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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儒整理唐代文献研究

Qing dynasty literature study of tang dynasty

ISBN:978-7-5161-1563-3

出版日期:2013-04

页数:301

字数:314.0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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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二强学术史的研究,对于学术本身具有“鉴古知今”的作用,因而始终是治学者极为关注的领域。20世纪初以来,学者们借鉴西方学术理念和方法,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而近年这一方面的研究则更趋于精细。鉴于唐代在中国古代史上具有的地位及影响,唐史研究久为学人所关注,20世纪前半叶以来大家名家辈出,成果丰硕。治学需要熟悉研究状况,这一点作为治学的入门标准今已为人熟知。21世纪初,国内外唐史学界众多学者联手推出《二十世纪唐研究》,对上一个百年这一领域取得的成就,做了较为系统的汇集、梳理和总结。学术研究必有其传统和继承,绝无可能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对于百年之前有清一代学者奠立的基础,似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除王鸣盛、钱大昕、赵翼等所谓“考史三家”及徐松的考史补史所得之外,其他则少有关注。试举一例:当年师从先师黄永年先生求学时,一位师兄发表了一篇考证唐代支度使不同于度支使的文章,先生即指出其实这一问题清人早已注意,只是今人不甚了然罢了。不可否认,当今国际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各种文献数据库的建立,电脑网络检索确实为今人了解前人成果提供了极大便利,然而这一手段尚无从替代认真深入的学术史研究。2003年王雪玲君随我读博士学位,因她硕士学位论文为阮元学术成就的考察,且素有志于清代学术,因此很快与她商定博士论文选题范围为清人的唐史贡献。清代为汉学昌明光大时期,乾嘉考据学无疑是其时学术的最高境界。如众所知,清代之前的文献之学以传世文献古籍为主体,辅以金石,而甲骨、简册、出土文书、官私档案等则远至清季方才面世为人所知所重。考据学根基于传统文献,二者密不可分,因此清儒的考证学问实则庶几同于文献之学。清人提出学问为义理、考证、辞章三位一体,近人钱穆以现代学科分类将之对应为哲学、历史、文学,这一比附是否恰当另当别论,然而史学之谨严求实与考据学的宗旨一脉相通。出于以上缘由,加之学科专业本即为文献学,雪玲君学位论文题目几经调整,最终确定为《清儒整理唐代文献考述——兼论清代的唐史研究及成就》。文献学本身包罗即广博,而学术史研究又头绪纷繁,措手相当不易,由此决定了这一题目具有相当的难度和很大的挑战性。考虑到雪玲属在职学习,工作较忙,当时还有繁重的家务负担,我向她提出,不必求大求全面面俱到,需要有问题意识,务必要在前人较少涉及或研究不够的若干方面取得一定进展和新的认识。照此思路,其学位论文近于专题研究性质。2007年顺利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并获得答辩委员会很高评价,亦有论文评审人认为是近年来相关领域难得一见的优秀论文。五年来雪玲君遵照专家的建议及修改意见,在原有基础上认真淬炼,精心磨砺,反复修改,终于完成了这部书稿。平心而论,在原作基础上确实有了显著提升和完善。我以为,此著不仅属于这一选题的开创之作,且又具有自身鲜明特色,以乾嘉学派为代表的清儒对唐代的关注,大体未出文献整理考治的范式,诚如作者所言,“考据学是清代学术的主流,在乾嘉考据学风的影响下,清儒用考据家的眼光审视中国古代盛世唐朝的历史,将目光定格在唐代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上,对唐代文献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整理与研究”。因此使用文献学的基本思路及方法,可见作者之学术眼界,无疑是一个十分适宜而合理的选择。今之文献学依现行学科门类,分为历史文献学和古典文献学,然则诚如黄永年先生及诸多时贤所论,这一划分其实是人为的,并没有多少道理,文献学原本既无必要也根本无从区分文与史。循此判断,作者的研究在相当宽泛的范围内展开。从体例内容上清人文献整理研究的集大成钜制《四库全书》及其《总目》得到了突出关注;而如清代史家付出极大心血的两《唐书》的勘校、疏理,金石学的复兴及成就,文士所乐道的有唐一代诗文总汇《全唐诗》、《全唐文》及多种唐人别集的编辑笺注也得到了应有的缕析;至于清儒整理唐代文献究治唐史成就最大者徐松,则立为个案辟为专章深入陈论。这种在文献学视野下的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考察,得以比较全面地展示出清人在这一方面的学术成就与贡献。如前所述,清儒对于唐代的关注究治,一般集中在文献领域内,而文献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仍须依循前人的考据路径。作者相当纯熟地掌握了这一手段,从《四库全书》的编纂与唐代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两《唐书》的整理与研究、唐代金石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唐代文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徐松与唐代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五个主体部分,尤其是对钱、王、赵所谓“考史三家”考治两《唐书》异同及得失短长、金石证史与唐史考补、唐人别集的整理与笺注及徐松《唐两京城坊考》、《登科记考》等章节的审视辨析,无不突出地显现出这种缜密精细强调实证的研究特点。由于学科的属性,文献之学本身就是材料征实的学问。在相关材料的搜集梳理上,作者花费了大量心血,下足了功夫,虽然尚难以断言相关材料庶几穷尽,但就论题而言可称已然相当翔实。基于相当充盈的文献依据,加之客观谨严的治学态度,认真求实的研究方法,我认为其结论可圈可点,除见于各章节就具体内容的评判外,在“清儒整理唐代文献的成就、特点与局限”一章复予以系统总结,其立论坚实,诸多论点可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读者阅而可知,自毋庸赘言。雪玲君禀性沉静,潜心治学,不近功利,不媚时俗,以十年磨一剑的态度究治此题目,在时下实为难得,是书的出版应是一份较为完满的答卷。以其对待学术锲而不舍的精神,我深信她必有新的成果不断问世。是为序。201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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