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中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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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全球史评论.第五辑》

出版日期：2012-12

字数： 19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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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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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中的中国

大约5000年前西亚和中亚部分地区已进入青铜时代，逐渐形成了世界体系。大约4000年前东亚开始进入青铜时代世界体系，和欧洲一样，东亚也是这个体系的边缘地区。从出土的石器、陶器、玉器、作物、居住方式等来看三代文化显然是东亚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文化的继续，但是新出现的青铜器、金器、牛、羊、马等表明受到了中亚青铜游牧文化的明显影响。只有将东亚置于青铜时代世界体系才能透视中国原史或三代史。历史记载或传说表明夏朝建立之前东亚为蛮夷之地，大禹父子在夷之中建立了夏朝之后才有东夷西夷之分。考古学发掘和研究表明夏朝建立之前东亚尚未有游牧与农耕之分，正是夷创造了东亚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文化，夏或戎狄引进了青铜时代游牧文化。夷夏结合与转换开创了中国的历史，形成独特的东亚文化传统。

一引言

人类是一种喜爱迁徙的动物，人类史就是迁徙的历史。每一个民族或国家都是由不同移民构成的。所谓土著，相对于新来者而言，是早到的移民。美洲土著印第安人，相对于欧洲殖民者而言，是先到的亚洲移民。相对于夏而言，夷是东亚土著。

夏、商、周三代大体上属于青铜时代，是中国文化传统形成的关键时期。李济云：“中国早期文化的成分中有多少是外来的，有多少是土著的？这些都是讨论中国上古史的中心问题。如果对它们不能说出一个清楚的立场，则上古史是没法写的。”^[1]三代文化的起源问题争论了数个世纪，至今未有定论。

中国文化外来说包括埃及说、巴比伦说、中亚说、印度说等，考古学上的外来说始于安特生。列·谢·瓦西里耶夫集外来说之大成，提出“梯级传播”假说，认为中国青铜游牧文化来自西方，石器时代文化亦是外来或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巨大影响。^[2]蒲立本通过汉语和印欧语比较研究宣称：印欧人进入中国绝不晚于其进入印度。^[3]余太山遥相呼应，认为允姓之戎、大夏、禺氏可分别溯源于少昊氏、陶唐氏和有虞氏，与月氏或吐火罗关系密切。^[4]林嘉琳与多国学者合作完成了青铜文化比较研究，发现从乌拉尔到黄河流域一脉相承。^[5]

考古学上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始于城子崖的发掘及龙山文化的命名。梁思永论证了龙山文化与殷文化的密切关系。^[6]夏鼐明确了仰韶与齐家文化的时代顺序，巩固了本土起源的信心，认为中国文明起源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各种文明要素的发展。^[7]何炳棣从生态环境、农业、畜牧业、陶器、青铜器、文字等方面论证了黄土地带是中国文明乃至整个东方文明的摇篮，是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的代表人物。^[8]苏秉琦、张光直分别提出“区系类型理论”^[9]和“相互作用圈假说”^[10]，能动地看待各文化区的相互作用和关系，否定中原独秀的一元论。

本土起源说和外来传播说均不能圆满解释中国民族与文化的来源与形成。中国新石器文化诸要素并不一定起源于中原，青铜时代诸新文化因子亦来自他方。考古学、语言学、体质人类学和历史记述与传说表明上古存在人口迁徙和文化交流。傅斯年《夷夏东西说》指明了方向。劳费尔《中国伊朗编》和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是研究中国外来文化的典范。李约瑟等对中国科学技术史进行了系统探索，开拓了东西文化交流比较研究领域。最近几十年考古植物学、考古动物学、冶金考古、农业考古、技术考古以及分子遗传学研究和中西文化交流研究均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使我们有可能对三代文化要素的来龙去脉进行系统分析。

布罗代尔的“长时段”（long duree）概念和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world system）理论扩展了人类历史研究的视野，为全球史提供了新的时空框架。西方考古学界柴尔德宣称欧洲青铜时代文化来自东方，称之为文明的曙光：“在爱琴海，来自埃及和苏美尔的启迪缔造了一个真正的欧洲文明。”^[11]谢拉特发现以犁耕为核心的农耕文化源自西亚，称之为次级产业革命。^[12]弗兰克等认为不仅有现代世界体系，而且有古代世界体系；世界体系的历史远不止500年，而是5000年，也就是说青铜时代即已形成世界体系。^[13]青铜冶炼需要跨地区合作，西亚及其附近地区5000年前就形成了以红铜、锡、铅、青铜和粮食为主要商品的长距离贸易网，构成了一个具有中心—外围关系的古代世界体系。世界体系不局限于经济和政治关系，还可包括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联系。东亚很可能和古代欧洲一样是以西亚为中心的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一个更边缘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