发展、发展的规律、发展的特点、科学作为一种认识在整个人类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它和其他类型的认识之间的相互关系、人作为研究科学和运用科学的主体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以及科学的潜能、它到底能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开辟什么样的远景,等等,从这样一些问题的视角来关注它,考察它,探究它。总之,科学革命的问题,已引起了许许多多人的广泛的注意和兴趣。可以说,全世界的有识之士,不分种族,不分地区、国家,不分政治观点、宗教信仰,都在注视这个问题,关心这个问题,研究这个问题。
那么,什么是科学革命呢?科学革命的含义是什么?由于人们的着眼点不同,参照系不同,乃至观点不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就不完全一致。
一般说来,科学革命原来是特指由伽利略开始的工作,至牛顿集其大成,即与近代科学的建立相关的人类历史上的一次深刻的变革。恩格斯说:“精确的自然研究只是在亚历山大时期的希腊人那里才开始,而后来在中世纪由阿拉伯人继续发展下去;可是真正的自然科学只是从十五世纪下半叶才开始,从这时起它就获得了日益迅速的进展。”
这次科学革命应从什么时候算起?一种看法是笼统的,即认为文艺复兴这场人类史上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也就是科学革命的开始。另一种看法比较具体,认为1543年是近代科学开始的一年。理由是这一年发表了两部具有划时代的、同时又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著作。那就是尼古拉·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和比利时医生维萨留斯的《人体构造论》。再一种看法认为伽利略是第一位近代科学人物。因为他是第一位比较完备而有条理地把实验方法和归纳方法与数学的演译方法结合起来,因而发现并建立了物理科学的真正方法的人。
牛顿是近代科学的集大成者,或者说,是科学革命的完成者。对这一点,今天人们的看法可以说没有太大的分岐。但在当时,对一些重大发现最早是谁提出的,还是有争论的。比如,英国皇家学会干事胡克便两次正式声明,引力的平方反比定律是他首先发现的。后来,在谁先发现微积分的问题上,曾任柏林科学院院长的莱布尼兹也和牛顿发生了激烈争吵。公正地说,“牛顿只是当时解决引力问题的若干科学家中的一个。这些人全都在研究同样的问题,并且独立而同时地在解决引力问题上作出了贡献”。
总之,“科学革命”这个概念,原来是用来特指由文艺复兴开始的人类历史上这一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它的含义是指把科学从哲学和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因为,在古希腊,科学和哲学是一个东西;到中世纪,两者又和神学合为一体。文艺复兴以后,科学采用实验方法研究自然,于是才和哲学以及神学分道扬镳。所以,科学革命的原意是指近代科学的一次“独立”革命。
只是到了本世纪的40年代末,才开始在一般意义上使用“科学革命”这个概念。比如,英国巴特菲尔德教授1949年在伦敦出版的《近代科学的起源》一书中,便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谈科学革命在其中的重要作用的。他说:“所谓科学革命……使基督教兴起以来的一切都黯然失色,并使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退居于仅仅插曲的地位。”他认为,就对人类历史发展的作用来说,“几乎不能有另一领域比起科学革命来还更为重要”。
贝尔纳也认为科学在人类史上有着特殊作用和特别重要的地位。他说,“科学在实践上的成功已有助于下一步的重大技术进展,就是工业革命”。这样,“自然科学便取得了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一部分的永久地位。从较远的历史观点看来,这件事实比当时的一些政治或经济事件重要得多;因为资本主义只代表社会里经济演进中的一个暂时阶段,而科学却是人类的永久财富”。
从此以后,才在一般意义上使用“科学革命”这个概念,同时,也开展了对科学革命本身的研究。今天所讲的新科学革命,也正是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说的科学革命。说它“新”,那是对着前一次科学革命而言的。前一次是反对宗教神学和旧哲学的统治,使科学从神学和哲学中分化出来的科学的“独立革命”。这一次却不同。这一次不是科学革“别人”的命,而是科学自己革自己的命。这是科学自身发展过程中的一次新的跳跃。它是和科学的常规进步,量的积累的不同的一种发展形式,是一种用崭新的科学理论取代旧理论的形式,是科学发展中的质的飞跃的形式。它可以使科学的面貌为之一新,使人们的世界观、科学观、思维方式都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同时,更重要的,它将对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给以深刻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它才引起了当今世界的有识之士的普遍关注。
上一次科学革命的成果集中表现为以牛顿力学为核心的经典科学(又称近代科学)的建立。而新科学革命乃是科学自身的革命。不言而喻,它的对象正是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经典科学。事实上,新科学革命正是以非经典科学化为起始的。所以,有人直截了当地把新科学革命称为非经典科学化的革命。
牛顿力学的创立,是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一次巨大飞跃;同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它并没有穷尽对自然界的认识;它只是对自然界的许多类现象中的一类做出了较为正确的解释。然而,后来有人却把牛顿的科学成就绝对化。19世纪最后10年以前,多数科学家都有意无意地认为,经典科学揭示的世界,就是终极的实在;此后不会再有什么惊人的新发现了,剩下的工作只不过是把科学的度量弄得更加精确些,把几个明显的空隙加以填补罢了。他们认为牛顿力学已解决了人类认识的所有问题。足以解释整个宇宙的奥秘。特别是经过法国18世纪哲学家们的宣传,把它带进哲学,大大扩大了它的影响,同时,使其成为一种机械论的哲学。这就是牛顿力学给人的一种信念——科学的主要框架已经一劳永逸地奠定了的信念;同时,也是一种窒息智慧的信念。因为,它把本来是人类智慧的成果,却又把它变成了桎梏人类智慧源泉的东西。
然而,人类认识总是自己走着自己的道路。牛顿力学的光辉照耀人类历史二百多年之后,它对人类认识桎梏的一面,终于被认识的新成就所冲破。这一突破,是从19世纪末即1895年开始的。这一年,伦琴发现了X射线。1896年,亨利·柏克勒耳发现铀本身以及铀的所有化合物,都具有发出射线的效应。这是伦琴的发现开创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即放射现象领域。1897年,科学又发现了超原子微粒(后来称为电子),即确认了远比任何元素的原子更轻的质点的存在。1895—1897年连续出现的三大发现:X射线、放射性、电子,都说明人们先前认识的原子并不是物质的最小单位。这就冲破了物理学关于原子不可再分的经典理论,同时,使人类的认识第一次深入到了原子内部。
1905年,爱因斯坦创立了狭义相对论。它冲破了机械时空观,摒弃了牛顿的绝对时空概念。他指出,牛顿所说的同物质运动和空间都无关,对于一切惯性系都是一样的“绝对时间”是不存在的。同样,牛顿所说的同物质运动和时间都无关、静止的“绝对空间”也是不存在的。他通过精确的数学表达式揭示了空间和时间的统一性,以及空间和时间同物质运动的联系。1915年爱因斯坦又提出了广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实质上是一种引力理论,它把几何学和物理学统一起来,用空间结构的几何性质来表述引力场。这种引力理论和牛顿的引力论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但这种区别只有在作精密的计算时,比如,在对天体运动等作计算时,才能显现出来。只有通过实验和观测,才能显现出在精确度上,牛顿的引力论比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要差;因而在对事件的预测上,牛顿引力论就远不如广义相对论准确。广义相对论提出不久,1918年,英国天文学家爱丁顿便敏锐地指出,广义相对论是一场对物理学、天文学和哲学都有深远影响的思想革命。后来皇家学会会长J·J·汤姆孙也指出,“它不是发现一个外围的岛屿,而是发现整个科学新思想的大陆”。
20世纪在物理学方面的另一个带有革命性事件,就是量子论的提出和量子力学的建立。1900年,普朗克提出了量子假说。他认为,物体在发射辐射和吸收辐射时,能量不是连续变化的,而是以一定数量值的整数倍跳跃式地变化的,也就是说,在辐射的发射和吸收过程中,能量不是无限可分的,而是有一个最小的单元。这个不可分的能量单元,普朗克称它为“能量子”或“量子”。这一假说,和实验结果是符合的。但这对于古典物理理论是一种离经叛道,而且也为常识所不容。但是,爱因斯坦非常赏识“量子”概念,并把量子概念推广到辐射以外的领域。从1905年起,爱因斯坦先后提出的光量子论、光的波粒二象性理论以及光化学理论等,对量子论做出了很大贡献。1913年,玻尔把卢瑟福的原子模型和普朗克的量子论巧妙地结合起来,创立了原子结构理论。这一理论的胜利,进一步扩大了量子论的影响。1923年,路易·德布罗意又对量子论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他指出,不仅光子具有波粒二象性,而且电子、质子等所有微观客体都具有波粒二象性;这正是微观客体不同于日常所见的宏观客体的最根本的特征。1925年,海森伯、狄拉克、薛定谔等人先后创立了量子力学。海森伯是矩阵力学,薛定谔是波动力学。1926年发现矩阵力学和波动力学在数学上是完全等价的;所以这两种理论就通称为量子力学。
从量子论到量子力学的建立,给经典物理学以沉重的打击。不仅它的一系列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如波粒二象性、测不准关系、互补原理等等,和传统的经典物理学的概念、原理完全不同,甚至格格不入;而且它给人们揭示了一个过去从不知晓的、完全新的世界——微观物质世界。
以上说明,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前30年,在科学领域是一个大变革的时期。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创立,说明了经典科学所描述的“机械的世界图景”的巨大局限性,宣告了经典科学向非经典科学的转化,标志着人类认识的大飞跃,从此进入了物质世界的高速宏观领域和微观领域。同时,它为科学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也为科学的各个部门、各个学科以及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前景。后来的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到20世纪40年代,科学发展又进入了另一个新时期。如果从方法论上看,说在此之前,科学主要是靠分门别类的研究而取得进展的话;那么,从40年代开始,科学成果的取得则主要是靠综合性的研究。4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通过综合性的考察、探究、实验,在理论和技术上都取得了一系列的突破性进展。从40年代开始,先是交叉科学(又称边缘科学)的大量出现;接着是横断科学(如一般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等)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和逢勃发展;再后来关乎着所谓全球性问题的综合性科学(多学科研究的理论,如环境科学、未来学等等)的兴起。学科的交叉、渗透、综合,成为这个时期科学发展中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过去学科之间的那种严格有序的边界,被一个个突破;学科专业化的一统时代逐渐成为过去。
当前,最值得注目的是以混沌学为核心的复杂性科学的研究。这可能是科学发展中又一个带有革命性动向的研究课题。目前,虽然对什么是复杂性还没有统一的认识,什么叫混沌学也没有公认的界定。但就一般而言,复杂性是指复杂系统的非线性、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这种非线性、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表现出来的现象,便叫混沌现象。在此之前,我们常常按每一单个现象是否具有必然性,把这些现象划分为决定性现象和随机性现象两大类。决定性现象遵循牛顿的动力学规律,随机性现象遵循统计规律。现在知道,迄今为止我们所认识的世界,除了这两大类现象之外,还有更大的一类现象,那就是混沌现象。混沌现象既不完全服从牛顿的动力学规律,也不完全服从统计规律,而是遵循着它自己的特有规律。混沌学便是以混沌现象为其研究对象,以探寻混沌现象的特有规律为己任的新兴学科。混沌学是一门复杂性科学,它是由多学科交叉、渗透、综合而发展的必然产物。混沌现象,是一种复杂性现象。但它存在的范围却非常广,可以说,随时随地都有混沌现象的存在。严格地说,以混沌学为中心的复杂性科学,是把包括人在其中的真实的世界当作一个复杂的整体来研究,是要揭示其复杂行为的规律、本质及控制机制。也可以说,混沌学的任务就是要探寻混沌现象的规律及控制机制。
至于混沌学本身的价值,有的科学家把它和相对论、量子力学并列为本世纪的三大科学发现;有的甚至认为,20世纪能够载入科学史册的将只有这三件事;也有的把它们称为物理学在本世纪的三次伟大的革命。相对论粉碎了牛顿学说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的错觉;量子力学粉碎了牛顿学说测量过程可控的幻象;混沌学则粉碎了拉普斯决定论预测的梦想。在这三大革命之中,以混沌学引起的这场革命涉及的范围最广,其意义也将会更深。混沌现象就在我们身边,混沌理论的作用,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觉察到;而不像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理论,似乎和人们的直觉太远了,只有少数人才能体会到它们的意义。混沌学是一门跨诸多学科的关于系统整体性质的科学,而不像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路子那样窄;混沌理论可以被多个学科所采用。事实上,目前已有许多学科的科学家都在致力于混沌学的研究,并都已取得了可观的成就。所以,有的学者把混沌学的创立看做非经典科学化的完成,是不无道理的。
总之,从1895年伦琴射线的发现,到近30—40年以混沌学为中心的复杂性科学研究的悄然兴起,在这一百年中,科学研究和科学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它结束了牛顿力学的两百多年来在科学研究中的一统天下和在科学界的霸主地位。一百年来,随着新的科学发现,人们认识到除了低速宏观世界以外,还存在着微观世界和高速宏观世界;在那里牛顿力学并不适用。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人们继而又发现,世界除了决定性现象和随机性现象以外,还存在着第三种类型的而且范围更为广泛的混沌现象,它既不服从(遵循)牛顿力学规律,也不服从统计规律,而是遵循着自身的混沌规律。这样,牛顿力学的适用范围便越来越小。科学家们的兴趣也逐渐转移到以混沌学为中心的复杂性的研究上来。因为它更接近于真实世界的本来面目,它的意义和价值也就更大。其次,由于科学通过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指内容广泛的实际应用)的速度加快,从而又促进科学本身加速度的发展。从前,从一个科学发现或科学理论到实际应用,中间往往需要经过很长时间。可是从伦琴射线的发现到X光的应用,从放射性元素的发现和原子理论的创立到原子弹、氢弹的制造和核电站的建设,从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提出到计算机、机器人的制造和应用以及目前正在兴起的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从混沌学研究到气象学、生物学、医学、农学、人工智能甚至经济学对混沌理论的应用,等等,一句话,从一个科学理论的提出到这个科学理论的实际应用,这中间的时间越来越短。现在,在基础理论和实际应用之间,又形成了一个新类型的学科,那就是技术科学。它担负着把科学的基础理论转移为直接现实的生产力的任务。科学的实际应用,既起着对科学理论正确与否以及正确程度的检验作用,又起着促进理论深化和发展的动力作用。这是近一百年来科学发展的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是,近一百年来的科学研究,不再局限在天、地、生、数、理、化等各学科相互隔离有序的老格局之中;而是从多领域、多视角对统一的客观世界进行多方面的探索和研究;因而出现了老学科的交叉、融合,同时又出现了许多新视角的学科。所谓交叉科学、横断科学、综合性科学等等的大量涌现,都属于这种情况。它表明人们研究科学的视角,突破了古老的格局。在一门科学中,由于研究视角的转变,常常使这门科学研究得以深化和发展。同样,对整个科学研究来说,转换视角,突破旧格局,创立新学科,对人们的认识和科学本身来说,既提出了许多新的具体的科学范畴、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又大大地促进了科学的整体发展。目前,以混沌学为中心的复杂性科学研究的蓬勃发展,便从整体上把科学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使它进入一个新的世界。混沌学作为科学体系的最终确立,它在科学发展史上的意义和地位,将和当年牛顿力学的提出在科学发展中的意义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以上就是近一百年来科学发展的大致情况和在当前的发展状况和趋势。至于以上所讲的它的几个特点,这只是从认识论的视角来说的。实际上,人们可以从各个不同的立场和视角来总结和概括近一百年来科学发展的成就和特点。当然,即使从认识论的视角,也可以概括出不同的特点。所以,以上的看法只是一家之言;很可能是挂一漏万,或者是抓了芝麻丢了西瓜。
由于和认识论的关系最为密切的,对认识论影响最直接也最大的社会实践是科学实践,所以,上面所说的科学在近一百年中的发展状况和在当前的发展趋势,也就成为反映论在现时代的主要背景内容。
三
近一百年来科学的迅猛发展,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道路上取得的历史性巨大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那么,它对于反映论作为唯物主义认识论内核的正确性和适用性给予的检验,我们应该怎样评估?它对反映论理体系的完善和发展,给予了哪些启示?提出了哪些具有启发性或挑战性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我们将分别在后面的有关章节中,进行阐述,发表我们的看法。这里,让我们先简要地讨论一下研究这些问题的方法论问题。
在科学研究中,对于同一个客观事实(如某个科学发现,或某个科学实验的过程和结果),人们往往可以做出不同的甚至完全对立的理论结论。至于把一种认识(比如某种科学理论)从科学的层次升华到哲学层次,即使在科学层次上,大家已取得了共识,但到哲学层次上却看法不同甚至相左的情况,在人类认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过去我们在分析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时,常常从阶级根源和认识论根源两个方面着手。久而久之,习以为常,不觉这种方法有问题。实际这里是有问题的。
首先,对于同一个科学研究对象的不同理论,很难说或者根本无法说,哪一种理论是属于哪一个阶级或者符合哪一个阶级利益的。能说光的波动理论符合哪一个阶级的利益,而光的微粒理论又符合另一个阶级利益吗?能说牛顿力学属于哪个阶级的理论,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又属于另一个阶级的理论吗?不能。因为那样说太可笑了。事实上,这些理论只要是正确的,对各个阶级来说便是等价的,各个阶级都可以利用它,同时,都必须遵循它揭示的客观规律。至于从科学家的阶级出身来说,道理也很难说得通。同一个阶级出身的科学家可以主张不同的科学理论,而不同阶级出身的科学家,又可以主张同一种科学理论。实际上,科学理论作为人对客观对象的一种认识,它并不直接受阶级出身和阶级利益的左右。在哲学领域,也只有少量方面如政治哲学,或者在哲学的较低层次,如某些应用哲学,它直接和阶级或某个社会集团的利益有关;而对哲学领域的大多数方面,特别是在哲学的较高层次上,如在认识论、方法论的层次上,它并不和某个阶级或某个社会集团的利益直接关连。能说唯理论符合哪个阶级的利益,经验论又符合另一个阶级的利益吗?不能。能说辩证法、系统论等等作为哲学方法,它只能属于某个特定的阶级或社会集团的吗?同样不能。
所以,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把人们对客观对象的认识包括认识理论(理论也是一种认识)的产生,作阶级考察,从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方面找根源,是不可取的。
其次,把认识和认识理论的产生原因,归结为阶级的根源和认识论根源,实际是把一个统一的原因割裂开来了。一个认识结果(观点、理论、认识结论等),从这个认识的产生、过程等方面分析它的来龙去脉,这是天经地义的。这也就是所谓从认识论根源上,来推论和探索得出某个认识结论的必然性和原因。如果在认识的过程之外,再找一个影响认识结论的原因,那就不合逻辑了。我们知道,认识结论是认识过程的必然结果。认识结论不管正确与否,都可以在认识过程之中找到产生它的根据。到认识过程之外找认识的原因,犹如到物质世界之外找“第一推动力”一样荒谬。至于认识主体的立场、观点、价值观等等以及喜怒哀乐的情感,甚至身体状况等,都会对他的认识活动发生影响;但这种影响都是在认识活动之中,通过认识过程本身,作为认识因素的整体而发生作用的。就是说,主体本身的要素和影响主体的要素,对认识的影响,都不是一个个单独地在那里起作用,而是通过构成认识因素的整体在那里起作用。某要素如果不能成为认识因素整体的组成部分,它就不可能对认识发生作用。每一个认识结论,都是认识因素整体作用的必然结果。所以,分析一个认识或理论产生的原因,如果想到认识过程之外找一个和认识论根源并列的阶级根源,那种方法是不可取的。
对同一个认识对象得出不同的认识结论,对认识活动这个复杂的过程来说,是很正常的。平常我们习惯于用牛顿动力学的思维方式来考察问题,认为大体相同的环境、相同条件的人,认识同一个客观事物,就应该得出大体相同的结论。就像给定一个系统初始条件的近似值,就能计算出该系统的近似行为那样。其实,今天从混沌学的观点来看,这种情况只是个别的例外。对一个非线性系统来说,事物(系统)的变化依赖于初始条件的敏感性。从两个几乎完全相同的起点出发,可以得到所有类似性丧失殆尽的结果。就是说,初始条件的微妙差异,便能产生出差之千里的结果。人的认识活动,当然是属于复杂性系统的演进。不同的认识主体,在认识活动初始条件中的细微差别(没有这种差别的情况,几乎不存在),自然会得出不同的认识结果。自然科学中的情况是如此,由自然科学层次再上升到哲学层次,情况更是如此。因为,在一个系统中,离初始条件远的点比距离近的点,对初始条件的敏感度高,表现出的差异就大。哲学层次的认识比自然科学层次的认识,距离认识活动初始条件自然要远得多。所以,人们在哲学问题上的分歧比在科学问题上的分歧要多、要大、要复杂;这是十分自然的事。
不管是科学,还是哲学,不同的理论、观点、学说,相对于被它们反映的客观对象来说,一般有这样几种情况:一种是两种看法都对;表面分歧很大,实质是互补性的。第二种情况是两种看法都不完全对,也不完全错;可能一种看法的正确成分多,错误成分少,另一种看法的错误成分多,正确成分少。第三种情况是两种看法都不对。第一种情况和第三种情况的所谓“都对”和“都不对”,当然只是相对的。
所以,对于学术问题的是非曲直的处理,要特别慎重,不可简单从事。
以上说的是认识论领域里的问题,不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和阶级斗争的方法去解决。
那么,认识论领域里的是是非非,该用什么方法,通过什么途径去解决呢?
认识论领域里的是非问题,只有通过和认识活动直接相关的方法来解决。那就是,开展学术争鸣,用实践去检验。
学术争鸣本身就是一种认识活动,是一种相互竞争的认识活动。这种竞争,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竞争。所以,它很适用于解决认识中谁是谁非的问题。毛泽东曾指出,对于学术问题的是非,只有通过“百家争鸣”的方法去解决。这是十分正确的。“百家争鸣”就是相互切磋,自由讨论。可惜后来,他却把“百家”简单化地归结为两家,即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这比起他当初提出的“百家争鸣”来,乃是大大地后退了。这种把学术问题简单地扣上阶级的帽子,是和自由讨论不相容的,是不利于学术的繁荣和认识的发展的。
争鸣有利于把道理讲深讲透,以便于能在逻辑的范围内对认识的是非做一判断。但这还是不够的。一种理论(认识)的是与非,是多少,非多少,最终还需要通过长期的、发展着的实践来做裁决。这是由实践的特殊品格决定的。实践和认识紧密联系;但实践具有优于认识的方面,那就是实践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实践是一种客观的、感性的、物质性的活动。实践须要认识来做指导,但它又能将认识转化为现实。在这个转化过程中,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具有多少真理性,就能显现出来。所以,实践是认识是非的最公正的裁判者。但对实践判断不应做机械的简单化的理解,因为实践本身有一个不断发展、完善乃至革新的过程。实践对理论是非的最终裁判应该理解为一个长期的、发展着的过程。
从方法论的角度说,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一个理论到底怎样才算是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这个问题是这样提出的,一是因为实践结果本身不会说话,实践结果对理论是非的检验须要人去评估;二是理论经过实践检验之后,总会有变化、有修改、有发展的,完全不须要变的情况是很少的,所谓绝对正确的理论是不存在的。
一个理论是否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首先要做客观的、历史的评估。所谓客观的,就是不能只以某个人或某群体的价值观为标准,而要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长远利益进行考察。所谓历史的,就是不能只从当前的新的高度来看待,而要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加以分析,和它同时代的其他理论进行比较,看它在认识的发展过程中起过什么作用;尔后再从新的高度给予评估。
其次,要看这个理论在大的方面,如总的框架、基本原理和基本范畴,是否能适应发展着的实践的需要。如果能适应,说明这个理论经受住了考验,并且还有一定的潜力。如果在总体框架、基本原理、基本范畴方面,不能适应实践发展的需要,说明这一理论已成问题(当然还有程度等复杂情况,这里暂且不细说)。总之,理论通过实践起变化,这是正常的;问题是变的程度有多大,只要在一定的限度以内,便算在不同程度上经受住了检验。如果一个理论在指导实践活动之后,自身不发生任何变化,这恰恰是不正常的(因为实践和认识的关系,从来都是双向的,互动的)。这个理论,很可能是根本没有用的理论。
按照上述的方法和标准,让我们简要地评估一下近一百年来科学发展的实践和其它社会实践对反映论的检验情况。概括地说,反映论作为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内核或原则,在指导社会实践活动中,经受住了检验,具体地说,朴素唯物主义反映论和机械唯物主义反映论,虽然曾经在各自的时代起过积极作用,但由于它们自身的简单性、局限性,在实践和认识的互动关系中,早已被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所取代。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由于具有实践性、能动性和开放性等特点,因而,在实践活动中,它既发挥了指导作用,又能用实践中反馈回来的信息来改造自己、丰富自己、发展自己;从而又使它对不断发展着的实践具有更大的适用性。所以,那种认为反映论已经过时了,现在应该抛弃反映论的主张,是没有根据的,也是不能赞同的。
四
在介绍本书的结构、特色、设想等之前,有一个问题先交代一下,那就是反映论和认识论的关系问题。严格地说,反映论和认识论并不完全等同。“反映”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反映,指物质普遍存在的反映特性。一切客观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存在着的。一事物作用于他事物,便要在他事物上留下自己的“印迹”;这“印迹”也可以说是该事物对作用于它的事物所作的某种方式的反应,这也就是广义的反映。列宁曾经指出,“断言一切物质都具有意识,这是不合逻辑的”。但是,“假定一切物质都具有在本质上跟感觉相近的特性、反映的特性,这是合乎逻辑的。”
本书所讲的“反映”和“反映论”,都不是在广义的义意上说的。它没有对客观事物普遍存在的反映特性,进行系统的、全面的专门考察和论述;甚至也没有对人类对客观事物的反映特性的发生发展,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进行专门的论述。这一方面是由于作者们的知识、能力所限,另一方面也与本书的宗旨和篇幅所限有关。正像在本文开头所指出的,现今反映论是作为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内核而受到挑战的。所以,本书的任务是想回答反映论作为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内核能否成立,或者更简单地说,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正确不正确,今天还灵不灵,还有没有意义?正是在认识路线的高度上,在反映论是唯物主义认识论内核的意义上,在回答人的认识的本质和过程的问题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书把“反映论”和“认识论”当作同义语来使用。
本书的结构和主要观点,大致如下:
全书除绪论外,共分六篇二十五章。第一篇反映论发展史;第二篇反映学说的基本原理;第三篇自然科学的新成就和反映论;第四篇人本主义思潮中的认识论问题;第五篇科学主义思潮与反映论;第六篇历史观和认识论。
本书的主要观点和特色:
第一,简要地然而是较系统地考察和阐述了“反映”范畴和反映论产生和发展的历程。从恩培多克勒的“流射说”把认识(视觉)解释为对象在镜中的形象,逐渐形成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反映论;从培根把科学实验带进认识论,逐步把朴素唯物主义反映论演变为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反映论;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实践和辩证法纳入认识论,从而把反映论的形态发展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该书对反映论的这个演变过程,以及对三个形态的同异点,做了考察和分析,说明了作为唯物主义认识论内核的反映论的提出、发展和完善,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反映论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实质始终没有变,然而它的内容和形态却又随着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提高而不断变化。这个变化,到现在也未结束。
第二,从一个新的视角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基本原理。本书摒弃了过去某些述著对马克思主义反映论所做的简单化的、机械的阐释;避免了把马克思主义反映论和它已经取得的成就以及某些理论体系绝对化,把它看成是反映论的顶峰,已经尽善尽美,完美无缺;也没有重复实践与认识、感性与理性、真理的相对性与绝对性等的架构。前两点与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本性不符;后一点虽无原则上的错误,但还是过于简单,而且它已不能容纳和很好地解释科学发展的许多新成就,不能适应人类实践的新需要。所以,本书采取了一个新的架构。这个架构不追求体系的完整,而是根据新的研究成果,强调了实践的基础作用,着重从反映的主体性和客观性、反映相符性的相对性与绝对性、反映的直接性与间接性、反映与建构等方面进行了阐述和研讨;从而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反映论是一个活生生的、能动的、开放性的体系。开放性使其能够不断地吸收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来丰富自己,完善自己,发展自己。
第三,阐发了科学发展的新成就对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丰富和发展;同时,对从这些新成就引出的不正确的认识论结论,做了分析和评判。本书肯定了量子力学、控制论、信息论、认知科学、脑科学等学科的成就对丰富和发展反映论的意义;对反映与信息、反映与反馈、反映与控制、表达及计算与能动反映以及微观粒子的“本真态”与“认识态”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阐发;对“测不准原理”的几处哲学结论以及能动反映与大脑对客体的选择性重建的彼此关系等,进行了探讨、分析,发表了我们的看法。
第四,对当代人本主义思潮和科学主义思潮中提出的认识论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察和剖析。对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关系、科学的实践观与实践一元论、思维运动中的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主体性理论与能动反映论、语言、符号与反映、科学认识中的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科学实在论与反映论、理论的合理性选择与真理度的认识论把握以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分野与合流等等问题,本书均做了考察、分析和探究。对人本主义思潮和科学主义思潮在认识论上提出的积极的、合理的,或者具有启发意义的方面,给予了肯定;而对那些对反映论进行歪曲、攻击和诋毁的方面,则给予了说理性的回击。
第五,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反映论和历史观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反映论和旧唯物主义反映论的重要区别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坚持了彻底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即认为反映论的原则不仅适用于对于自然界的认识,而且也适用于对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自身的认识,社会认识论是反映论在认识人类社会和社会历史领域方面的特殊形式。由于社会认识论的特殊性,使它成为近年来认识论研究中的一个新热点。本书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以实践为轴心,把认识论和历史观融为一体的基本观点;并着重对社会认识论的方法论基础、社会认识的主体和客体、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同一性与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以及历史发展问题上的决定论与选择论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和阐发。
本书是中华社科基金项目。在本课题结项时,专家们对本书稿给予了好评。认为该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反映论,做了系统地阐释和发挥,提出了一些新颖的、独到的见解。这是很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该书“特别强调了它(马克思主义反映论)具有开放性这一特点。这是富有创见的。过去我们研究和讲授马克思主义反映论往往忽略了这一点”。“书中对信息论、控制论……等科学新成果的概括及其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丰富和发展的论证,都有新意、有见地和具有启发性”,使该书“有时代感”。该书“善于吸收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结合着近些年来学术界对社会认识论研究的新进展,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反映论的关系,提出了一些新颖的、独到的见解”,“尤其是对社会系统的复杂性,因素的多样性和可变动性以及由此而来的在认识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惑’或难点等等的强调,都是很有意义的”。该书“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批判精神,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近现代西方哲学不一棍子打死,而是对其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吸取其合理精华,摈弃其错误糟粕”;“对现代科学主义、人本主义在反映论问题上的得失评述,也是言之成理的,富有启发性的”,“澄清了一些被搞乱了的东西”。“总之,该书是一部材料丰富、论述清晰、富有新意的优秀之作”。作者把这些评语当做鼓励和鞭策。
本课题尚需深入研究的问题还很多,比如,以上提出的问题,本书只是抛砖引玉,尚需进一步探究。其中最主要的或许有两个问题,一是马克思主义反映论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到底应该是怎样的?二是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无论在深度、广度、速度等方面均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是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正孕育着科学发展的一个新突破,这些新成就给反映论的影响,正是需要密切注视的。
本书是集体项目,作者分工如下:
陈中立:绪论;张浩:第一章至第七章;杨楹:第八、九、十章;林振义:第十一、十二章;张海源:第十三章至第二十五章。全书由陈中立负责通读、统稿。
因为本书是集体项目,由于作者们的知识背景、观点、文字素养、习惯等多方面的原因,特别是由于统稿者的能力所限,尽管经过多次协调,反复阅读、调整、修改以求全书统一,但某些方面的不一致,乃至其它错误,仍将在所难免。这主要应由统稿者负责,在此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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