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作为一种新文类的田园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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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人文新视野.第23辑》

出版日期：2024-12

字数： 17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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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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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与作为一种新文类的田园小说

【摘要】以西方田园牧歌文学为参照，可以看出沈从文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小说创作逐渐发展出类型化的特征，使本土田园小说具有了文类生成的可能。沈从文的田园小说虽受西方影响，但更受中国特定历史情境的感召，基于上海租界的否定性经验，在回望苗疆文化遗存之际，作家融合民俗学视野，想象性建构了湘西的神话时代和一套文明的理想范型，在重新定义乡村的同时，也将城市表征为这一理想的对立面，田园小说在此获得关键的结构性要素，使《边城》发展为一种成熟的小说文类。作为一部田园挽歌，《边城》以湘西田园召唤民族童真时代的理想范型，从文明演化的层面上书写田园失落之主题：田园失落不仅是西方现代性进逼的必然，更是内源性的，即中华文明不断趋于理性化的结果。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通常被指认为最具代表性的浪漫主义作家，这主要得益于他对自然和田园的书写，其作品也被研究者反复界定为“田园的”“田园诗”“牧歌式的”或“牧歌情调的”，等等。值得追问的是，我们在何种意义上理解“田园”“牧歌”或“田园牧歌”？这是否超越题材和美学风格的层面，而指向一种乡土文学新文类的可能？杨义提出这样的观点，“从乡土题材蒸馏出田园小说的灵感，起始于废名，大成于沈从文”^[1]，显然是将田园小说视为一个特别的样式，将之列在乡土小说的名目之下。很多时候，学界是将他们的作品作为一个文类或类型加以探讨的，只是大多数时候并未加以清晰的文类界说，或者显得语焉不详。研究者有的立足中国自身文化传统，将之与古典文学中的田园诗联系在一起，但更多学者注意到现代田园小说的西方渊源，认识到废名和沈从文等人的写作与西方田园牧歌传统的联系。

早在1935年，刘西渭曾做出这样一段评议：“《边城》便是这样一部idyllic杰作。这里一切谐和，光与形的适度配置，什么样人生活在什么样空气里，一件艺术作品，正要人看不出艺术的……在现代大都市病了的男女，我保险这是一服可口的良药。”^[2]他不仅用了“idyllic”（田园诗的）这个与“田园牧歌”（pastoral）关系密切的词语，更直接点出西方田园牧歌文学内含的乡村与城市对立的格局。本文意欲结合西方田园牧歌传统，反观沈从文1920—1930年以田园和乡土为中心的小说创作，从文类生成的角度考察其结构特征与主题意蕴，并探索这类作品对于本土田园小说文类生成的意义。以西方田园牧歌为参照，可以对田园小说做出这样一个类型化的界定：以田园乡土为主要场景，隐含乡村与城市对立的总体格局，可以是诗意的，也可能包含牧歌或挽歌元素，亦即西方文学传统中“pastoral”一词的基本内涵。需要细究的是，沈从文的创作如何推动田园小说的文类化生成？在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历史语境下，作为文类的田园小说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特征与主题意蕴？

一西方田园牧歌与作为一种新文类的田园小说

在西方文学史上，田园牧歌是一种高度程式化、包含特定母题的文学传统，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它更接近一种类型化的文学模式，而非某种特定的文类或体裁，其源头可回溯到古希腊忒奥克里托斯的《牧歌集》。田园牧歌文学鼎盛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至18世纪走向没落，但并未成为一种僵死的传统，而是持续激发后世作家的想象力，回应历史变迁，尤其是日益推进的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正如凯瑟琳·利特尔所言，“自18和19世纪以来，作家们意识到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使得农耕生活逐渐消失，他们运用田园牧歌来表达对失落的伤感。田园牧歌由此成为一种思考、回应和甚至遮掩英格兰与美国所面临的社会经济及环境变化的模式，或者，想象其他文化失落感的模式”^[3]。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吉福德将“任何描写乡村、并或明或暗将之与城市对比的文学”指认为田园文学。^[4]

20世纪20年代，西方田园牧歌已经被引介到中国，周作人对这一文学传统在中国的接受与播散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学过希腊语，对希腊文化情有独钟，从现有资料看，是最早翻译忒奥克里托斯牧歌的文化人。周作人对田园牧歌概念、传统流变及相关作家的介绍主要集中在他所编写的《欧洲文学史》和《近代欧洲文学史》以及撰写的一些短篇文章及译作序文中。^[5]1910年，周作人将匈牙利作家约卡伊·莫尔（Jókai Mór，周氏译作育珂摩耳）1893年所著的田园牧歌小说译为中文，并为之撰写《〈黄华〉序说》，《黄华》即《黄蔷薇》，在译序中，他对牧歌从词源上做了释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