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第三节 兴学读经以育人
教育能够给予人正确的引导,方便人们站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升自我。教育与学习制度相互配合、一体两面。修身的制度化不只存在于微观学习中,还可以通过国家、郡县或村社等,它们为人们修身活动提供土壤与支撑,这包括精深的经典与知识、专业的老师、固定的场所以及学子们的晋升通道。
教育的制度化贵在建立一套惯常的、行之有效的制度举措。因此,清楚教育的制度化,必须了解汉代设置了哪些重要的教育机构及其运作方式,这些机构教授怎样的知识,需要怎样的师资,老师又是如何开展教育的;从中央到地方是否有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基层与社会的教育又是怎样的,以及有哪些特殊的教育手段;学子被要求“立身行道”,那么他们学成之后会去参与怎样的工作,教育制度如何为这些学子提供晋升渠道。
汉代十分重视文教,鼓励各种教育活动的开展。汉代的这些教育制度成为后世的基础,从中可以看到群学对教育行为的要求,以及教育制度的延续性。汉代的太学与鸿都门学是重要的官方教育机构,从中央到乡里,官学与私学都得到系统发展,教化百姓也是循吏的重要职责之一。
(高和荣)
一 太学育才
太学育才最早起源于周朝,后至秦汉时期其制度化愈加完善。秦汉时期,多代君主和儒士的共同努力,他们兴太学修学舍,建立博士弟子生员制度,沿用并创新博士官制度,统一教化内容和考试考核方式,让太学能够充分吸纳“民间”人士,让博士能够发挥教化功能,为天下治理培育了众多人才。
(一)太学育才的渊源与含义
太学育才早在先秦时期已然存在,当时的大学与秦汉时期的太学有着较强的联系。在《礼记·王制》有天子推行教化然后成立学校,“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痈,诸侯曰宫”[1]。那时大学通过宴请“三老五更”教授“诸侯”,使其懂得“弟”,也就是敬长。[2]在《新书·保博》中就有明确提出“帝入太学,承师问道……此殷周之所以长有道也”[3],说明当时的大学和太学可能是有相似的作用。另外,在班固《白虎通·辟雍》中也说:“《王制》曰: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太学在郊”[4],而其所教授的对象为“天子、太子、群后之太子、公卿大夫之元士嫡子”[5]。可见在西周时期的“太学”主要教导家庭礼仪规范,其教化的对象为“胄子”[6],教学的场所多在“辟痈”和“宫”,当时教育的目的是“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7]等。在春秋战国时期,“学在官学”逐渐式微,私学教育逐渐发展,与官学一同成为当时培养人才的重要工具,至秦朝,采取了“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教育政策,主推官吏教化的措施,当时即使有博士等富有教育功能的官员出现,但是其教化功能并不凸显。
在西汉初期继承了秦朝循吏教化思想的同时,也有学者主张推行“太学”的官方教育,如汉文帝时期,贾山以皇帝同一阶层的教化对象提出“愿少衰射猎,以夏岁二月,定明堂,造太学,修先王之道”[8],而其他阶层的如平民等则是可以通过私学进行教化。在此之后贾谊、晁错也曾提及“太学育才”思想,但他们的育才对象同贾山类似,为君主、太子等。直至董仲舒出现,他认为太学育才的对象应扩充至“天下之士”[9],太学建立的重要目的是“养天下之士”,其建议被汉武帝听取,后由公孙弘等人制定具体措施进行执行。这一转变主要是基于贤才治国是每个时期国家治理中重要组成部分,汉武帝时期也想要求贤才来治理国家,但当时统治和治理国家的人才较为缺乏,因此培养贤才俊秀就成为一个治国理政的重要路径;在汉高祖至汉武帝时期,儒生处世的原则、方式和效果让君主们逐渐认识到儒学对于国家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如高祖时,叔孙通带领儒生制定礼仪[10];在汉武帝时,“议欲放古巡狩封禅之事”,多次讨论未定,儒生倪宽就建议“总百官之职,各称事宜而为之节文。唯圣主所由,制定其当,非群臣之所能列”,最后汉武帝“自制仪,采儒术以文焉”;[11]经历了汉初的事业未平,百姓贫困而常有饥荒,至文景之治,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期,国家经济水平相对提高,这为兴办教育,尤其是太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另外,前期的地方官学的发展,如景帝时期,文翁兴学效果卓著,也为后来的兴太学、置学官提供了实践的基础。王莽执政时期也曾大幅扩展校舍,如“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12],在东汉时期,学子和学舍的规模皆有扩大,同时光武帝恢复“十四博士”,由“太常差次总领焉”[13],明帝更是“亲御讲堂,命皇太子、诸王说经”[14]。
(二)太学育才的制度化实践
一是诏令置太学,培养人才。太学设置在秦汉时期主要依靠于臣下的建议,君主制定设立政策而来。在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建议汉武帝“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15],也就是说兴建太学,招募师资培育天下士人,并经常考核他们,让他们发挥才能,那么好的人才就可以拥有了。武帝采纳其意见,但未及时下诏,但班固也在《汉书》中赞其“兴太学”,汉宣帝也曾下诏感怀武帝的“躬履仁义,选明将……建太学,修郊祀,定正朔,协音律”[16]。汉成帝则下诏说明了太学具有传递先王基业、教化天下百姓的重要作用,即“古之立太学,将以传先王之业,流化于天下也”[17]。后汉孝顺帝在“秋九月辛巳,缮起太学”[18]。秦汉时期的部分君主因求人才、教化百姓等原因,下诏令兴办太学,这为太学育才的形成与完善奠定了官方认可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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