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改革的背景、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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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中国经济发展的世界意义》

出版日期：2020-06

字数： 2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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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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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农村改革的背景、逻辑与贡献

一引言

众所周知，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为标志的农村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起点。但是，无论是这一步改革也好，还是随后的农村经济改革也好，其效应和意义都被低估了。以往说到家庭联产承包制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起点，大多数情况下是就改革的时间顺序而言。只有结合家庭联产承包制对于人民公社体制替代的历史背景和理论逻辑来认识，才能将其对于随后农村改革的影响，进而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及其带来的发展和分享效应认识透彻。

与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相关的改革涉及诸多领域，既是值得经济学进行研究的对象，也是经济学发展汲取养料的源泉。以往的经济学特别是发展经济学，曾经分别对租约、产业演变、二元经济结构、劳动力流动等问题进行了理论构建。但是，迄今为止，经济学家却没有机会在一个完整的经验基础上，把这诸种理论假说进行全面的检视和检验。

这就是说，中国从农村开始的改革和发展实践的完整性，不仅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经验基础，也理所当然对其做出革命性的贡献。完整的发展历程既有前因后果，相应的经验逻辑也有来龙去脉。为了充分揭示这一改革发展经验的完整含义特别是世界意义，我们在回顾并且在理论上解释历史时，必须讲清楚为什么会有人民公社化、该体制为什么必然失败，改革必然遵循怎样的逻辑链条进行。

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起点的农村改革，最重大的意义在于，它开启了中国的二元经济发展过程。而且，在随后40余年的时间里，一系列改革开放举措和进程，从逻辑上讲也都是围绕二元经济发展进行的。二元经济发展已经跨越了关键性的转折点即刘易斯转折点，但是，迄今为止尚未结束。

正如第四章所阐述，各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共同阶段是农业内卷化。它具有传统农业的性质，却由于面临着转向二元经济发展的机会，而不再被看作处于马尔萨斯陷阱。不过，各国经过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的方式却不尽相同。一种可以被称作古典模式，即通过工业化大生产碾压小农经济，并造成后者的两极分化；另一种可以被称作东亚模式，即按照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节奏，以渐进的方式进行的库兹涅茨过程。

由于这两种模式都以市场机制作用为前提，与计划经济格格不入，因此，从苏联、东欧国家到中国，在推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实践中都采取了第三种模式，即农业集体化的模式。这种方式通过国家强制力量把小农经济合并成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和经营。这条道路的理论依据是农业生产中有巨大的规模经济潜力，集体化不仅可以利用规模经济，还不会造成农民的市场分化，同时又符合公有制的理想模式。

然而，集体农业的一个天生缺陷是其无法解决生产劳动的激励机制问题，造成微观层面的低效率。同时，集体农庄或人民公社作为计划经济体制的组成部分，以及集体农业作为计划经济的组成部分，也无法解决宏观层面的资源有效配置问题。因此，这种农业经营体制在所有国家都失败了，付出了惨重的人力资源和物质生产要素的代价，最终成为改革的对象。

鉴于本书的第一篇各章已经为中国经济发展进行了历史和理论的铺垫，在对农村改革及其产生的持续影响进行回顾和总结时，本章尝试采取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相统一的叙事方法。为此，有必要预先对两种常见的反思方法和一种对所要采用方法的可能置疑，提前予以解释。

对于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传统体制，人们最常见的说法是接受了苏联模式。虽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的确有诸多的共同点和相似之处，但是，这种简单的复制说，低估了中国领导人的问题导向意识。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一种体制的形成都是朝向一个特定的目标，或者服务于解决特定的问题。例如，人民公社体制与苏联集体农庄有着较大的差异，推进的方式更有天差地别。

与此相关，另一种说法则是，某种体制的形成要么是政治决策，要么是头脑发热的结果。譬如说，某些地区激进地建立起人民公社或其雏形，因其符合更高公有化程度的意识形态，并且取得莺歌燕舞的效果，而得到毛泽东的赞扬，“人民公社好”便成为动员令。这种说法经不起事实的推敲，如果充分了解事件发展前后关联性和一贯性，便可以看到，即便是一种错误的选择，付出了试错的代价，决策过程也有着内在的逻辑性，遵循着某种经济理论或理念，而非盲目、任意或随机结果。

即便是存在着推动农业集体化的内在逻辑，譬如探索一种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摆脱传统农业，走向二元经济发展之路，但如何能够确信决策者真的了解这个逻辑，又是如何把一种复杂的理论模型与高度现实化的政策决策结合起来呢？

经济理论是具有规律性的现实的抽象，理论模型应该成为政策制定的逻辑基础。所以，无论理论正确与否、解释力大小，无一不是对特定现实的折射和对特定问题的反应。所以，即便决策者并不知晓或了解某种理论，其实他们面临的终究是困扰了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的实践课题。也就是说，理论家和实践家的思考深度并无高下之差，只不过前者借助专业术语以及格式化或模型化的表述而已。

实际上，苏联在实行农业集体化之前也面对着一个内卷化的农业现实。著名农民问题专家恰亚诺夫（A.Chayanov）通过分析一项大规模调查取得的数据，详细描述了苏俄农民家庭农场的特点。他在揭示这种家庭农场与资本主义大农场的差别时，即在重要著作《农民经济组织》中，刻画了这种家庭农场规模由家庭消费需求与家庭劳动力之间关系决定的特殊性质，同时透露了若干内卷化农业的基本特征。^[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