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唯利是图"到“义利兼顾"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功的原因、普遍机制及其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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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1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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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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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唯利是图"到“义利兼顾"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功的原因、普遍机制及其走势

(四川大学政治学院 四川成都 610064)

内容提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了巨大成功,其主要原因是它利用了家庭成员的亲情,亲情可以激发成员对家庭的忠诚,使成员对家庭有情感利益需求,愿意放弃部分经济利益而为家庭作贡献,从而降低了家庭内部的交往成本,进而提高了劳动积极性,继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据此,我们可以提取出一些普遍机制:忠诚使成员对组织不但有经济利益要求,还有情感利益要求,从而构成复合效用目标,这会使成员降低对组织的经济利益要求,从而降低组织内的交往成本,也会降低对产权明晰的要求。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在以经济利益为单一目标的“唯利是图"理论的基础上,扩展出具有复合目标的“义利兼顾"理论,并将前者作为后者的一个特例。“义利兼顾"理论可以增加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提高经济学的解释力和预测力,扩大经济学的功能。1985年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缓滞,家庭责任制的有效性受到怀疑,但实际上,这不是因为家庭责任制失效了,而是因为改革开放的发展提供了大量更优的非农就业机会,农业资源尤其是劳动力大量向非农行业转移。当然,家庭责任制这种具体生产组织形式也有诸多局限,需要改进。

关键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亲情 忠诚 交往成本

一 引言:背景、问题与方法

在世界现代农业史上,有一广受关注的重大事件,它就是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制度变迁在短期内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使农业获得巨大增长,大大缓解了当时中国面对的物资尤其是生活物资的贫困。同时,农业改革的成功,极大地增强了中国政府的改革信心,使中国政府于1984年正式将改革推广到城市和其他经济领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全面发展,并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弱化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时至今日,中国的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虽然,中国庞大的GDP的技术含量仍不够高,附加值低,国际竞争力不够,但无论如何,与1978年或1949年的中国相比,这无疑是巨大的进步。这种进步已局部改变并正在改变世界的经济格局,甚至已局部改变并正在改变世界的政治格局。中国的进步以及这种进步对世界的改变,不但国际社会未曾预料到,恐怕连当初实施改革的中国人(从政治家到学者到民众)也未曾预料的。

在中国的改革、进步以及中国对世界的改变中,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是先行军,也是启动力量,因此,家庭责任制备受人们关注,经久不衰。本文准备探讨几个密切相关的问题:第一,家庭责任制成功的原因是什么?第二,家庭责任制成功的原因是否蕴含了普遍机制?如果有,它是什么?[1]第三,1985年后,家庭责任制是否失败了?之所以要讨论第二个问题,是因为如果家庭责任制没有普遍机制,则它只是一种仅适用于中国的特殊的地域性制度,很难为其他国家以及其他经济领域提供有价值的借鉴,则其有效性与意义都有限。之所以要讨论第三个问题,同样是为了更充分地考察家庭责任制的有效性,并借以论证其所蕴含的普遍机制的有效性。最后,本文还会简略地谈到,家庭责任制这种特定的生产组织形式也具有较大局限性。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用逻辑方法而不是计量方法来分析家庭责任制,也较少运用数据,但本文的思维方式则是经济学的。

二 为什么家庭责任制可以提高劳动积极性

(一)关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劳动积极性的变量分析

从1978年底开始,农村实施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重大改革。改革要解决的问题是:在集体制下,劳动者的积极性较低,导致农业生产率较低,而政府希望通过家庭责任制来提高劳动积极性,从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确,实施家庭责任制后,农业产量增长了20—30%。[2]在这个意义上,家庭责任制完全达到了政府的目的。对于农业产量的大幅提高,政府没有向农业增加任何费用,甚至减少了管理费用,政府支付的“唯一的‘成本’是官僚体制的权力被削弱了"。[3]

实施家庭责任制后,政府只下达一定数量的公粮征购任务(而在集体制中,政府同样要下达任务),至于各个家庭栽种什么,如何管理,政府根本不管。这意味着,政府根本就没有在家庭中建立所谓的“激励机制"。但事实上,实施家庭责任制后,家庭生产的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所以,可以肯定,家庭成员的确被“激励"了。那么,家庭生产的“激励机制"如何在国家权力管辖之外自动生成了呢?或者说:家庭责任制中的劳动积极性是如何被激励了呢?对此问题,研究者语焉不详。因此,对家庭责任制究竟为什么能提高劳动积极性,实有重新研究之必要。这里,可以简单比较一下本文与其他研究之不同,以明确本文的问题。在《中国的农村改革与农业增长》一文中,林毅夫的主要目的是把“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作制改革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同其他改革及投入可能性增加的贡献分解开来"。[4]这意味着,林毅夫的问题是:“1978年后中国农业增长的构成是什么?"林毅夫认为,家庭责任制只是增长的一个来源。但是,本文首先要处理的问题却是:“为什么家庭责任制可以提高劳动积极性?"(这一问题意味着它更适用逻辑分析方法而不是计量方法。)

通常认为,家庭责任制改变了劳动者的劳动态度,提高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这个看法没问题,但尚不深入。需要追问的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劳动者的态度发生了改变?这是在因果关系的角度提问的。在对家庭责任制成功原因的因果分析中,生产效率的提高是最后结果,劳动者态度的改变既是生产效率提高的原因,也是家庭责任制的结果,而家庭责任制则是最后的原因。因此,本文需要进一步明确问题:为什么家庭责任制能够改变劳动者的劳动态度?也可以这样发问:家庭责任制利用了什么东西,改变了劳动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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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中国农村研究.2014年卷·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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