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南宋类书编纂者的新变化

章节信息

作者：

所属图书：《宋史研究论丛．第三十六辑》

出版日期：2024-03

字数： 11244

所属分类：

关键词：

换肤

字号

小中大

“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当前显示为试读部分，购买后可阅读全文×

试论南宋类书编纂者的新变化

摘要：与北宋相比，南宋类书多系私人编撰，编纂者中不仅涌现出理学家及其崇尚者、书坊主，还有受明显地域影响的编纂者。这些类书编纂群体中所出现的新变化，主要缘于理学家的思想传播与理学官学化，刊刻业发展与书贾射利，“科举热”与区域文化发达等。正因有众多编纂者合力推动，不仅产生南宋类书编传过程中的“名人效应”，而且促使理学下移与知识社会化等现象。由此可知，类书编纂者与南宋社会文化间形成密切的互动关系。

宋代是类书编纂的大发展时期，宋初官修四大类书是类书发展史上值得浓墨重彩的一笔。与北宋相比，南宋官方退出类书编撰行列，然而随着官方对科举取士的高度重视，浙、闽等地刊刻业空前发展以及科举士子等对类书喜好等，官僚士人成为类书编撰主力军。对此，已有学者对一些重要类书及其作者做了探究，更有学者尝试运用新的理论与方法来探讨类书文本与南宋社会文化间的密切关系，但这些研究仍未涉及南宋类书编纂者的新变化，也未进而论及编纂者与当时社会文化间的互动关系等。^[1]因此，笔者拟对南宋类书编纂者的新变化、主要成因以及社会文化效应进行分析，以期提升对南宋类书及其整体编纂状况的认识，并进而加深对南宋科举、刊刻业发展等社会文化状况的理解。

一类书编纂者构成新变化的突出表现

在南宋类书编纂中，随着科举迅猛发展与士人喜好编纂类书等因素影响，类书编纂者群体不断扩大，其中不仅包含离开朝堂的博学之士，也包含待阙官员，还包含大量未入仕的有识之士等。又随着理学地位抬升、教育文化事业发展以及民间印刷业的兴盛，不少特殊身份的编纂者纷纷投身类书编撰行列。据目前不完全统计，南宋类书成书至少七八十种，现存亦有三十余部。^[2]现对编纂者加以分析，并由此窥知它在构成方面的新变化。

首先，类书编纂者中涌现出不少理学家及其崇尚者。如著名理学家吕祖谦，系婺州金华人，属名门“东莱吕氏”之后。孝宗隆兴元年（1163），吕氏进士及第后又考中博学宏词科，随后出任南外敦宗院宗学教授。^[3]至乾道二年（1166），他因为母守丧而归婺州。^[4]次年居明招山，以教授学子为业。^[5]后二年，先以太学博士待阙，后补严州州学教授。^[6]至乾道六年（1170），任太学博士，兼任国史院编修、实录院检讨。^[7]吕氏以上丰富的科举、讲学及其仕宦经历，促使其编有《历代制度详说》^[8]。从该书门类看，在所分十三门中，他将“科目”“学校”与“考课”门明显置前。又经清四库馆臣考证可知，该书本系为家塾子弟备科举策论而作^[9]。由此可知，吕祖谦主动参与类书编修，具有向科举士子群体传播知识的社会性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