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隶书《布衾铭》石刻渊源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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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宋史研究论丛．第三十六辑》

出版日期：202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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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隶书《布衾铭》石刻渊源考论

摘要：国图藏司马光《布衾铭》石刻拓片，来自夏县司马温公祠墙壁间的隶书石刻。夏县石刻与仅存拓片的老君洞隶书《布衾铭》摩崖石刻年代相距约六十年，但都是根据司马光的纸本隶书作品摹勒而成，然而纸本并不是这一文本的最初形态。《布衾铭》一文最初由范纯仁创作，司马光以隶书将其书写在范镇所赠的布衾上。这幅作品于是成为彼时他与范镇、范纯仁交游的见证，也成为其高尚品德的象征。布衾消失之后，司马光生前复制在纸上的《布衾铭》在其身后流传下来，成为供苏轼、赵瞻、张耒等人欣赏、题咏的对象。纸本消失后，这幅作品最终以不同于历史事实的形象进入了普通士人的知识世界。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收录了一通山西夏县司马温公祠墙壁间镶嵌的司马光隶书《布衾铭》石刻拓片。按其题记，这通石刻由司马光之侄司马富摹勒于元祐三年（1088）。^[1]无独有偶，《柳州石刻集》著录了一通融水老君洞石刻，系司马光曾孙司马备摹勒，内容也是司马光隶书《布衾铭》，其原石已毁，今存拓片。^[2]又老君洞现存司马光隶书《家人卦》石刻，系司马备摹勒于绍兴十九年（1149），那么老君洞的司马光隶书《布衾铭》应当也系绍兴十九年前后上石。根据两处石刻的识语，司马富与司马备在刻石时，都是根据司马光留下的纸本《布衾铭》。司马光隶书的纸本《布衾铭》今已不存，但从两处石刻来看，这一纸本至少在元祐三年至绍兴十九年近一个甲子的时间里在司马光后代中流传，并被两度施于金石。但是，根据现存史料可知，司马光的这一隶书作品最开始并未书于纸上，而是由司马光先在好友范镇所赠送的布衾上书写，纸本只是其副本。在现存文献中，保留了元祐至绍兴时期许多人在这一纸本之后的题跋，证明这一纸本在当时广为流传，并被多人观赏题咏。

宋代书法作品近年来被视为宋史研究的新材料。对书法作品的历史学研究，多聚焦于与朝廷政事密切相关的告身、手诏等政务文书。^[3]司马光存世的书法作品不多，赵凝的《司马光书法散论》在整理司马光存世书迹的基础上分析了司马光善于隶书的原因，但他并没有在文中提到上文的两处《布衾铭》石刻。^[4]近年来出现了许多对宋人书帖的个案研究，而对司马光书法作品的个案研究，目前仅有马跃明对杭州南屏山司马光隶书《家人卦》的考订。文章整理了司马光现存的书法作品，将其分为四类九种，但其中也没有包含山西与广西的两处司马光隶书《布衾铭》石刻。^[5]本文即试图填补这一空白。程章灿在关注石刻或书法作品时，也注意到了诸如石刻、拓本、典籍等不同的文本物质载体对读者阅读体验的影响以及作品在流传过程中文本的“生长”。^[6]而司马光的隶书《布衾铭》，就经历了布衾、纸本与石刻三种不同的物质载体，其纸本亦有因诸人题咏而“生长”的过程。本文的写作深受其启发。张然在对苏轼《天际乌云帖》的题咏研究中指出，元代文人虞集、柯九思、张雨、倪瓒等人在苏轼书法后的题跋实际上构成了有一个相对独立于苏轼书法的文本。^[7]这一个案研究也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