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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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思想政治教育与近现代社会变革》

出版日期：2007-10

字数： 2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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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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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定县治理

村民自治作为一种合乎民主化潮流的乡村治理方式，并非仅仅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新鲜事物。在历史上我们也能搜寻到它的踪影。民国时期，特别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下简称二三十年代），乡村自治一度成为国家的法律制度，促动了乡村政治制度的变革。河北定县由于是民国乡村自治的发源地，且有“模范县”之称，因此无疑是我们透视当时中国乡村治理方式变革情况的理想窗口。这对目前中国的乡村治理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县社会概貌

定县在清代称定州，民国初年改州为县。

定县位于华北平原西缘，河北省中部偏西，主要由沙河、唐河水系冲积物堆积而成，面积3730平方里（1930）。^[1]它东与安国，西与曲阳，北与望都、唐县，南与深泽、无极、新乐诸县毗连。全县在北纬38度附近，属北温带，气候温和，但雨水稀少，冬春两季普称干季，易受旱灾，故民国时期定县农民颇为注意凿井和人力灌溉。

定县是一个以汉族为主的农业县，其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千分之一。据1924年定县内务报告，全县共53000户，407388人，其中男子234213人，女子173175人，男女性比例为100∶135。另据1930年中华平民教育会更为准确的调查，定县共68474户，人口约40万，男女性比率为100∶106。其中，全县居住在城内的有1633户，约11500人；居住在乡村的，66205户，约384000人。^[2]

世代生活在乡村的定县农民，普遍生活贫苦，经常陷入负债危机。据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对该县5村526户农家跟踪调查，1929—1931年，负债农户分别占总农户的33%、44%和58%；平均每户的负债额为123元、150元、160元，呈逐年增加的趋势。农户的借债次数也大幅度增加，1930年、1931年分别比1929年增加了56%和117%。^[3]为谋求生计，农民除种田以外，普遍从事农家副业。男子多织布、卖木料、做小贩、打苇箔、当锯工等，女子则主要从事纺纱、织布、织蓆、织带等手工业。当采取种种办法，在本地仍然无法维持生计以后，一部分农民被迫离开家乡，外出谋生。

由于官绅倡导毁庙兴学，定县的学校教育发展较快。全县的初级小学和高级小学，1923年分别为450所和17所，1925年分别增至462所和23所，其学龄男童和女童就学率分别达到了86.4%和14%。^[4]20年代中期，定县形成了一个以初等小学为主体，包括幼稚园、高级小学、初级中学、师范学校、职业学校在内的教育体系，学校总数493所，在校生达到18330人，其中男生15571人，女生2759人。^[5]2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到来和平民教育学校的建立，定县读书识字的人数又有所增加。据1930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调查和估计，定县7岁及以上的人口约为330300人，识字者占17%。其中，男子的识字比率为31%，女子为2.5%。^[6]

定县有模范县之称。其模范县建设肇始于孙发绪主政时期。1914年孙发绪任定县知县后，首先改革县政，于县公署内分设内务、财政、教育实业三科及六股，并设收发处和问事处。他重视地方自治，特设了自治事务所，负责整理县财政、稽核税契、管理苗圃、施种牛痘等事项。他还经常深入各村，号召毁庙兴学。同时支持翟城村创办自治模范村。当翟城模范村建成后，他又提出创办模范县。1916年5月，定县各区均设立了模范事务所。为改良社会风俗习惯，1917年3月，定县又创办社会教育办事处，负责管理通俗图书馆、阅报处、古物保存所、三民主义演讲所。该办事处在1930年改名为民众教育馆。

定县虽有模范之誉，在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其文盲比重仍然很大，迷信仍然十分盛行。至1930年，定县所存庙宇仍有879座之多，其中乡村857座。^[7]按全县472个自然村计，每村拥有庙宇将近两座。定县的一般民众，尤其是妇女，几乎无所不信。所供奉的偶像五花八门，如关帝、玉皇、观音、菩萨、狐仙、北斗、仙姑、七神、虫王、马王、药王、南海大士、天仙圣母，等等。一部分民众还参加了普济佛教会、背粮道、圣贤道、九功道、老师道、坐功道、香门道、静心道、金香道等秘密道门，有组织地进行迷信活动。

西方宗教在民众中亦有一定影响。1930年定县有天主教教徒5800人，基督教教友525人。他们中除极少数居住在城内外，绝大部分散布在乡村。^[8]

总体说来，定县距北京、天津、石家庄等周边大城市较远，在民国成立以后的二三十年间，仍然保持着浓厚的乡土特色。其商品经济不甚发达，农民生活状况一般，“大概是可以代表中国的乡村”。^[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