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孔子的经济思想^[1]

第一节 孔子的生平及其思想体系

孔子，名丘，字仲尼（公元前551年——前479年），春秋鲁国陬邑人。少时家贫，曾为季氏家臣，后任鲁国中都宰、司空、司寇等职。去官后周游齐、卫、宋、陈、蔡、楚等国，宣传他的治国主张。晚年返回鲁国，致力于教育，编订《诗》、《书》、《易》、《春秋》等书。其主要言论，由门徒汇编成《论语》一书。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思想对于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十分重大和深远的影响，成为我国悠久思想文化遗产之一。

孔子的学说以治国为中心，其目的在于匡世济时。但在他的一生中，实际从政的时间很短，主要是从事教育和文化研究。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发愤忘食”（《论语·述而》，凡以下引《论语》只注篇名），自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他一生勤奋好学，对学生循循善诱，以继承和发扬传统思想文化为己任，在当时即以博学多能著称。

孔子的学术思想，包括哲学、伦理、政治、经济和教育等多方面，其中天道中庸的哲学思想，构成他的学术思想体系的基础。他所创导的仁学，构成他的政治和经济思想的核心。孔子自称“信而好古”（《述而》），他以极大的兴趣和精力，致力于夏商周三代思想文化的研究，在学术上具有很深的造诣。他特别推崇西周的思想文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他认为周代文化是在吸取夏商两代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更加丰富灿烂。他的许多思想观点的形成，与西周文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孔子的天道观，主要是对西周天命观的直接继承和发展。西周的“天帝”是具有理性精神的人格神，其特点是天人合一，即天道与人道的统一，以人道融入于天道，从而神被人化。它一方面相信天帝是世界一切事物的主宰，天帝的意志即天命是不可抗拒的。另一方面又认为天命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以统治者的德性为转移的，人们修善明德，便可获致天命，反之就会丧失天命。天命的得失，取决于人们自身行为的善恶。这种既敬畏天命，又倡导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天命观，是周初统治者对宗教哲学思想的新发展。孔子的天道观就是以这种天命论为基础的。他相信天帝是有意志的人格神，如说：“天生德于予”（《述而》）,“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及“天之历数在尔躬”（《尧曰》）,“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八佾》等。这里的“天”，就是具有理性精神的人格神。它能明善恶，降祸福，具有无上的权威和不可抗拒的力量。所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颜渊》），即是认为上天主宰着人的死生祸福、贫富贵贱。因此孔子十分敬畏天命，声称“君子有三畏”，首先是“畏天命”（《季氏》）。他甚至像宗教徒一样敬畏上天：遇见迅雷大风，就要神色大变，以示对上天的敬畏。“迅雷风烈必变”（《乡党》），他也像宗教徒一样相信祥瑞：“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子罕》）孔子的天命论与西周的天命论一样，是以人格神的存在为立论基础的。但孔子的天命论比较着重于发扬西周天命观中人的主体能动性方面的思想。他认为虽然天的意志是不可抗拒的，但天命并非是全然不可捉摸的，君子只要不断地修明德行，就可以知天命。他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并自称“五十而知天命”（《为政》）。这就进一步发扬了人的主体意识的能动作用，因而孔子在对待人事与天命的关系时，往往视人事更重于天命。如他的“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先进》）,“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雍也》）,“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以及他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宪问》的精神，都是对西周天命论中关于人的主体能动性思想的进一步发挥，从而赋予了他的天命观以更多的积极意义。孔子的天命观是有天命，但不唯天命，这是对西周天命观的一种发展。孔子的信天命但不唯天命的思想，使他比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天道自然无为思想的影响。孔子理想中的圣王，就是处处能取法于天的楷模。他说：“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泰伯》）；又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卫灵公》），又说：“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2]孔子所以称崇天道无为，并非是主张在客观事物面前无所作为，而是要求在深入认识事物本性的基础上，使自己的行为符合于事物的本性。所谓事物的本性，即天赋之性，它是与天道相合的。

天道无私无偏是谓中，行而有常是为和。与之相应，人道率性无为是为中，行而中节则致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3]。中和是天道之极，亦是人道之本。孔子把天道自然观与传统的中道思想结合起来，创立了自己的天道中庸的哲学思想。

中道作为一种政治哲学概念，相传在三代或三代以前即已出现，那时的圣王，以中正和直之道，即中道，作为治国施政、处事待物的最高准则。如尧舜在禅让帝位时的格言有：“允执厥中”（《尧曰》）。周初箕子为武王陈述治国的最高准则时指出：“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4]在周公旦戒康叔的箴言中亦有：“尔克永观省，作稽中德”。^[5]这里的“中德”、“执中”、“王道正直”等，说的正是中道思想。孔子十分称崇传统的中道思想，他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6]又说：“从容中道，圣人也”。^[7]孔子继承并发展传统的中道思想，进一步阐发了中道所具有的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思想内涵，提出了中庸的概念。他把中正和直之道，作为常道，即正常的、经常的法则，贯穿于一切事物的发展之中。他说的“吾道一以贯之”（《里仁》），正是作为宇宙观方法论贯穿于其全部学说中的中庸之道。孔子对中庸十分推崇，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雍也》）中庸是孔子学术思想的基础。但是，对于孔子的中庸思想，历来有一种误解，即认为中庸就是无是无非，含糊苟且，模梭两可，调和折衷，是一种处世圆滑的思想行为方式。宋代朱熹曾批判过这种误解。其实孔子的中庸观，无论表现在政治思想、经济思想、伦理思想、教育思想等各方个面，都是有是非原则标准的，其总的原则标准就是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总之，一切非礼的言行，都是孔子所反对的。在这里没有调和折衷的余地。他一再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8]表明君子讲中和是有原则、有是非的。因此把孔子的中庸思想等同于调和折衷是不对的。

孔子的伦理政治的理想目标是王道仁政，实现王道仁政的根本途径是礼治，而其思想核心则是仁学。“仁”是春秋时代产生的新概念，^[9]它的本义是“爱人”。在孔子以前，人们对仁的内涵已有所论述，如晋献公的夫人骊姬说：“爱亲之谓仁”,^[10]周简王时卿士单襄公说：“仁，文之爱也”,“爱人能仁”。^[11]楚大夫申叔时说：“明慈爱以导之仁”。^[12]所有这些，都说明“仁”的本质是“爱”，仁即是爱的理论概括。所以当樊迟向孔子间仁的意义时，孔子回答说：“爱人”（《颜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