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魏晋以来的“禅让革命”及其思想背景
荆世战国秦汉是中国古代王朝体系的形成期,也是王朝统治合法性理论的奠基期。尧、舜禅让和商汤灭夏、武王伐纣等传说、记载,即在此期逐渐排除了杂音异说而趋于一致[1]。当时归纳王朝合法更替的基本模式有二,即要么如尧、舜禅让,要么如汤、武革命。而围绕两者利害和价值高低的讨论,则开启了这两种模式不断蜕变、合流的趋势。到汉代以来,“革命”的抗暴举义内涵愈遭忌惮而被不断抽弃淡化,“禅让”渐被视为政权得以和平过渡的最佳方式[2]。至魏、晋取仿、发展王莽所为,相继以禅让完成易代而仍称革命,遂使“禅让革命”作为一种新的易代模式确定了下来。
像这样,在革命备受质疑之时标榜革命,在王莽禅代身败名裂后再行禅让,其事本堪深思;把革命和禅让的内涵嫁接为一,更意味着对以往相关争论和思考的扬弃,标志着王朝统治合法性理论的发展。这都表明其为当时政治史和思想史的头等问题,却未受到近现代学界的应有关注,或仍循石勒鄙之为“欺人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3],或如罗贯中《三国演义》第一一九回讥其为“再受禅依样画葫芦”,要仍归此入权谋厚黑之术而厌弃不顾[4]。究其所以,盖因近代以来王朝失败、覆灭又阴魂不散,人们亟欲将其一切抛进“历史垃圾堆”之故。但否定历史并不等于历史的否定,对魏晋以来“禅让革命”模式的形成和演化,还是要放入当时的场景加以考察,才能揭示其历史内涵和相应的思想进程,理解古人在王朝存在、更替合法性前提上的思考,也才能准确认识由此形成的传统及其深远影响。[5]
一 革命易代及其与禅让的嫁接
汉、魏和魏、晋易代的基本特征,即号称革命而实则禅让,其所称革命已与汤、武抗暴举义放杀乱君的原型相去甚远,几乎已是易代的别称,具体则通过禅让来达成,故可名之为“禅让革命”。此后仿此而完成易代的王朝,包括了南朝的宋、齐、梁、陈及北朝后期的北齐、北周以及隋,至唐、五代仍绪余不绝,足见这一易代模式影响之大。
当时把禅让易代称为“革命”的例子,如《晋书》卷一三《天文志下》史传事验目客星妖星条:
恭帝元年正月戊戌,有星孛于太微西蕃,占曰:“革命之征。”其年,宋有天下。
同期这种被视为“革命之征”的天象还有不少,除可视为魏、晋易代舆论在晋、宋之际的重演外,也表明革命以指易代已是天占系统的惯用术语[6]。《弘明集》卷一一齐释僧岩《与刘刺史书》辞仕而云:
今既老矣,岂能有为?夫以耄耋之年,指麾成务,此自苍灵特授,假手天功,协佐龙飞之英,翼赞革命之主。今欲以东亩之农夫,西园之抒叟,侧景前光,参踪古烈,无异策驽足以均骅骝,系泽雉以双鸾鹤,斯之不伦,宁俟深察。
当时青州刺史刘善明欲举其秀才,僧岩作书坚拒,其中即称齐高帝为“革命之主”,是方外沙门对“革命”以指禅代的意涵亦甚熟稔。[7]
这类语例说明,经魏晋以来涵化以后,革命、禅让在指易代时其义大略重合,各界于此已普遍认同。表述更为明确的如《北齐书》卷四《文宣帝纪》载魏帝禅位策书曰:
时来运往,妫舜不暇以当阳;世革命改,伯禹不容于北面。况于寡薄,而可踟蹰?
又《庾开府集笺注》卷三《周五声调曲二十四首(燕射歌辞)·宫调曲五首》之二,所歌即北周禅魏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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