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一家尚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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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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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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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天下一家尚和合

自孟子提出“天下国家”命题以来,就建立起“身—家—国”之间的本质联系与逻辑,那就是从“天下无道”走向“天下有道”。可以说,这种“天下大治”的理想是中国文明生生不息的动力所在,唯精唯一,唯此为大,“以大事小”“归仁”“安居”等的行动理念共同塑造了一个“天下和之”的局面。“天下国家”的现实化要求有一套反映统一的精神,因此本节提出了“天下合同为一”“德教天下”“咸守经分”“天下一轨”四个命题。这四个命题揭示了达成“天下国家”的理想原则。

群学制度化的终极诉求反映的是群学制度化的价值体系。这套价值体系与西方社会学的价值体系有所不同:一是内容不同,二是逻辑不同。在内容上,中国古代群学是实质性的,包括了“身”“家”“国”“天下”等层次,因此需要从最高的“天下”层次来实现整合。而西方社会学是抽象性的,包括了“个体”“互动”“关系”“制度”等层次,它的整合方式是系统整合。在逻辑上,中国古代群学是以乐群/平天下来整合,这是一种整体性逻辑,而西方社会学则是一种分析性逻辑。例如,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倾其一生创造出了一个宏大的社会学理论,然而帕森斯却得不到他的西方同行的认可,认为他和孔德、斯宾塞一样最后走向了神学式的宏大理论。然而,这却是对帕森斯极大的误解,他对单位行动到人类境况系统的理论发展,真正的目的是解决西方社会科学体系中个体与整体的断裂,这是他的众多陷入中层理论困境的西方同行和后来者所不理解的。

事实上,我们这里讲的“乐群/平天下”的制度化和帕森斯最后提出的“人类境况系统”理论也许有某种会通的可能,都指向各个层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比如乡村共同体、社会共同体、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丝绸之路”等。所以,“天下合同为一”意味着共同体化的过程,“德教天下”意指共同体化的内在法则,“咸守经分”则意指共同体化过程中的个体行动法则,“天下一轨”则表现了共同体的制度化。

(何健)

一 天下合同为一

(一)“天下合同为一”命题的出处

天下合同一词见之于王充《论衡》的《异虚》篇:

汉孝武皇帝之时,获白麟,戴两角而共觝,使谒者终军议之。军曰:“夫野兽而共一角,象天下合同为一也”。[1]

“天下合同为一”一语,乃是王充借用《汉书·终军传》中“明同本也”与谶纬之书《春秋感精符》中“明海内共一主”,[2]加工而成。这是王充对他所反对的谶纬不实之说的总结,不仅体现了他的唯物主义方法论态度,也展露出他的精妙的文笔和思维综合。

《异虚》篇涉及灾异故事十例。王充对这些故事的解读虽一定程度受道家“治乱不关人事”的影响,[3]但还是很具有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方法论特征。《异虚》篇之“异”,根据《说文解字》,乃是分、非常、不同之义。这世间有各种现象,这些“异数”在蒙昧时代往往和祸福吉凶的占卜联系在一起,在成王败寇的逻辑下,有些“异数”自然也取得了合法性。王充较早地具有一种知识社会学的批判精神,比如他针对“祸福之实未可知,桑谷之言安可审”“夫雨谷吉凶未可定,桑谷之言未可知也”等不可知论[4],明确地指出“桑谷之文,传世不绝;转祸为福之言,到今不实”[5]。他的意思是说,传世于今的,既可能是有关桑谷的记载,也有可能是关于麒麟的故事,但是,这些兆头能否转变成实际的祸福,完全取决于自然与社会的过程,譬如“阴阳和者,谷之道也”“桑亦食蚕,蚕为丝,丝为帛,帛为衣,衣以入宗庙为朝服,与畅无异”。[6]谷之生成、衣为朝服,这里面显然是自然之理与社会之法。王充据此认为,具有一定方法的人也是可以进行预测的,“放象事类以见祸,推原往验以处来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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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天魁,高和荣,王处辉,刘少杰,杨善民,邓万春,何健.中国社会学史.第二卷,群学制度化:全2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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