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运河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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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2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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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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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镇江:运河遗产

一 运河作为世界遗产的背景

(一)名录失衡与全球战略

在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颁布之后执行的20多年中,联合国遗产委员会逐渐意识到世界遗产名录存在着三个明显的缺失:1.名录的类型过于笼统,现实中的许多遗产难以被所规定的遗产类型所包容;2.遗产名录的类型缺少跨国、跨区域、跨族群,以及复杂的历史和文化交流类型的遗产;3.遗产类型和地区分布不均衡。在已有的410个项目中,有304项文化遗产,而仅有90项自然遗产和16项文化与自然混合型遗产,且绝大多数世界遗产均分布在发达地区,尤其是在欧洲。

为此,遗产委员会的咨询机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自1987—1993年展开的一项全球性调查;调查表明,世界遗产名录中区域性和类型性失衡,主要集中在欧洲;类型上包括历史城镇和宗教纪念建筑,基督教,重要历史时期和精英主义的建筑(相对于地方建筑)。相比之下,所有活态文化(living culture),尤其是“传统文化”,占据的份额比重明显不足。2004年,ICOMOS和IUCN(国际自然保护组织),从区域、历史年代、地理分布、主题四个方面对世界遗产名录和预备名录再次进行分析,ICOMOS发现导致名录的失衡主要表现为两大方面:1.结构性不均,与提名程序以及文化遗产的管理和保护过程相关;2.数量的不均与遗产项目认定以及评估和评价体系有关。IUCN的调查数据表明,自然和混合型遗产在全球区域,栖息地的分布上相对均衡,但热/温带草地,热带稀树草原,湖泊系统,苔原和极地,冷冻荒漠仍重视不够,造成事实上代表名录少。

随着全球战略的推展,委员会不断突破遗产定义的原有限制,努力去认识、保护那些生动的、突显人类与土地共存、人类互动、文化共存,以及精神性和创造性表达的遗产项目,进而扩展世界遗产的定义,使其更好反映我们世界的文化和自然财富之全谱(full spectrum),并为世界遗产公约的实施提供具有全包容性的框架和具体行动的范畴、方法。这当然需要各缔约国的积极参与和合作。为此,1994年委员会启动了一项旨在提高名录代表性,均衡性和可信度的“全球战略”,确保其能反映出世界突出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多样性。该遗产战略为此展开了一系列区域性调研和主题性专家会议,深挖遗产项目类型的丰富度,拓展缔约国的遗产申报意识和能力,以便于帮助那些均衡名录的遗产项目能够顺利申报。全球战略取得的成就包括:1.增加新的缔约国成员;截至2019年,新加入公约的缔约国达39国,其中很多来自太平洋岛屿的小国家,还包括东欧、非洲和阿拉伯国家。2.推出新的世界遗产范畴;在原来的遗产类型基础上,增加了诸如文化景观、线路遗产、工业遗产等。3.推展扩大了地理和区域范围;今天的世界遗产涵盖了沙漠、近岸海域和小岛,非洲,太平洋和安第斯次区域,阿拉伯和加勒比海地区,中亚和东南亚等。同时在这些国家举行和举办相关主题会议和主题性研究,成功地引领了世界遗产公约在这些区域的推动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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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兆荣.文化遗产的人类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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