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江南地区（长江三角洲）在过去一千年中是中国经济和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江南一直是海内外中国史研究最密集的地区8332311，20世纪国际学坛中关于中国史研究中的诸多重要见解，都是以江南研究为基础提出的8332312。中国经济史中许多有影响的理论模式都来自江南经济史研究，或者以江南经济史研究作为这些理论的主要经验研究基础。江南的情况往往被当作中国的“典型”或者“代表”，从中得出相关的理论模式。在此意义上来说，江南研究成为认识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虽然江南经济史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但是今天的“江南经济奇迹”又提出了新的问题，需要学者们以不同的眼光，使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新的研究。这种新的研究，不仅会推进江南经济史研究，而且对我们正确认识中国经济演变的“中国特色”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

哲学家波普尔（Karl Popper）对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深入讨论，指出：“应该把科学设想为从问题到问题的不断进步——从问题到愈来愈深刻的问题。”8332313他强调：“科学只能从问题开始。”科学发现从问题出发，科学的创新源自提出新的问题，而产生原创性理论的问题有着特定的环境，即所谓的“问题情境”8332314。简言之，科学研究就是从问题开始，而从问题开始，就是所谓“问题意识”。一个人的问题意识是受其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所决定的。因为学者不能逃脱其所生活的时代，因此时代决定了学者们需要研究的问题。8332315没有人能够超越客观条件而提出与所处时代完全无关的问题。因此，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问题意识。

在今天，中国和世界都处在一个史无前例的大变化时代，其中最重大的变化之一是中国的崛起。被称为“金砖四国（BRIC）概念之父”的欧尼尔（Jim O'Neill）说：“中国是我们这个世代最伟大的传奇故事。”8332316考虑到过去四十年来中国经济成长的规模之大和速度之快，当然可以说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奇迹，即如柏金斯（Dwight Perkins）所说：“18世纪中期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随后横扫欧洲其他部分（包括前苏联阵营）和北美，用了250年的时间，才使这些地区实现工业化，提高了今天世界23%的人口的生活水平。而中国今天的经济发展倘若能够继续下去，将在四五十年内使得世界另外23%的人口生活在工业化世界中。”8332317在中国内部，江南又是经济成长最迅速的地区，因此江南的经济表现可以说是“奇迹中的奇迹”8332318。

这个“奇迹”当然是不会凭空出现的，它为什么会发生、怎样发生和将会走向何处，是今天这个时代向全世界学者提出的新问题。为了寻求新答案，我们需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之所以如此，马克思说得很清楚：“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可见，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做原料来为自己的新的生产服务，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8332319造就今日“江南奇迹”的因素很多，而其中最重要者之一是过去留下的历史遗产。这种遗产在19世纪中期西方到来之前已形成了坚实的基础，以后长期的战争、动乱乃至激进的“左”政策，虽然严重地破坏了这个基础，但是未能彻底摧毁它。因为有这个基础，所以到了改革开放时期（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江南才能一马当先，走在全国各地区之前。8332320特别是如果不深入了解19世纪中期以前的江南经济，那么，就会把江南在近代经济发展中取得的成就，完全归功于西方的作用，从而又落入建立在西方中心主义基础之上“冲击—回应”论的窠臼中了。

二

在探讨江南经济奇迹为何发生时，我们必须充分注意上面所引马克思的话：“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这种既得的生产力所创造出来的物质产物，就是社会财富（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就是国民财富）。在人类历史上，有过多次“经济奇迹”出现，但是从来没有任何“奇迹”是“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来的“最新最美的图画”。两百年前，德国文豪歌德写道：“我认为但丁伟大，但是他的背后是几个世纪的文明；罗斯柴尔德家族富有，但那是经过不止一代人的努力才积累起来的财富。这些事全部隐藏得比我们想象的要深。”8332321因此，不了解前人所创造出来的社会财富，是无法真正认识今天的江南“经济奇迹”的。

从学理上来说，财富问题乃是经济学研究的根本问题，现代经济学的开创者亚当·斯密，其代表作《国富论》，中心就是研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因此可以说，现代经济学就是从财富研究开始的。当然，由于时代的限制，他所讨论的“国民财富”只是供给国民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大致相当于今天我们所说的“国民收入”。至于财富存量和财富分配的问题，他还未涉及。亚当·斯密之后，经济学家继续对财富问题进行讨论，但主要集中于资本问题，特别是资本在近代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问题，即如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在为麦克洛斯基（Deirdre Nansen McCloskey）的《中产阶级的平等》（Bourgeois Equality：How Ideas，Not Capital or Institutions，Enriched the World）一书写的推荐语中所说：“大多数经济学家——从亚当·斯密到卡尔·马克思再到皮凯蒂——都说1800年以来的大富裕（the Great Enrichment）来自资本。”对于什么是资本的问题，经济学界有不同的解释，而皮凯蒂及其团队有意模糊了资本和财富在概念上的差异。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所说的资本或财富，指的是一个社会中能够在市场上交换所有权的所有非人力资本的资产。通俗地讲，包括了土地、房产、厂房、设备、股票、债券、银行存款、专利，等等。他把资本分为农地、住宅（包含住宅所附着土地的价值）以及其他资本三部分，这更清楚地表明资本和财富即为同一物。

这里，我们首先要把“财富”和“收入”两个概念做一说明。皮凯蒂说收入是流量，它与某段时间内（一般为一年）的生产和分配的产品数量相关；而资本是存量，它与某个时间点上所拥有的财富总额相关，是此前所有年份获得或积累的财富总量。换言之，收入是一个经济体在一段时间（通常是一年或者数年）中生产出来的总产值，通常用国内生产总值（即GDP）表示。财富（或者资本）则是在这个时间以及之前经济活动的物化成果的总量，通常用资产负债表来表示。GDP反映一个经济体在某一时点上经济活动的增减变化，而资产负债表是以该经济体整体财富（及负债）存量为考察对象，反映某一时点上经济体的资产负债总规模及结构状况。一个社会的经济状况好坏和发生危机的概率，并非体现在经济增长的速度上，而是反映在其资产负债表中。因此资产负债表的研究，对于经济研究具有重要意义。8332322用通俗的话来说，GDP和资产负债表都类似一个家庭的账本，其中GDP是这个家庭记录其一年净收入的账本，而资产负债表则是这个家庭所拥有的全部财产（及负债）的总账本。

财富的分配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经济学家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21世纪资本论》的导论中说道：“财富分配已成为时下最广泛讨论和颇具争议的话题之一，但我们是否真正了解其漫长的演进过程呢？……我们对财富和收入从18世纪演变至今又真正了解多少？当下，我们从中又可以汲取怎样的经验？”为什么要从18世纪出发来了解今天呢？他指出：“在当今世界，资本的重要性与18世纪相比并未有重大变化，只不过资本形式发生了变化：资本的主要表现形式从以前的土地变成了如今的工业资产、金融资产和房地产。财富集中度依然很高，只是不再像100年之前那样极端。人口中最贫穷的一半依然一无所有，只不过现在有了所谓‘世袭中产阶层’，其财富占了社会财富总额的1/4—1/3。如今最富有的10%人群占有了全部财富的2/3，而不是此前的90%。”因此，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不了解过去的情况，就无法真正认识今天的情况。8332323

因此，对历史上的财富存量和财富分配的研究，对我们正确认识今天的“江南经济奇迹”极为重要。由于江南在历史上和今天的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倘若不能很好地认识江南，那么也就很难真正认识中国。只是这样的研究至今尚未见到，这不能不说是江南经济史研究的一大缺憾。

本书正是中外学界第一部进行这样尝试的成果，因此其意义之重要，自不待多言。

三

关于财富的存量和分配问题，早在18世纪中叶就已有学者注意到了。法国重农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杜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1727—1781）于1766年出版了其代表作《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就已经开始了对财富问题的研究。更有意思的是，这本书是他为两位中国学生而写的。这两位中国学生在法国完成了学业，正要回国去。当时的法国学者大多认为中国是开明政治的策源地，都希望这两位中国青年能够让他们的欧洲东道主不断地了解中国的内部情况。杜尔哥向他们提出一系列的问题请求解答，为此他写出这本书，以便他们能够很好地领悟这些问题的旨趣之所在。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杜尔哥这本书是为中国写的，但是对中国历史上的财富存量和财富分配问题却一直未有人进行研究。之所以如此，一个主要原因是做这样的研究需要一种合适的方法。

杜尔哥在《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中使用的研究方法当然还很粗糙，难以适用于今天的研究。到了20世纪，经济学家阿罗（Kenneth J.Arrow）等人重新定义财富的概念，将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再生资本以及石油资本收益变动与碳排放损失作为财富构成，从而对财富做出新的解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基本上沿着阿罗当初的思路，提出并倡导“包容性财富”（Inclusive Wealth）的估算。晚近皮凯蒂团队进一步发展了对财富的研究，他们主要基于国家资产负债表方法进行财富估算，将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国家资产负债表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统计体系本身已经十分成熟，而且在四式记账法下，资产与负债之间相互参照，可信度更高。而包容性财富估算以及其他的方法，则是对国家资产负债表方法的一个补充。

关于财富分配问题，学界已有长期的研究。但是如皮凯蒂指出的那样：“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是，财富分配的社会科学研究经过长时间发展，多是基于各种各样的纯理论推测，而确定的事实依据支撑则相对有限。……社会科学研究总是会充满试验性和不完美因素。没有人会要求将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转化为精密科学。但如果我们能够耐心地搜集案例和样本，冷静地分析相关经济、社会以及政治机制，就可以宣传民主辩论，聚焦正确的问题。并且这样有助于重新定义辩论框架，廓清先入为主或欺骗性的观点，对所有观点都保持严格审视的态度。在我看来，这是所有学者（包括社会学家）都应该扮演的角色。”对于历史上的财富分配研究来说，这一问题尤为显著。这是因为对于历史上的财富，我们今天只能通过历史遗留下来的信息（包括皮凯蒂说的案例和样本）来重构，而这些信息既不完全，又很分散，需要研究者下大功夫去搜集和鉴别真伪；同时，关于历史上经济、社会以及政治机制，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需要研究者冷静地分析，“进行民主辩论”，“聚焦正确的问题”。根据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方法，社会净财富按一定比例分配到居民和政府手中。这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一个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以这样的视角对财富分配所作的研究，也能够进行更为客观的国际比较。

四

有人觉得财富问题似乎是经济学研究的独门领域，只有经济学家才有能力进行财富问题的研究。但是皮凯蒂指出：“如果想要进一步了解财富分配的历史动态和社会阶级的结构，我们必须采用一种务实的态度，利用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的研究方法。”研究财富分配，需要了解财富分配的历史动态；研究财富存量，也需要了解财富存量的历史动态。而要了解财富存量和财富分配的历史动态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阶级的结构，仅只采用经济学的方法是不够的，而必须采用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的研究方法。

本书作者之一张晓晶教授是资深的经济学者，主要从事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宏观金融理论与发展经济学研究，曾荣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孙冶方金融创新奖”等诸多奖项。他长期从事宏观经济金融形势跟踪分析，特别是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是引领这个领域研究的著名学者（Leading Scholar）。他和另外一位经济学家李扬教授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团队，经十年之功，编制出2000—2019年时间跨度共计20年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该数据目前已经成为分析研判中国国家能力、财富构成与债务风险的权威依据，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不平等数据库（WID）以及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等顶级学术期刊论文所引用，并进入了国际知名的CEIC数据库，由此奠定了在该领域的国际话语权。本书的另一作者王庆博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史专业，学术训练扎实，是近年来国内经济史领域值得关注的新人。

关于财富存量，过去学界研究颇为有限。晚近在皮凯蒂等人的推动下，存量研究开始复苏。由于一个经济体的财富存量是长期造就出来的，为了更好地“盘点”这份“家产”，不少学者投入到世界各国的历史资产或历史财富的研究中，他们的研究成果对皮凯蒂团队的数据进行了修正和发展。但在中国，尚未见到这方面的研究，这当然是令人深感遗憾的。

张晓晶教授在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研究中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和一些只做当代经济研究的学者不同，他力求从历史的长时段来寻找今天中国经济的基因，因此在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编制工作开展后不久，他就萌生了编制历史资产负债表（Historical Balance Sheet）的想法。他认为“资产负债表数据能否发挥其最大优势取决于时间序列的长短，只有使用更长时间跨度的数据，才有助于发现影响中国历史演进的结构性力量，充分认识为什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到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因此，他把财富存量和财富分配的研究，上推到了鸦片战争之前。这样做是非常有意义的。如前所述，如果不弄清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经济的状况，那么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经济所发生的变化，就只能归因于外力的“冲击”了。这种观点尽管已被许多学者所扬弃，但是仍然还有不少学者依然接受。因此张晓晶教授和王庆博士合著的这本书，对关心中国经济问题的各学科的学者，都是一个应当重视的成果。

本书的重要意义还不止于此。欧美主要发达国家不仅普遍编制了20世纪初期至今相对连续的年度国家资产负债表，而且部分研究已经将英国、法国、德国、美国、荷兰和瑞典等历史数据相对丰富国家的国民财富和资产负债情况推至18世纪甚至更早，并利用这些数据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但是在中国研究中尚未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一个空白，这当然是我国学术的一大弱点。为了正确地认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真实地位，近二十年来国际学界展开了关于“大分流”的大辩论，成为世界各国不同学科学者交流的舞台、不同意见交锋的阵地。然而，在这个历时二十年的国际学术大辩论中，虽然财富问题也被屡屡提出，但是借助于国家资产负债表对中国历史上财富存量和财富分配进行的新研究，却尚未见及。因此，本书不仅填补了我国学术的一个空白，而且对于国际学界也提供了一个新的讨论领域，从而有助于国际学术的发展。

由于学界对中国历史上的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研究阙如，因此本书写作面临很大困难。本书两位作者采用了一种研究策略：第一，尽可能地利用学界已有成果，哪怕这些成果极为有限；第二，根据学界已有成果和资料可获得性，选取19世纪初江南的一个地区的经济作为本书研究的对象。这个策略，我认为是非常正确的。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国家，各时各地的经济表现有很大差异，有的差别甚至可以称为“天渊之别”。就时间而言，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往往长达两三百年。在这个时期中，经济总在起伏波动，出现“发展—繁荣—衰退—萧条”的周期变化。就地区而言，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在其《大分流：中国、欧洲以及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一书中就已明确指出：在19世纪以前的世界上，从经济表现和发展水平来看，荷兰和江南（即长江三角洲）都是欧亚大陆上最先进的地区，而乌克兰和甘肃则是落后地区。荷兰和江南之间的相似性，比起荷兰和乌克兰或者江南和甘肃之间的相似性更多8332324。因此我们不能把江南、甘肃以及中国任何一个地区的经济表现，当作整个中国的经济表现。由此，正确的研究策略应当是：首先选择那些历史留下的经济信息最丰富的地区和时间点，进行深入研究，然后把这样的研究扩及其他地区和时期，等到这样的案例研究积累到相当程度时，才有可能进行全国性长时段的经济表现的研究，而不是相反，仅只依凭一些数量有限且其可靠性待核实的史料（例如一个或者几个朝代的人口、土地、赋税等官方数字）来进行全国性长时段的研究。根据这种研究策略，从研究的地域空间来看，江南自宋代以来，一直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一直是中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保留了最为丰富的经济史文献。从研究的时间节点来看，19世纪初期是西方“冲击”到来之前中国传统经济的最后时期，同时这个时期的史料也较之前任何时期都更为丰富，可以从中获得更多和更可靠的历史信息。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时期的中国经济，是我们今天能够看到“原生态”的中国传统经济的最佳时期。因此，倘若要挑选一个地区和时期来研究“原生态”的中国传统经济，19世纪初期的江南无疑就是首选。本书选择了这样的时空范围，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此外，由于上述原因，江南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也拥有特别的地位；在过去一个世纪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对明清江南经济史的研究最为丰富和深入，这也为新的研究提供了学术基础。

基于以上特点，本书两位作者在这项研究中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其贡献可以大致归纳为如下几点：

第一，估算出了传统中国的第一张社会财富表、第一个财富收入比，填补了中国历史财富研究的空白，为后续更大地域范围、更长时间跨度的研究提供了参考范例。同时，由于中国相比于西方世界发展路径更为独特（相比同时期的西北欧国家国土面积更大、人口更多），因此中国长时段数据的加入，不仅丰富了当前国际历史财富变迁研究的成果，而且有可能对现有理论提出补充或挑战。

第二，从财富的角度重新审视了江南社会的早期近代性，捕捉到了江南近代经济繁荣的历史基因。在今天，江南是中国最为重要的增长极，其对全国经济总量的贡献占到四分之一。找到其历史基因，从而加深了我们对历史延续性影响经济发展的理解。

第三，对江南这个传统经济最发达地区的社会财富的研究，使得我们可以“以小见大”，深入地观察传统中国在走向近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各种障碍。这些障碍不仅存在于经济内部，而且也涉及经济之外，恰如斯蒂芬·金小说中的“穹顶”。尽管当时的江南已经做到了穹顶之下的最优，但只有冲破它，才可能真正获得从早期近代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的内在动力。这种“穹顶论”虽然尚显粗糙，但为理解“大分流”这个国际学界争论的热点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也提升了中国在国际学坛发出的声音。

第四，本书作者在进行本项研究时，广泛参考了国际学界相关研究的成果，仅只书中列出的参考文献就达到465种之多（其中英文文献144种），可谓搜罗殆尽。他们采纳了皮凯蒂等提出的基本概念和研究路径，作为本书研究的出发点。但是在此同时，本书作者也指出了皮凯蒂研究的不足和缺陷，从而在自己的研究中取其优点和避免其缺点。此外，除了从“纯”经济学的角度外，本书还从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科学技术、文化和价值观、制度路径依赖等方面对财富存量问题进行讨论。这些讨论，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中国传统经济的财富存量，而且解释了中国传统经济的财富存量变化所处的大环境，以及在这个大环境中中国传统经济的财富是如何增长的以及它能够发展到怎样的程度。通过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比较，使得我们对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水平以及发展前途有了更好的认识。

五

本书两位作者非常重视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在他们采用的诸多成果中，把拙著《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GDP研究》8332325作为本书研究的一个基础。在拙著中，我使用历史国民账户系统（The System of Historical National Accounts）的方法，对1823—1829年松江府华亭—娄县（大致相当于今天上海市松江区）地区的GDP做了专门的研究。但是我的研究并未涉及国家资产负债表与财富存量和财富分配的问题。本书作者对国家资产负债表与财富存量和财富分配进行的研究，把江南经济史研究又推进了一步。作为一生从事江南经济史研究的学人，看到在自己钟爱的事业方面，有人做了我所做不到的贡献，我深感欣慰。学术要发展，就需要学者们利用前人已有的成果，采纳其合理部分，指出其不妥之处，补上其缺憾。他们正是这样做的，他们所做的工作包括：

第一，补充了新的资料。对拙著的估计相对不足之处，比如华亭—娄县地区的金融市场、货币存量、公共部门中的军事设施、水利设施和祠庙等资产，他们都使用了一些新的资料和数据，包括较多的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以及大量其他的物价和工资数据。

第二，增加了新的估算。在从流量数据向存量数据转换的过程中，一方面出现了超过原有历史GDP的估算需求，另一方面需要一定数量的新参数，以及对原有参数进行校准。因此，本书在数据估算方面也有一定的拓展。

第三，扩大了国际比较的范围。拙著比较研究的对象主要是荷兰，而本书的比较对象则覆盖了大部分能够满足资料需求的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瑞典和日本等。与此同时，在纵向上，考察了对象国较长时期内的财富变化情况。这一做法能够帮助我们更为清晰地认识18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相对位置。

第四，有了新的发现。如前所述，GDP和资产负债表是一个家庭的两套账本，二者各有特点，也各有所长。本书研究的历史财富，属于存量范畴，因而相比拙作的流量研究，得到了一些新的发现，比如华娄社会财富的规模与分布结构、财富收入比、金融市场的发育情况，等等。这些发现都是对现有研究较好的补充。

我从事江南经济史研究已逾四十年，可以说不仅见证了而且亲历了江南经济史研究在改革开放以来走过的历程。如今看到有年富力强的学者加入江南经济史研究的队伍，带来新的方法、新的理念，做出了新的成果，不仅感到非常高兴，而且感到非常振奋。

在今天，社会科学各学科的自我封闭倾向都很严重，但经济学在自我封闭方面可谓是“王中王”8332326。本书的两位作者都是经济学出身，受过良好的经济学训练，其中张晓晶教授是成名的经济学者，王庆博士则是前途无量的青年经济学者。但是他们并不囿于上述那种自我封闭的偏见，把自己的研究延伸到历史学的领域，这也表现了他们广阔的胸怀和眼界。皮凯蒂说：“经济学并不应该试图与其他社会科学割裂开来，只有与它们结合起来才能获得进步。社会学科的共同特点是知之甚少却把时间浪费在愚蠢的学科争吵之中。如果想要进一步了解财富分配的历史动态和社会阶级的结构，我们必须采用一种务实的态度，利用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的研究方法。我们必须从基本的问题开始，并试图去回答这些问题。学科争论和地盘之争是没有意义的。在我眼里，本书（按：即《21世纪资本论》）是一部经济学作品，同时也是一部历史学作品。”由此而言，这本新著就是为学界提供的一个突破学科藩篱、实现学科交融研究的范例。

最后，热烈祝贺本书的刊出！

2022年2月于燕园

张晓晶，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导；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CNBS）主任；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领衔编撰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负责估算与发布中国季度宏观杠杆率。长期从事宏观经济金融形势跟踪分析。参与、主持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规划的研究和评估工作。主持中财办重大委托课题及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出版《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金融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分析》《中国经验与中国经济学》《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系列（合著）等著作，荣获的奖项包括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首届“孙冶方金融创新奖”、第五届“中国软科学奖”和第六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主要研究领域为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宏观金融理论与发展经济学。

阿风：《明清时代妇女的地位与权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阿吉翁等：《增长经济学手册》，经济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

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艾伦：《近代英国工业革命揭秘》，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岸本美绪、刘迪瑞：《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滨岛敦俊：《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布西等：《皮凯蒂以后：不平等研究的新议程》，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版。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

陈典：《清代湖北的县衙》，《中国经济与社会史评论》2010年卷。

陈方正：《继承与叛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陈锋：《中国财政通史：清代财政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陈锦江：《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版。

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范赞登：《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费孝通：《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傅为群：《老上海黄金图志》，上海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

高阳：《胡雪岩全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版。

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戈兹曼：《金融千年史》，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

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

顾柄权：《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

韩敏：《回应革命与改革：皖北李村的社会变迁与延续》，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和文凯：《通向现代财政国家的路径：英国，日本和中国》，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洪焕椿：《明清苏州农村经济资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胡浩等：《卜凯农户调查数据汇编（1929—1933）》，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胡恒：《皇权不下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胡英泽：《理论与实证五十年来清代以降鱼鳞册地权研究之反思——以“太湖模式”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黄敬斌：《郡邑之盛》，中华书局2018年版。

黄敬斌：《民生与家计》，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版。

江苏省金融志室：《江苏典当钱庄》，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江苏省粮食志编纂委员会：《江苏省粮食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年版。

科大卫：《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赖惠敏：《乾隆皇帝的荷包》，中华书局2016年版。

兰德斯等：《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

兰日旭：《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变迁及其绩效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李伯重：《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GDP研究》，中华书局2010年版。

李隆生：《清代的国际贸易：白银流入、货币危机和晚清工业化》，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

李隆生：《晚明海外贸易数量研究：兼论江南丝绸产业与白银流入的影响》，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

李文海：《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城市生活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

李文海：《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李文海：《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李文治等：《清代漕运》，中华书局1995年版。

李扬、张晓晶、常欣：《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李扬、张晓晶、常欣：《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

李扬、张晓晶：《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2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

里格利：《延续、偶然与变迁：英国工业革命的特质》，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立德：《穿蓝色长袍的国度》，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版。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林满红：《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林耀华：《金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

刘建生：《中国典商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2007年版。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刘秋根：《明清高利贷资本》，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刘秋根：《中国典当制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刘守刚：《财政中国三千年》，上海远东出版社2020年版。

刘守刚：《家财帝国及其现代转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

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吕思勉：《中国社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罗斯基：《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罗斯托：《经济增长理论史：从大卫·休谟至今》，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马德斌：《中国经济史的大分流与现代化——一种跨国比较视野》，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马戛尔尼、巴罗：《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马学强：《从传统到近代：江南城镇土地产权制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宓公干：《典当论》，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莫基尔：《富裕的杠杆：技术革新与经济进步》，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

莫基尔：《增长的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诺思：《西方世界的兴起：新经济史》，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配第：《政治算术》，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

彭凯翔：《从交易到市场：传统中国民间经济脉络试探》，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彭凯翔：《清代以来的粮价：历史学的解释与再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彭立峰：《晚清财政思想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彭慕兰：《大分流》，北京日报出版社2021年版。

彭南生：《固守与变迁》，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皮凯蒂等：《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

全汉昇：《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版。

沙伊德尔：《不平等社会：从石器时代到21世纪，人类如何应对不平等》，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

上海市档案馆：《清代上海房地契档案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版。

史志宏：《清代户部银库收支和库存统计》，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斯密：《国富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作家出版社2017年版。

松浦章：《清代内河水运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宋应星：《图解天工开物（白话全译彩图本）》，南海出版社2007年版。

童隆福：《浙江航运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3年版。

汪丁丁：《经济学思想史讲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王大学：《明清“江南海塘”的建设与环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王国斌、罗森塔尔：《大分流之外》，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王业键：《清代经济史论文集》，台湾稻乡出版社2003年版。

王业键：《清代田赋刍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王裕明：《明清徽州典商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王泽妍：《明清时期的“官当”》，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

韦伯：《经济通史》，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韦庆远：《明清史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韦庆远：《清代奴婢制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魏根深：《中国历史研究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魏明孔、李绍强、徐建青：《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明清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魏丕信：《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中华书局1947年版。

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希克斯：《经济史理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熊金武：《近代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研究：以民生经济学为例（1840—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

徐启宪：《清宫武备》，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版。

徐新吾：《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

燕红忠：《中国的货币金融体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叶世昌：《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4年版。

云妍等：《官绅的荷包》，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

曾小萍：《州县官的银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张国刚：《中国家庭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张晓旭：《苏州碑刻》，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张彦台：《蜕变与重生：民国华北牙商的历史演进》，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张忠民：《上海：从开发走向开放1368—1842》，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赵冈：《永佃制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年版。

赵冈：《中国传统农村的地权分配》，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

中川忠英：《清俗纪闻》，中华书局2006年版。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

蔡昉：《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基于一个贯通的增长理论框架》，《经济研究》2013年第11期。

蔡洪滨、周黎安、吴意云：《宗族制度、商人信仰与商帮治理：关于明清时期徽商与晋商的比较研究》，《管理世界》2008年第8期。

曹树基：《坦博拉火山爆发与中国社会历史——本专题解说》，《学术界》2009年第5期。

曹树基、陈意新：《马尔萨斯理论和清代以来的中国人口——评美国学者近年来的相关研究》，《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曹永康、陈晓琳、金沁：《上海古桥研究》，《古建园林技术》2019年第4期。

柴勇、刘秋根：《典当业与中国传统农业再生产——兼论“三位一体”社会经济结构》，《河北学刊》2018年第3期。

陈力：《青浦古城墙考略》，《上海地方志》2020年第3期。

陈学文：《关于石门镇榨油业的调查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

陈月圆、龙登高：《清代书院的财产属性及其市场化经营》，《浙江学刊》2020年第3期。

陈志武、何石军、林展、彭凯翔：《清代妻妾价格研究——传统社会里女性如何被用作避险资产？》，《经济学（季刊）》2019年第1期。

慈鸿飞：《民国江南永佃制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3期。

慈鸿飞：《农地产权制度选择的历史和逻辑——论国家与农民二元产权》，《江海学刊》2007年第4期。

戴建兵、许可：《乾隆朝铸币与GDP的估算——清代GDP研究的一种路径探索》，《清史研究》2013年第1期。

邓大才：《通向权利的阶梯：产权过程与国家治理——中西方比较视角下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杜黎：《关于鸦片战争前苏松地区棉布染踹业的生产关系》，《学术月刊》1962年第12期。

杜恂诚、李晋：《白银进出口与明清货币制度演变》，《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3期。

段艳、陆吉康：《1830—1856年中国“银荒”危机成因考辨》，《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樊树志：《江南市镇的民间信仰与奢侈风尚》，《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樊树志：《明清长江三角洲的市镇网络》，《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

范金民：《从分立各契到总书一契：清代苏州房产交易文契的书立》，《历史研究》2014年第3期。

范金民：《清代江南棉布字号探析》，《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范金民：《清代苏州城市工商繁荣的写照——〈姑苏繁华图〉》，《史林》2003年第5期。

范金民：《清前期苏州农业经济的特色》，《中国农史》1993年第1期。

方行：《清代江南农民的消费》，《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

方行：《清代前期江南的劳动力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

方行：《清代前期农村高利贷资本问题》，《经济研究》1984年第4期。

高敏雪：《从家庭资产评估到住户部门资产负债表》，《中国统计》2021年第3期。

关永强：《浅议近代中国GDP核算中调查资料的使用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4期。

关永强、张东刚：《“斯密型增长”——基于近代中国乡村工业的再评析》，《历史研究》2017年第2期。

管汉晖：《浮动本位兑换、双重汇率与中国经济：1870—1900》，《经济研究》2008年第8期。

管汉晖、李稻葵：《明代GDP及结构试探》，《经济学（季刊）》2010年第2期。

郭爱民：《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长三角农家收支、净余率与商品率的计量考察——来自吴江县开弦弓村的经济分析》，《社会科学》2010年第8期。

和文凯：《财政制度，国家权力正当性与国家能力：清代国家能力的再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21年第1期。

和文凯：《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大分流视野下的中国明清经济史研究》，《清史研究》2020年第6期。

贺力平：《鸦片贸易与白银外流关系之再检讨——兼论国内货币供给与对外贸易关系的历史演变》，《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1期。

黑田明伸：《中国货币史上的用银转变：切片，称重，入账的白银》，《中国经济史研究》2020年第1期。

洪正：《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可行吗？——基于监督效率视角的分析》，《经济研究》2011年第2期。

胡华：《近代江南双层地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2004年。

胡英泽：《近代中国地权分配基尼系数研究中若干问题的讨论》，《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1期。

胡英泽：《历史时期地权分配研究的理论、工具与方法——以〈中国传统农村的地权分配〉为中心》，《开放时代》2018年第4期。

黄敬斌：《郡邑之盛：明清松江城的空间形态与经济职能》，《史林》2016年第6期。

黄敬斌：《十八世纪以降江南居民的消费》，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6年。

黄天宇、李楠：《农户经营农场规模、租佃制度与农业生产率——基于历史视角的实证考察》，《经济评论》2021年第5期。

黄源盛：《晚清民国禁革人口买卖再探》，《法治现代化研究》2017年第2期。

黄宗智：《小农经济理论与“内卷化”及“去内卷化”》，《开放时代》2020年第4期。

贾根良：《李斯特经济学的历史地位、性质与重大现实意义》，《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1期。

蒋勤、高宇洲：《清代石仓的地方市场与猪的养殖、流通与消费》，《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3期。

金戈：《中国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估算》，《经济研究》2012年第4期。

金沁：《上海文物古桥调查及保护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上海交通大学，2015年。

金星晔、管汉晖、李稻葵等：《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相对地位的演变（公元1000—2017年）——对麦迪逊估算的修正》，《经济研究》2019年第7期。

莱夫特里斯·索尔菲迪斯、迪米特里斯·派塔里迪斯、王一钦、魏旭：《资本强度、非生产活动与美国经济大衰退》，《政治经济学评论》2021年第5期。

兰日旭：《企业史视角下的中西分流探析》，《经济研究参考》2020年第21期。

乐振华：《绍兴古桥遗产构成与保护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农林大学，2012年。

李伯重：《“道光萧条”与“癸未大水”——经济衰退、气候剧变及19世纪的危机在松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李伯重：《八股之外：明清江南的教育及其对经济的影响》，《清史研究》2004年第1期。

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

李伯重、张天虹：《“过密化”与中国棉纺织业生产——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松江》，《南都学坛：南阳师范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4期。

李金铮：《20世纪20—40年代典当业的衰落——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4期。

李金铮、邓红：《另一种视野：民国时期国外学者与中国农村调查》，《文史哲》2009年第3期。

李隆生：《明末白银存量的估计》，《中国钱币》2005年第1期。

李隆生：《清代（1645—1911）每年流入中国白银数量的估计》，《人文暨社会科学期刊》2009年第2期。

李楠：《社会网络、连锁合约与风险规避：近代东北乡村无息借贷合约选择机制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1期。

李楠、甄茂生：《分家析产，财富冲击与生育行为：基于清代至民国初期浙南乡村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2015年第2期。

李晓、李黎明：《中西金融大分流的国家信用逻辑》，《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年第2期。

李扬、张晓晶、常欣、汤铎铎、李成：《中国主权资产负债表及其风险评估（上）》，《经济研究》2012年第6期。

李勇：《近代苏南渔业发展与渔民生活》，博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07年。

李勇五：《中国明清银本位货币制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西财经大学，2014年。

林满红：《两千年间的“佛”与“国”：传统中国对西方货币领袖头像的认知》，《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2期。

林满红：《与岸本教授论清乾隆年间的经济》，《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7年第28期。

林满红：《中国的白银外流与世界金银减产（1814—1850）》，吴剑雄：《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四辑）》，台北“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1年。

林毅夫：《李约瑟之谜，韦伯疑问和中国的奇迹——自宋以来的长期经济发展》，《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林展、陈志武：《阶级身份，互联性交易，季节性与民间借贷——基于民国时期北方农村家计调查》，《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林展、陈志武、彭凯翔：《乾隆中期和道光中后期债务命案研究》，《清史研究》2016年第2期。

林展、云妍：《“不可露出宽裕之象”：财产合法性与清代官员家产结构》，《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刘爱华：《明清时期学校教材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20年。

刘赫宇：《清代太原旗营的武备》，《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刘克祥：《近代农村地区钱庄业的起源和兴衰——近代农村钱庄业探索之一》，《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2期。

刘林平、任美娜、杨阿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命题之反思》，《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

刘秋根：《15—18世纪中国资金市场发育水平蠡测》，《人文杂志》2008年第1期。

刘秋根：《明清民国时期典当业的资金来源及资本构成分析——以负债经营问题为中心》，《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刘秋根、彭志才：《清代典商的经营及与地方社会的互动——以乾嘉两份典商诉状为中心》，《人文杂志》2014年第6期。

刘世定、邱泽奇：《“内卷化”概念辨析》，《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5期。

刘正山：《土地兼并的历史检视》，《经济学（季刊）》2007年第6卷第2期（总第24期）。

龙登高：《地权交易与生产要素组合：1650—1950》，《经济研究》2009年第2期。

龙登高、何国卿：《土改前夕地权分配的检验与解释》，《东南学术》2018年第4期。

龙登高、林展、彭波：《典与清代地权交易体系》，《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龙登高、彭波：《近世佃农的经营性质与收益比较》，《经济研究》2010年第1期。

龙登高、王苗：《武训的理财兴学之道》，《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3期。

龙登高、王明、陈月圆：《论传统中国的基层自治与国家能力》，《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龙登高、王正华、伊巍：《传统民间组织治理结构与法人产权制度——基于清代公共建设与管理的研究》，《经济研究》2018年第10期。

卢锋、彭凯翔：《我国长期米价研究（1644—2000）》，《经济学（季刊）》2005年第2期。

陆国香：《中国之典当（利息）》，《银行周报》1936年第20卷第3期。

罗冬阳：《明前期盐粮开中与国债市场的运行》，《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10期。

马国英：《清代粮价研究进展与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20年第4期。

马涛、王嘉：《中西方传统财富观的特点及对近代发展分流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2021年第6期。

毛宪民：《江南“三织造”与清宫盔甲制作》，《清史论丛》2016年第2期。

缪德刚：《中国近代国家资产总量——基于“国富”指标的项目整合与数据考证》，《中国经济史研究》2021年第5期。

倪玉平、高晓燕：《清朝道光“癸未大水”的财政损失》，《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潘敏德：《中国近代典当业之研究（1644—1937）》，《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专刊（13）》，1985年。

潘晓宇：《清代奴仆法律制度探析》，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4年。

庞浩、金星晔、管汉晖：《中国贸易盈余与外汇储备的长期考察：1636—2018》，《经济学报》2021年第2期。

彭凯翔：《传统中国经济张力的立体透视——评〈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GDP研究〉》，《经济研究》2011年第5期。

彭慕兰、周琳：《在无为而治与英雄主义的失败之间——清代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概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21年第2期。

邱澎生：《18世纪苏松棉布业的管理架构与法律文化》，《江海学刊》2012年第2期。

邱澎生：《“是官当敬”？——检视十八世纪重庆商业诉讼的政治风险问题》，《清史研究》2020年第6期。

邱永志：《历久弥新：国际学术视野下的明代白银问题研究述论》，《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全汉昇：《中国经济史论丛》，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新亚研究所，1972年。

史红帅：《清乾隆四十六年至五十一年西安城墙维修工程考——基于奏折档案的探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第1期。

宋兴家：《清代奴婢制的普遍化——以律法修订及司法实践为中心》，《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苏国勋、黄万盛、吴飞、何蓉、梁治平、马小红、泮伟江、赖骏楠、高超群、吴增定、陈明、方朝晖、任锋、姚中秋：《走出韦伯神话——〈儒教与道教〉发表百年后之反思》，《开放时代》2016年第3期。

孙佳荀、葛云霞：《从水师编制核心看清代前期海防观念》，《国家航海》2021年第1期。

唐力行：《论徽州宗族社会的变迁与徽商的勃兴》，《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

滕德永、刘甲良：《乾嘉时期内务府的分府当铺与皇子分府》，《故宫学刊》2012年第1期。

田传浩、方丽、张旋：《中国历史上的地权分配——基于鱼鳞图册的估计》，《中国农村研究》2013年第2期。

屠燕治：《谈洪武年间的铜钱窖藏》，《中国钱币》1988年第1期。

完颜绍元：《古代当官不修衙，为什么？》，《人民论坛》2014年第10期。

王峰明：《资本，资本家与资本主义——从马克思看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天津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

王刚：《乾隆朝江南军马的采买与牧放》，《历史档案》2014年第2期。

王海明：《试论中国古代工商业及其经济权力官有制》，《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王建革：《华阳桥乡：水、肥、土与江南乡村生态（1800—1960）》，《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1期。

王健：《居乡之苦：〈沈竹岑日记〉所见“道光萧条”与江南乡村社会》，《江海学刊》2013年第6期。

王健：《明清以来江南民间信仰中的庙界：以苏、松为中心》，《史林》2008年第6期。

王珏：《清代火器应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9年。

王庆：《中国十五至十九世纪科技停滞研究：以儒家内省化为视角》，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人民大学，2021年。

王新宇：《南京明清织染类作坊建筑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工业大学，2018年。

王业键：《中国近代货币与银行的演进》，“中研院”经济研究所，1981年。

王裕明：《明清徽商典当资本的经营效益》，《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王跃生：《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冀南农村分家行为研究》，《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

王跃生：《中国传统家庭合与分的制度考察》，《社会科学》2013年第7期。

文贯中：《李约瑟之谜与经济地理学的启示：答皮文的评论》，《经济学（季刊）》2007年第A01期。

吴承明：《利用粮价变动研究清代的市场整合》，《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

吴慧：《会馆、公所、行会：清代商人组织演变述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

吴建华：《清代江南人口与住房的关系探略》，《中国人口科学》2002年第2期。

吴琦、周黎安、刘蓝予：《地方宗族与明清商帮的兴起》，《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5期。

吴四伍：《清代仓储的经营绩效考察》，《史学月刊》2017年第5期。

吴滔：《论清前期苏松地区的仓储制度》，《中国农史》1997年第2期。

吴滔：《明代苏松地区仓储制度初探》，《中国农史》1996年第3期。

吴滔：《明清苏松仓储的经济、社会职能探析》，《古今农业》1998年第3期。

徐滨：《工业革命与现代经济增长的原因——近十几年来相关历史解释的理论渊源揭示》，《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第1期。

徐国利：《传统儒商义利观及其近代转型与文化取向》，《学术界》2020年第9期。

徐建青：《清代前期的酿酒业》，《清史研究》1994年第3期。

徐建青：《清代前期的榨油业》，《中国农史》1994年第2期。

徐毅、巴斯·范鲁文：《中国工业的长期表现及其全球比较：1850—2012年——以增加值核算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1期。

徐毅、何丰伦：《探索长期增长与不平等：英语学界对全球经济大分流的量化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6期。

许宪春：《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建立、改革和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薛恒：《清代对胥吏的管理及其失控原因》，《东南文化》2003年第7期。

颜色、刘丛：《18世纪中国南北方市场整合程度的比较——利用清代粮价数据的研究》，《经济研究》2011年第12期。

燕红忠：《从货币流通量看清代前期的经济增长与波动》，《清史研究》2008年第3期。

燕红忠：《货币供给量、货币结构与中国经济趋势：1650—1936》，《金融研究》2011年第7期。

燕红忠：《清政府对牙行的管理及其问题》，《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杨勇：《近代江南典当业的经济与社会功能》，《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杨勇：《近代江南典当业的社会转型》，《史学月刊》2005年第5期。

杨勇：《近代江南典当业的营业额与利润率》，《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杨宇勃：《“量入为出”财政观的打破与晚清国债体制初创》，《江西社会科学》2020年第9期。

叶成城、唐世平：《超越“大分流”的现代化比较研究：时空视角下的历史、方法与理论》，《学术月刊》2021年第5期。

衣抚生、米龙：《一张卖身契》，《档案天地》2021年第8期。

云妍、陈志武、林展：《清代官绅家庭资产结构一般特征初探——以抄产档案为中心的研究》，《金融研究》2018年第2期。

张国辉：《清代前期的钱庄和票号》，《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

张晖：《清代江南寺院经济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2014年。

张俊：《清代两湖地区的桥梁与渡口》，硕士学位论文，武汉大学，2004年。

张丽霞、陈钰：《清代家族关系对借贷行为的影响——以〈湖北天门熊氏契约文书〉为分析文本》，《湖北工程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

张敏、许光县：《清代人身典权的法律规制——以白契制度为中心的考察》，《政法论坛》2013年第5期。

张升：《古代书价述略》，《中国出版史研究》2016年第3期。

张文驹、李裕伟：《威廉·配第两句名言的中译及其解读——写在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前后的读书笔记》，《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18年第6期。

张喜琴、刘成虎：《山西典商的资本来源探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2期。

张晓晶：《官方“国家账本”编制进行时》，《经济参考报》2017年第8期。

张晓晶、李成、李育：《扭曲、赶超与可持续增长——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新审视》，《经济研究》2018年第1期。

张秀丽：《1912—1937年北京婢女问题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2014年。

张一平：《苏南“土改”中一田两主地权结构的变动》，《中国农史》2011年第3期。

张宇燕、高程：《阶级分析、产权保护与长期增长——对皮建才博士评论的回应》，《经济学（季刊）》2007年第1期。

仲伟民、邱永志：《十六至十九世纪中日货币流通制度演进路径的分流》，《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0期。

周建波：《明清山西商人多层次金融体系的创新及其局限性》，《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6期。

周建波、陈皓、孙淑彬：《国家能力与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基于文献史回顾的视角》，《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周建波、曾江、李婧：《农村金融与清代江南的早期工业化：以农民兼营手工业为中心》，《中国农史》2021年第2期。

周建波、曾江、周子超：《清代江南农村手工业生产性借贷的高利率影响探析——兼谈早期工业化走向近代工业化的金融条件》，《清史研究》2021年第6期。

周倩：《清代书院史籍藏贮初探》，《史学史研究》2018年第3期。

周雪光：《从“黄宗羲定律”到帝国的逻辑：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历史线索》，《开放时代》2014年第4期。

朱富强、朱鹏扬：《经济增长的根源：投资推动抑或消费拉动——一个思想史的梳理和辨析》，《财经研究》2016年第2期。

朱声敏、范金民：《钱粮博弈：明到清前期江南减赋呼吁及其效果》，《史林》2018年第4期。

Acemoglu，D.，Johnson，S.，Robinson，J.A.，“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1，91（5）：1369-1401.

Acemoglu，D.，Robinson，J.A.，Woren，D.，Why Nations Fail：The Origins of Power，Prosperity and Poverty，New York：Crown Publishers，2012.

Albers，T.，Bartels，C.，and Schularik，M.，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in Germany，1895—2018，University of Bonn，2021.

Algan，Y.，Cahuc，P.，Trust，Growth，and Well-being：New Eviden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Elsevier，2014，2：49-120.

Allen，R.C.，Bassino，J.P.，Ma，D.，et al.，“Wages，Prices，and Living Standards in China，1738—1925：in Comparison with Europe，Japan，and India”，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2011，64：8-38.

Atkinson，A.B.，Piketty，T.，Saez，E.，“Top Incomes in the Long Run of History”，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11，49（1）：3-71.

Bassino，J.P.，Broadberry，S.，Fukao，K.，et al.，“Japan and the great Divergence，730-1874”，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2019，72：1-22.

Beattie，H.J.，Land and Lineage in China：A Study of T'ung-Ch'eng County，Anhwel，in the Ming and Ch'ing Dynasti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

Bell，C.，“Credit Markets and Interlinked Transactions”，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88，1：763-830.

Besley，T.，Persson，T.，“State Capacity，Conflict，and Development”，Econometrica，2010，78（1）：1-34.

Besley，T.，Persson，T.，“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Development Clusters：State Capacity，Peace，and Income”，Annu.Rev.Econ.，2014，6（1）：927-949.

Besley，T.，Persson，T.，“The Origins of State Capacity：Property Rights，Taxation，and Politic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9，99（4）：1218-1244.

Bhagwati，J.N.，“The Generalized Theory of Distortions and Welfare”，MIT Working Paper，1969.

Bisin，A.，Verdier，T.，The Economics of 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Socialization，Handbook of Social Economics，North-Holland，2011，1：339-416.

Bisin，A.，Verdier，T.，“The Economics of 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the Dynamics of Preferences”，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2001，97（2）：298-319.

Blanco，M.A.，Bauluz，L.，Martínez-Toledano，C.，“Wealth in Spain 1900—2017 A Country of Two Lands”，The Economic Journal，2021，131（633）：129-155.

Bolt，J.，Timmer，M.，van Zanden，J.L.，“GDP per capita since 1820”，in Jan Luiten van Zanden，et al.（eds.），How Was Life？：Global Well-being since 1820，OECD Publishing，2014.

Bolt，J.，Van Zanden，J.L.，“The Maddison Project：Collaborative Research on Historical National Accounts”，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2014，67（3）：627-651.

Bonney，R.，The Rise of the Fiscal State in Europe c.1200—1815，Clarendon Press，1999.

Boserup，E.，“Environment，Population，and Technology in Primitive Societies”，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1976：21-36.

Brandt，L.，Ma，D.，Rawski，T.G.，“From Divergence to Convergence：Reevaluating the History Behind China's Economic Boom”，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14，52（1）：45-123.

Brewer，J.，The Sinews of Power：War，Money and the English state 1688—1783，Routledge，2002.

Broadberry，S.，Guan，H.，Li，D.D.，“China，Europe，and the Great Divergence：a Study in Historical National Accounting，980—1850”，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2018，78（4）：955-1000.

Broadberry，S.，“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Great Divergence：recent Findings from Historical National Accounting”，The Handbook of Historical Economics，2021：749-771.

Broadberry，S.N.，de Pleijt，A.，“Capital and Economic Growth in Britain，1270—1870：Preliminary Findings”，CEPR Discussion Papers，2021.

Campbell，B.M.S.，Klein，A.，Overton，M.，et al.，British economic growth，1270—187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

Cao，Y.，Chen，S.，“Rebel on the Canal：Disrupted Trade Access and Social Conflict in China，1650—1911”，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22，forthcoming.

Chang，T-C.，“The Economic Role of the Imperial Household in the Ch'ing Dynasty”，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72，31（2）：243-273.

Chen，T.，Kung，J.K.，Ma，C.，“Long live Keju！The Persistent Effects of China's Civil Examination System”，The Economic Journal，2020，130（631）：2030-2064.

Chen，Z.，Ma，C.，Sinclair，A.，Banking on the Confucian Clan：Why China Developed Financial Markets So Late，Available at SSRN 3671280，2020.

Cingolani，L.，“The State of State Capacity：a Review of Concepts，Evidence and Measures”，MERIT Working Papers，2013（2013-053）.

Clark，G.，A Farewell to Alm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

Clark，G.，Hamilton，G.，“Survival of the Richest：the Malthusian mechanism in Pre-industrial England”，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2006，66（3）：707-736.

Colquhoun，P.，A Treatise on the Wealth，Power，and Resources of the British Empire，Johnson Reprint Corporation，1815.

De Vicq，A.，Toussaint，S.J.，Moatsos，M.，et al.，“Household wealth and its Distribution in the Netherlands，1854—2019”，Working Paper，2021.

De Vries，J.，“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Industrious Revolution”，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1994，54（2）：249-270.

Dodgson，J.，“Gregory King and 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Early Modern England：an input-output table for 1688”，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2013，66（4）：993-1016.

Doepke，M.，Zilibotti，F.，Culture，Entrepreneurship，and Growth，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Elsevier，2014，2：1-48.

Ebrey，P.B.，Watson，J.L.，Kinship Organiz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1000—1940，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

Elinder，M.，Erixson，O.，Waldenström，D.，“Inheritance and Wealth Inequality：Evidence from Population Registers”，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18，165：17-30.

Elvin，M.，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A Social and Economic Interpreta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Feinstein，C.，National income，Expenditure and Output of the United Kingdom，1855—1965，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2.

Freedman，M.，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Routledge，1958.

Ge，Q.，Hao，Z.，Zheng，J.，et al.，“Temperature Changes Over the Past 2000 yr in China and Comparison with the Northern Hemisphere”，Climate of the Past，2013，9（3）：1153-1160.

Geddes，B.，Politician Dilemma：Building State Capacity in Latin Ameri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

Geertz，C.，Agricultural Involution：The Processe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3.

Gennaioli，N.，Voth，H.J.，“State Capacity and Military Conflict”，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15，82（4）：1409-1448.

Giffen，R.，The Growth of Capital，London：G.Bell，1889.

Goldsmith，R.W.，Comparative National Balance Sheets：A Study of Twenty Countries，1688—1979，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5.

Goldsmith，R.W.，The National Balance Sheet of the United States，1953—1980，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

Greif，A.，“Contract Enforceability and Economic Institutions in Early Trade：The Maghribi Traders' Coali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3，83（3）：525-548.

Greif，A.，“Institut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Lessons from 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2，82（2）：128-133.

Greif，A.，“Reputation and Coalitions in Medieval Trade：Evidence on the Maghribi Traders”，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1989，49（4）：857.

Greif，A.，Tabellini，G.，“The Clan and the Corporation：Sustaining Cooperation in China and Europe”，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17，45（1）：1-35.

Greif，A.，Tabellini，G.，“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Bifurcation：China and Europe Compared”，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0，100（2）：135- 140.

Gu，Y.，Kung，J.K.，“Malthus Goes to China：The Effect of‘Positive Checks’on Grain Market Development，1736—1910”，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2021：1-36.

Guiso，L.，Sapienza，P.，Zingales，L.，“Does Culture Affect Economic Outcome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06，20（2）：23-48.

Guiso，L.，Sapienza，P.，Zingales，L.，“People's Opium？Religion and Economic Attitudes”，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03，50（1）：225-282.

Handbook of Income Distribution，Elsevier，2014.

Hansen，G.D.，Prescott，E.C.，“Malthus to Solow”，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2，92（4）：1205-1217.

Hao，Y.，Liu，K.Z.，“Taxation，Fiscal Capacity，and Credible Commitment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the Effects of the Formalization and Centralization of Informal Surtaxes”，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2020，73（4）：914-939.

Hao，Y.，Liu，K.Z.，Weng，X.，et al.，“The Making of Bad Gentry：The Abolition of Keju，Local Governance and Anti-elite Protests，1902—1911”，Working Paper，2019.

Hazelton，K.，“Patrilin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ized Lineages：the Wu of Hsiu-ning City，Hui-chou，to 1528”，Kinship Organiz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1986：137-69.

Homer，S.，Sylla，R.E.，A History of Interest Rates，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96.

Howitt，P.，Aghion，P.，“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Innovation as Complementary Factors in Long-run Growth”，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1998，3（2）：111-130.

Hu，S.，“Survival of the Confucians：Social Status and Fertility in China，1400—1900”，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LSE Library，2020.

Huang，P.，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Keister，L.A.，“Conservative Protestants and Wealth：How Religion Perpetuates Asset Povert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2008，113（5）：1237-1271.

Keller，W.，Santiago，J.A.，Shiue，C.H.，“China's Domestic Trade During the Treaty-Port Era”，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2017，63：26-43.

Keller，W.，Shiue，C.H.，“China's Foreign Trade and Investment，1800—1950”，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2020.

Keller，W.，Shiue，C.H.，Wang，X.，“Capital Markets in China and Britain，1770—1860：Evidence from Grain Prices”，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Applied Economics，2021，13（3）：31-64.

Ko，C.Y.，Koyama，M.，Sng，T.H.，“Unified China and Divided Europe”，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2018，59（1）：285-327.

Krueger，R.，“Comparative National Balance Sheets：A Study of Twenty Countries，1688—1978 by Raymond W.Goldsmith”，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6，94（6）：1341-1343.

Kumar，R.，The Evolution of Wealth-income Ratios in India 1860—2012，Available at SSRN 3111846，2019.

Kuran，T.，The Long Divergence：How Islamic Law Held Back the Middle East，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2.

Landes，D.S.，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Why Some Are So Rich and Some So Poor，WW Norton & Company，1999.

Laslett，P.，The World We Have Lost：Further Explored，Routledge，2002.

Lee，J.，Feng，W.，“Malthusian Models and Chinese Realities：The Chinese Demographic System 1700—2000”，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1999，25（1）：33-65.

Lee，J.Z.，Campbell C D.Fate and Fortune in Rural China：Social Organization and Population Behavior in Liaoning 1774—1873，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Leigh，A.，“How Closely Do Top Income Shares Track Other Measures of Inequality？”，The Economic Journal，2007，117（524）：F619-F633.

Li，B.，Van Zanden，J.L.，“Before the Great Divergence？Comparing the Yangzi Delta and the Netherland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2012，72（4）：956-989.

Liang，R.，Wang，X.，Yamauchi，F.，“Cotton Revolution and Widow Chastity in Ming and Qing China”，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2021，103（1）：232-252.

Lindert，P.H.，“Unequal English Wealth Since 1670”，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6，94（6）：1127-1162.

Lipsey，R.G.，Lancaster，K.，“The General Theory of Second Best”，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56，24（1）：11-32.

Liu，T.，Yeh，K.，Economy of the Chinese Mainlan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5.

Lufrano，R.J.，Honorable Merchants：Commerce and self-cultiv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7.

Ma，D.，“Growth，Institutions and Knowledge：a Review and Reflection on the Historiography of 18th-20th Century China”，Austral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2004，44（3）：259-277.

Ma，D.，Rubin，J.，“The Paradox of Power：Principal-agent Problems and Administrative Capacity in Imperial China（and other absolutist regimes）”，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19，47（2）：277-294.

Ma，D.，“State Capacity and Great Divergence，the Case of Qing China（1644—1911）”，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2013，54（5-6）：484-499.

Madsen，J.B.，“Wealth and Inequality over Eight Centuries of British Capitalism”，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19，138：246-260.

McCloskey，D.N.，Bourgeois Dignity：Why Economics can't Explain the Modern World，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0.

McLaughlin，E.，Hanley，N.，Greasley，D.，et al.，“Historical Wealth Accounts for Britain：Progress and Puzzles in Measuring the Sustainability of Economic Growth”，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2014，30（1）：44-69.

Meadows，D.H.，Meadows，D.L.，Randers，J.，Behrens，W.W.（1972），The Limits to Growth：A Report for the Club of Rome's Project on the Predicament of Mankind，New York：Earth Island，Universe Book，1974.

Mihalyi，P.，Szelényi，I.，“Wealth and Capital：a Critique of Piketty's Conceptualisation of Return on Capital”，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2017，41（4）：1237-1247.

Mokyr，J.，The Enlightened Economy：an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1700—1850，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2009.

Morse，H.B.，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Oxford：Clarendon Press，1962.

Naughton，B.，“Is China Socialist？”，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17，31（1）：3-24.

North，D.C.，Institutions and Credible Commitment，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JITE），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1993：11-23.

North，D.C.，Wallis，J.J.，Weingast，B.R.，Violence and Social orders：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Interpreting Recorded Human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North，D.C.，Weingast，B.R.，“Constitutions and Commitment：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Governing Public Choi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1989，49（4）：803-832.

Nunn，N.，“Historical Development”，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2014，2：347-402.

Nunn，N.，“The Importance of History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Annu.Rev.Econ .，2009，1（1）：65-92.

Gráda，C.，“Did Science Caus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16，54（1）：224-39.

Pamuk，S.，“The Black Death and the Origins of the ‘Great Divergence’ across Europe，1300—1600”，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2007，11（3）：289-317.

Piketty，T.，Postel-Vinay，G.，Rosenthal，J.L.，“Wealth Concentration in a Developing Economy：Paris and France，1807—1994”，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6，96（1）：236-256.

Piketty，T.，Saez，E.，“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1913—1998”，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3，118（1）：1-41.

Piketty，T.，Yang，L.，Zucman，G.，“Capital Accumulation，Private Property，and Rising Inequality in China，1978—2015”，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9，109（7）：2469-2496.

Piketty，T.，Zucman，G.，“Capital is Back：Wealth-Income Ratios in Rich Countries 1700—2010”，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14，129（3）：1255-1310.

Pomeranz，K.，The Great Divergence：Europe，China，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

Porta，R.L.，Lopez-de-Silanes，F.，Shleifer，A.，et al.，“Law and financ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8，106（6）：1113-1155.

Qian，Y.，“The process of China's market transition（1978—1998）：The Evolutionary，Historical，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2000：151-171.

Raff，D.，Wachter，S.，Yan，S.，“Real Estate Prices in Beijing，1644 to 1840”，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2013，50（3）：368-386.

Rawski，E.，The Ma Landlords of Yang-chia-kou in Late Ch'ing and Republican China，Kinship Organization in Late Imperial，1986：245-73.

Remer，C.F.，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Tapei：Cheng-Wen Publishing Co.，1967

Roine，J.，Vlachos，J.，Waldenström，D.，“The Long-run Determinants of Inequality：What can We Learn from Top Income Data？”，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9，93（7-8）：974-988.

Roine，J.，Waldenström，D.，“Long-run Trend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Wealth”，Handbook of Income Distribution，2015，2：469-592.

Rosenthal，J.L.，Wong，R.B.，Before and Beyond Divergenc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

Samuleson，P.，Economics，McGraw-Hill，1958.

Sen，A.K.，“An Aspect of Indian Agriculture”，Economic Weekly，1962，14（4-6）：243-246.

Shiue，C.H.，“Human Capital and Fertility in Chinese Clans before Modern Growth”，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2017，22（4）：351-396.

Shiue，C.H.，Keller，W.，“Markets in China and Europe on the Eve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7，97（4）：1189-1216.

Shiue，C.H.，“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amine Relief in China，1740—1820”，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2005，36（1）：33-55.

Slack，P.，Measuring the National Wealth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2004，57（4）：607-635.

Sng，T.H.，Moriguchi，C.，“Asia's Little Divergence：State Capacity in China and Japan before 1850”，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2014，19（4）：439-470.

Sng，T.H.，“Size and Dynastic Decline：The Principal-agent Problem in late Imperial China”，1700—1850，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2014，54：107-127.

Solow，R.，“Thomas Piketty is Right.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About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Republic，2014（5）：50-55.

Spring，E.，Law，Land，and Family：Aristocratic Inheritance in England 1300 to 1800，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7.

Sussman，N.，Yafeh，Y.，“Institutions，Reforms，and Country Risk：Lessons from Japanese Government Debt in the Meiji Era”，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2000，60（2）：442-467.

Tabellini，G.，“The Scope of Cooperation：Values and Incentives”，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8，123（3）：905-950.

Thomas，R.，Dimsdale，N.，A millennium of UK data，Bank of England OBRA Dataset，2017.

Tilly，C.，Coercion，Capital，and European states，AD 990—1990，Collective Violence，Contentious Politics，and Social Change.Routledge，2017：140-154.

Tilly，C.，“States and Nationalism in Europe 1492—1992”，Theory and Society，1994：131-146.

Tilly，C.，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5.

Von Glahn R.，Fountain of fortun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

Vries，P.，Public finance in China and Britain in 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Department of Economic History，2012.

Waldenström，D.，“The National Wealth of Sweden，1810—2014”，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2016，64（1）：36-54.

Waldenström，D.，Wealth and History：An Update，CESifo，2021.

Wang，A.X.，“The Idealised Lives of Women：Visions of Beauty in Chinese Popular Prints of the Qing Dynasty”，Arts Asiatiques，2018，73：61-80.

Wang，Y.C.，Secular Trends of Rice Pric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1638—1935，Chinese History in Economic Perspective，edited by TG Rawski and Lillian M.Li.1992.

Weil，D.N.，“Capital and Wealth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5，105（5）：34-37.

Wong，R.B.，China Transformed：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7.

Zelin，M.，The Magistrate's Tael：Rationalizing Fiscal Reform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g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

Zelin，M.，The Merchants of Zigong：Industrial Entrepreneurship in Early Modern Chin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