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1]

一 导论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有理有据，最具系统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因视共产国家为毒蛇猛兽，从而拒斥马克思主义，尤不能接受阶级斗争思想。北欧有若干“左”倾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虽不等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亦不在共产国家之列，但西方学界以此而无法轻视马克思及其理论，不能不承认马克思为千年以来的伟大思想家之一。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极富，其中马克思著作多达四千余种，数量名列第六。研究马克思学说的著作甚多，但谈马克思史学相对较少。其实，马克思史学在西方史学界虽非主流，仍不失为一大山门，出过不少一流史家。

马克思其人及其理论都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以时间段而言，他属于以理性思维关切文明兴亡^[2]的“启蒙”（Enlightenment）世纪的第二代。在马克思成长的时代，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盛极一时，黑格尔如日中天。1838年，年方18岁的马克思从波恩大学转学进入黑格尔生前曾长期执教的柏林大学，其后三年，他深受黑格尔追随者的影响^[3]，习得黑格尔辩证法之旨要，不过他并不取黑格尔以理念（Idea）为决定辩证的运作，而力主以物质为决定因素^[4]。马克思拒绝形而上学，欲从实证辩证导出进步模式，展示人类历史的复杂过程，他的五阶段说由此而生。在德国哲学之外，马克思也受到法国乌托邦以及英国政治经济思想的影响^[5]。

马氏欲寻求人类历史的共同特征，追问历史进步是如何而来的，如何将史学科学化。他的原创贡献可被归纳如下：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规律，生产力的发展是历史变迁的核心动力，所以历史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辩证作用的结果；影响生产力的发展因素很多，但最主要的是生产本身，而决定因素是劳力；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矛盾时，矛盾会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驱力源，推动产生新的生产模式；在这一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有阶级的存在，阶级的压迫使工人觉醒，经过革命的手段获得解放，阶级斗争的结果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最后进阶到没有阶级的和谐社会^[6]。总之，马克思强调唯物主义、阶级斗争、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而改变，以及辩证法的重要性。我们注意到，马克思身后百余年，没有阶级的世界仍为渺不可寻的乌托邦。科技的突飞猛进引发了科技与生产力关系的争辩，——现代科技生产毕竟需要人的脑力，不可能是单纯的物质生产。物质条件固然会改变生产模式，但科技是否也会因之而改变生产？马氏非不重科技，但坚持决定因素是生产而非科技，所以离开这一观点即非唯物史观矣。马克思史观核心概念的今昔变迁值得我们深思。

俄裔英国学者、政治理论家、思想史家伯林（Sir Isaiah Berlin，1909-1997）是20世纪的自由主义思想大师。他早年为马克思所作的传记在西方影响很大，尤其是对美国读者而言。相较欧洲人，美国人对马氏的生平所知较少，因为他主要是思想家而非行动家。马克思在英国一住34年，多半在阅读与写作，经常埋首于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从上午九点开门到下午七点关门雷打不动；他的晚年则几乎全然在书房里度过。伯林的《马克思传》以相当的篇幅叙述了马克思备受煎熬的贫困生活及其由贫困所激发出的激进思想。伯林说：像马克思这样的天才竟然住在亭子间里，不时要逃避讨债者；他因裤子进了当铺而不能出门；他的不幸对他而言绝对是个悲剧——一个有尊严、有抱负的人，对这样的境遇必然会感到羞辱；他的壮志难酬更使他感到愤恨，他感受到的都是阴谋诡计与迫害。于是他在著作中不免发泄个人情绪。伯林从马克思生平的挫折来解释其激进思想，未免过于简单；伯林更以他的事后聪明批评马氏，谓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走向没有完全看对——既没有看到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也没看到福利国家的出现；伯林又说马氏低估了资本主义民主社会纠正社会不公的能力。因此，在马克思主义里占重要位置的阶级斗争，似与英美国家并不相干^[7]。伯林对马克思的评价，很可以代表西方自由主义学派的意见。马克思垂名于人类历史，不在于他的预测是否合辙社会的发展，而在于经由他的理论创造了新的政治与经济思维模式；他的学说不仅留存下来，而且得到了发展。他的资本主义结构与演变理论，虽然尚未详尽，但为后来者提供了有效的工具，使得整整一代人的社会科学研究方向为之转变，凡是分析社会性质的研究者，或多或少都会用到马克思学说。总之，马克思学说虽未尽善尽美，学说内部对共产主义如何取代资本主义也人言人殊，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与批判至今仍没有过时，他的具有革命性的影响仍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激荡。

二 马恩史学

马克思是哲学家，他的写作固以理论为主，但史著也富——如1848年的革命史、巴黎公社史、1854年西班牙革命史、美国内战史等。他的研究涉上古奴隶、中古商业与近代资本主义，他的史著瞻高见远，能看到下一代的进程。著名的《资本论》第一卷于1867年出版，虽非史书，但具有历史内容，叙资本主义之兴，尤为识者所重^[8]。英国政治理论家麦克勒兰（David McLellan，1940-）誉此书为“有关资本主义起源的权威著作，其论述胜过任何其他作品”^[9]。马克思详述14世纪末叶英国农奴身份的消失、资本农业的兴起及自由农民如何渐成富农。亨利第七、第八时期，大地主赶走佃农，使大批穷苦农民失去土地财产，依靠苦力或乞讨过活，常遭政府的凌辱和拘禁。16世纪的欧洲以极其残酷的立法对付流浪汉，后者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驱。马克思接着叙述资产阶级如何在1745年征服了英国的乡村：通过掠夺教会财产、骗取国家土地，资产阶级霸占封建家族家产，并用恐怖手段将其转化为现代私有财产，从而结束资本主义农业，创造城镇工业，奴役无产阶级。《资本论》为马克思史学提供了方向与方法，并没有将“羽毛塞进枕套”（feather stuffed into a pillowcase，喻“以论带史”）的问题，他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证据充分，十分精彩，这应归功于他在大英博物馆辛勤的阅读^[10]。《资本论》中的知识论，以资料与证据检验理论，反映了怀疑、理性、追求真理的启蒙时代精神。《资本论》第一卷第三十二章论史尤其精彩，其中提出资本累积的问题，谓从奴隶转变到薪资劳工，仍然是生产者的剥削。私有财产与社会集体财产的对立，表现为工人以其匠技为工具，农人自耕其地，由此形成分散的生产模式，可在较不发达的社会系统内进行，但阶段性的发展，“产生自我解体的物质机制”（brings forth the material agencies for its own dissolution）^[11]。由解体导致新动力的出现与社会的蓬勃发展，于是社会的束缚必须消除，个人的、分散的生产模式必作社会性的集中，财产会大量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形成原始的资本累积，是为资本主义发生的前奏。农民离开土地之后，失去生活资源，大批劳动人民感到被剥削的痛苦，个人私有财产为资本所取代。当工人变成无产阶级，工人不再为自己工作，而是任由资本家剥削，此剥削经由资本主义的“内在法则”（the immanent law）完成资本的集中。资本家的总人数在此一集中过程中变少，更少数的资本家会累积更多的资本，于是将所有的人都纳入世界市场网络，资本主义的国际性格于焉铸成！随着资本家数目的减少，掠夺与利益的垄断，增加了普遍的压迫、奴役与痛苦。情形每况愈下，引发工人阶级的反抗，当工人阶级不断壮大而更有纪律、更能团结时，“资本主义生产，经由不可或免的自然律，产生自我否定”（Capitalist pro-duction begets，with the inexorability of a law of nature，its own negation），先是少数掠夺者剥削大多数的人民，最后大多数的人民没收少数掠夺者的财产^[12]。于此可见，马克思作为历史家，对未来给出了充分而清晰的历史分析，他的有关从封建社会转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论述尤其能展现出世界史的整体趋向。他也批评了从古代到近代的西方史家，指出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是资产阶级史学之父，只知挖掘一些史事，又将“大史事归诸微末因果”（attribute great events to mean and petty causes）^[13]，类此批评也凸显他自己的史观。历史，无疑在他心中占有中心位置，他既认知到哲学与经济尚不足以诠释全人类的走向，遂呼吁要具备全人类发展史的宏观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