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评析

1991年年底苏联发生剧变以来，我国对苏联剧变原因的研究日益深入，出版了不少论著。但随着这一问题研究的深化就发现，对勃列日涅夫时期与苏联兴亡关系的研究，远不如像研究斯大林、赫鲁晓夫与戈尔巴乔夫时期那么重视和深入，似乎这个时期与苏联社会主义兴亡关系不是很密切。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长期以来，勃列日涅夫时期给人们的表象是稳定。一些人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改革是苏联历史上最为稳妥的改革。而人们没有看到，这种稳定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相当一个时期里意味着停滞。勃列日涅夫提出“稳定”的口号，实际上是静止不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也就忽略了这种稳定所掩盖的在当时苏联社会正在日益发展着的种种矛盾。从而，人们在研究苏联社会主义兴亡问题时，忽略了这一时期的重要性。之所以产生这种稳定的表象，与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在苏联国内并没有发生历史性的重大事件有关，这个时期像一部平淡的历史剧，形不成高潮，不像斯大林时期那样，重大事件一个接一个，高潮迭起：从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超高速工业化、农业全盘集体化，伴随党内激烈的斗争而来的大清洗……一直到高度集权的斯大林体制模式的形成与发展，无不一一成为研究苏联社会主义兴亡的重要问题。也没有像赫鲁晓夫执政时期那样发生过在苏共二十大作震撼世界的反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进行过1957年的工业与建筑业的大改组，展开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大讨论，他又是苏联历史上第一个改革者，还提出超美口号和埋葬资本主义的豪言壮语……至于戈尔巴乔夫时期，由于苏联的剧变发生在他执政的年代，也就很自然地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对他提出的改革新思维，“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1]等观点，这些都成为学术界研究苏联社会主义兴亡问题的热点与争论的热门话题。其次，1991年年底苏联剧变后，人们研究的重点自然放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什么消亡了，要着力探索消亡的深层原因。但在某个时期某些人更多看到的是，勃列日涅夫是兴盛的标志，这主要指的是：从20世纪60年代下半期苏联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到了70年代初苏联战略核武器达到与美国持平衡的水平，苏联已成为一个能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与美国争霸，真是不可一世。从经济实力来看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所以，在有些人看来，勃列日涅夫执政年代是“苏联综合国力最强大的鼎盛时期”。既然是“最强大的鼎盛时期”，那么在研究苏联衰亡问题时就容易忽略这个时期。也正是由于这个因素，在苏联剧变后，当作为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国际地位大大下降的情况下，有着大国情结与强烈民族主义的俄罗斯人，对苏联历史上在建立强国地位有着重要作用的领袖总有着怀念之情，这就是为什么勃列日涅夫在当今俄罗斯人中间保持较好的声誉。据2006年俄罗斯权威民意调查机构——列瓦达中心的民意调查显示，一半人认为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历史上是个正面的角色。但是，在学术界特别是历史学家看来，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是苏联最后走向垮台的罪魁祸首，面对这种巨大的反差，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必须对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进行深入研究，分析这一时期稳定背后的真相，为稳定付出了什么代价，这种稳定是怎样一步一步地转向停滞，最后成为走近衰亡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的。以上这些问题的研究与总结其教训，不仅对正在努力重新崛起与实现现代化的俄罗斯来说，具有现实意义，对正在深化改革的中国来说也是十分值得研究的问题。

本研究着重针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体制改革停滞不前的原因与后果。

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对经济体制改革了18年。这一时期的经济改革，可以说是一次较为系统和涉及面较广的改革。改革的准备工作要比赫鲁晓夫时期做得充分。在改革的头几年，不论在农业还是工业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总的来说，改革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也没有实现改革的总目标，即改革后形成的体制模式，仍然是效率低、浪费大、过度集中的一种体制。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从总体情况来说，处于一种停滞状态。如果说，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是在“条条”与“块块”之间兜圈子，那么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改革，则是在增加几个还是减少几个指令性指标之间扭来扭去，改革始终迈不开大步。形成这种情况，有其十分复杂的原因。由于改革的停滞不前，产生了一系列十分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勃列日涅夫时期，一方面消耗苏联积存的种种潜力，另一方面又不断地产生种种社会经济疾病和积累大量的问题与矛盾，从而是使苏联走近衰亡的时期。从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的改革过程与出现的种种问题来看，确实它在很多方面再次向人们展示了斯大林—苏联模式所存在的带有制度性的弊病，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笔者在本文力图从较宽的视野来评析上面提到的一些问题。

一 设计的改革原则与目标未能实现

1965年勃列日涅夫推行新经济体制所设计的改革原则与目标，在贯彻执行一段时间后，逐步后退，以致最后未能实现。

（一）企业自主权问题未能取得实质性的解决

经过改革，企业自主权有了一定程度的扩大，但并未得到实际解决，企业的地位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据苏联调查，大多数经理认为，改革的主要问题是，企业权限太小，就是企业条例中规定的一些权限经常遭到上级机关的侵犯。这一直是苏联改革过程中存在的主要矛盾之一。苏联著名学者A.阿甘别基扬发表的一次调查报告中说：被调查的1064名大企业经理中，有80%的人认为，各级机关仍然像以前一样，侵犯企业权力，90%的经理认为，企业权力太小，今后必须从根本上扩大企业权力。^[2]列宁格勒工业重型机器研究所处长、在工业部门工作40年、最后任生产联合公司总经理的Γ.库拉金，在谈到实行新经济体制后企业实际上仍处在身不由己的地位时写道：目前经理们仍然“感到自己像一个突然面临一整排军官们指挥的士兵，而当其中一个军官下达‘前进’的命令时，另一个军官却高喊‘卧倒’！……”^[3]扩大企业自主权的问题得不到实际解决的主要原因有：第一，从计划制度来看，尽管减少了下达给企业的指令性指标，但一些主要指标仍由国家控制。再说，减少下达指令性指标的数量，这毕竟只是量的变化，并没有使计划制度发生质的变化。第二，改革以来，企业的法律地位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未得到解决，现在企业实际上仍面对几十个“婆婆”，各上级机关不时地发出各种指示或某些禁令，但对企业执行它们的种种指示所需要的资金和条件却不加过问，而且对执行它们的指示的后果也不负任何责任。苏联报刊发表不少文章，要求从法律上切实解决企业地位问题，制止各机关任意指挥企业的做法，并强烈要求每个企业只能有一个上级领导机关，其他单位都只能是平等的伙伴关系。第三，没有解决企业实现经营自主权的客观条件。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极大地限制了企业经营自主权和主动性。

（二）经济方法在领导经济中作用十分有限

之所以用经济方法来领导经济的设想未能实现，是因为经过18年的改革，并没有改变计划仍然按老一套行政指令方法进行。这样各种经济杠杆的作用往往被忽视。加上苏联长期存在的随意给企业下达指标的做法，就使计划难以符合市场需要等客观条件。苏联对经济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一般也是通过一些强制性的条例、法令等行政措施解决。由于这个原因，造成了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各种指示和规章数以千计，无数烦琐的规定简直难以使人弄清情况。在这样的条件下，经济方法在经济管理中的作用必然会受到很大限制。

（三）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利益仍处于矛盾状态

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经过改革，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利益关系有了一定改善，但在不少场合下，这三者之间仍然是矛盾的，并没有很好地协调起来。从企业和职工的关系来看，主要是通过物质刺激制度来促进劳动者个人的生产积极性。经济改革后，苏联虽然建立了名目繁多的奖金，奖金在职工工资中的比重从改革前1965年的8.7%，提高到改革后的16%左右，但奖金对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并没有起多大作用。这首先，由于长期以来没有真正解决奖金与企业的最终成果挂钩问题。其次，由于在奖金方面存在很多矛盾，而日益出现了平均主义的倾向，奖金慢慢成为固定的附加工资。另外，一些企业领导人，经常利用职权和非法手段捞取奖金。这些都使得奖金难以起到调整企业和职工的利益关系。从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来看，由于目前行政方法领导经济仍然盛行，这就往往造成行政领导不顾社会与企业之间存在的矛盾，强制企业违背自己的切身利益去从事行政领导认为社会需要的各种经济活动。其结果是，使企业活动在经济上的动机消失了，过多的是行政杠杆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