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周易》乾坤卦爻辞研究

《周易》卦爻辞的形成是易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有关问题，自古以来聚讼不决，难有确凿史料可供稽考。学者或以卦爻辞钩沉其内涵，^[1]或据出土文献复原其史实，^[2]借一斑以窥全豹，乃知其形成皆基于史实，非空论玄谈之作。而乾、坤两卦为《周易》之首，其定阴阳之旨尤显，为易学建构之关键，也是中国古典哲学核心思想的体现。后人传《易》，于经旨或得或失，故拙意不拘十翼之说，而拟通过对乾、坤两卦卦爻辞本义的分析，寻找卦爻辞的内在联系，以揭示其作意。事实上，乾、坤卦爻辞之形成关乎古代观象授时制度及由此决定的政治制度，实为古代社会制度之源。

一 龙星阴阳观的考古学研究

《周易·系辞上》:“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又《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是易象、易变之取皆法自然，而法象天文又是易学的重要内涵，这种观念当然来源于古老的观象授时传统。

观象授时由于直接服务于先民的生产与生活，因此在古代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而龙作为观象授时的重要星象，本仅指二十八宿的东宫星宿，其由角、亢、氐、房、心、尾六宿组成的形象与西宫以觜、参两宿以及南、北两宫中的若干星宿共同构成了传统天文学的四象体系，这些事实已经可以从公元前五千纪的中叶系统地梳理出来。^[3]显然，由于在早期文明中，观象授时乃是帝王垄断的特权，因此作为授时主星的龙也便具有了王权的象征意义，致使新石器时代以降的多种龙的造型其实都只是基于这一天学本质而逐渐演生的艺术形象。

古人对于阴阳的思辨，目的乃在于为万物生养这一生命现象寻找一种具有一般意义的哲学解释，而这一点与观象授时的目的恰好吻合。观象授时可以使人建立起时间与生命的联系，因此龙作为提供时间服务的重要星官，当然也就自然具有了阴阳的属性。准确地说，观象授时旨在为农作的生长提供准确的时间服务，这意味着古人应该很容易认识到时间作为万物生养基础的一般道理。而从哲学的角度讲，阴阳作为万物生养基础的观念一旦产生，时间与阴阳在同时决定生命生养这一点上便具有了相同的意义。显然，这使古代的时间体系成为表述阴阳观念最理想的形式，以致古人必须将表述时间的历法体系赋予阴阳的属性，诸如日月、干支以及作为传统历制的阴阳合历，^[4]这种做法与将授时之龙星赋予阴阳的属性如出一辙。

龙星如果成为表述阴阳思想的载体的话，那么阴阳的划分标准就非得适应着龙星所体现的时空体系不可。事实上，古人并不以为龙星从东方出升又自西方沉伏，其周天运动的天象规律不可以通过阴阳的不同属性来加以描述。准确地说，如果天地日月本身已经具有了阴阳的性质，那么由于传统阴阳观与时空观的结合，东方作为日出的方位，便可理所当然地被赋予阳位，而西方作为月出的方位，也就自然被视为阴位。古礼祭日于东，祀月于西，后天八卦方位更以震主东而兑主西，都是这一思想的系统表述。至于龙星回天运转，其位居东方阳位则呈现跃地行天的特点，而位于西方阴位又以入地西沉为特征，这意味着龙星本身实际已经具有了阴阳的分别。换句说话，龙的阴阳性质来源于星象与时空的结合，时空的阴阳观决定了作为星象的龙的阴阳属性。《周易·贲·彖》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此之谓也。目前的考古资料显示，这些观念不仅于夏商时代已经形成，而且十分完整。

《说文·龙部》谓龙为鳞虫之长，其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这些变化显然来自对龙星的观测结果，事实上，龙所具有的这些特点正体现了龙星回天周行所表现的基本特征。古人以龙为鳞虫之长源于其指示雨季来临的时间，而其时的实际天象则呈龙星自天河而出，这一认识使人们创造出了所谓“河图”。^[5]至于幽明的分别实在于龙星的见伏，长短巨细的分别则在于龙星诸宿的尽现与半见，而春分登天、秋分潜渊的描述，更是对其行天与授时特点的形象表达。不仅如此，传统以春分主东方，故登天之龙属阳，而秋分主西方，则潜渊之龙属阴。潜渊也就是入地，故龙星登天入地的天象与方位、时间有机地联系为整体，其时空与阴阳的结合浑然为一。马王堆帛书《二三子问》:“孔子曰：龙大矣，……高尚行乎星辰日月而不眺，能阳也；下纶穷深渊之渊而不沫，能阴也。”又云：“龙寝矣而不阳。”即以龙星之升天潜渊显示其阴阳属性的变化。《论衡·订鬼》:“龙，阳物也，故时变化。”《楚辞·七谏·谬谏》:“龙举而景云往。”王逸《章句》:“龙，介虫，阴物也。”《春秋元命苞》:“龙之言萌也。阴中之阳，故言龙举而云兴。”显然，龙具有阴阳的双重性质，这种特点无疑只能通过龙星与方位及时间的联系得到表现。

三代时期的多种器物图像显示，先民对于龙之阴阳性质的表述是借助装饰于龙身的不同纹样巧妙地完成的。具体地说，见于东方象征升天的龙具有阳的属性，以身饰菱形纹样表示（图4—10,1、2；图4—14,1）,^[6]而居于西方象征入地之龙则具阴的属性，以身饰鳞形纹样表示（图4—10,3、4；图4—14,2）。^[7]这两种纹样有时又会分别装饰于龙身的腹背两面（图4—11）,^[8]从而体现了古人希望以一种背象天、腹象地的表现手法传达天阳地阴的独特理念。毋庸置疑，装饰于龙身的菱纹和鳞纹并非仅为说明龙身图案的不同，更重要的则是作为龙的阴阳属性的标注符号。

鳞纹具有阴的属性应是早期先民的普遍共识，这种纹样由于作为蛇、鳄、鱼等爬行和水生动物的主要装饰图案而广泛出现于商周青铜器纹样中，因而理应具有与这些动物所象征的阴的属性相同的性质。其实，古人以蛇类地穴生物象征大地而属阴，观念甚古。《诗·小雅·斯干》:“乃寝乃兴，乃占我梦。吉梦维何，维熊维罴，维虺维蛇。大人占之，维熊维罴，男子之祥。维虺维蛇，女子之祥。”郑玄《笺》:“熊罴之兽，虺蛇之虫，此四者，梦之吉祥也。……熊罴在山，阳之祥也，故为生男。虺蛇穴处，阴之祥也，故为生女。”《说文·它部》:“它，虫也。从虫而长，象冤曲垂尾形。上古艸居患它，故相问无它乎。蛇，它或从虫。”“它”即蛇之初文，为古之“地”字所从。《说文·土部》:“地，元气初分，轻清昜为天，重浊侌为地。万物所陈列也，从土，也声。墬，籀文地，从阜土，彖声。”“地”从“也”声，为定纽歌部字。先秦古文字“地”作“ ”，或作“坨”，或作“ ”，或作“墬”，至秦系文字才改作从“也”，其从“阜”从“土”皆为“地”字的表意形符，“彖”则为后起之表音声符。而本从之“它”为虫之象，实际就应是“地”字的表意初文，或于表意的同时兼而表音。古音“它”在透纽歌部，“彖”在透纽元部，定透皆为舌头音，“彖”、“地”歌元对转，“它”、“地”叠韵，读音相同。很明显，古人以鳞纹象征大地而表现阴的观念，正应来源于饰有鳞纹的蛇、鱼之类生物具有地的象征这一基本事实，而与鳞纹对应的菱纹自然也就具有了阳的属性（参见第四章第一节）。

三代遗物装饰菱纹的龙具有天龙或阳龙的性质应该很明确。山西石楼桃花庄出土商代龙形铜觥，^[9]其盖面图像即以龙与星宿相互配设（图4—7），所表现的苍龙形象的星象学本义相当清楚。^[10]盖面构图以二龙蟠交为主题，一升一降，龙身皆饰菱纹，而交龙之下则绘身饰鳞纹的三蛇纹象征大地。蛇身装饰的鳞纹也见于铜觥侧面图像中鳄鱼的身上（图版四，5），因此身饰鳞纹的蛇具有大地的象征意义应很明确，这意味着铜觥盖面图像其实形象地以交龙表现了龙星的升降，而身饰菱纹的龙显然展现了天龙或阳龙的特征。这种天象甚至移用于三代诸侯之旗章，成为古代礼制的重要内容（参见第四章第三节）。《周礼·春官·司常》:“诸侯建旗，交龙为旗。”郑玄《注》:“诸侯画交龙，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复也。”又《巾车》:“建大旗，以宾，同姓以封。”郑玄《注》:“大旗，九旗之画交龙者。以宾，以会宾客。同姓以封，谓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显然，石楼铜觥绘交龙之象以应旗制，盖出此缘。值得注意的是，两龙一侧尚绘凤鸟一只，正有鸟负龙升降的寓意。

殷墟妇好墓出土鸟负龙玉件清晰地再现了这种观念（图4—8）。鸟踏祥云，背负苍龙，^[11]明确表现了苍龙御鸟升天的文化寓意。古人以为，自然界中的生物唯有鸟可一飞冲天，所以天体的运行其实都需要有鸟的负载。《山海经》记有金乌负日的神话，可以得到考古资料的印证，^[12]而龙星自东方跃地升天，同样需要由鸟来载负。这种对于苍龙御鸟升天的想象，除去古人对于鸟具有升天本领的朴素认知外，恐怕还蕴含着更丰富的内涵。《周易·乾·文言》:“云从龙，风从虎。”《二三子问》言阴阳二龙升天潜渊，“上则风雨奉之”。《初学记》卷三十引《淮南子》云：“夫蛟龙伏潜于川，而卵剖于陵，其雄鸣上风，其雌鸣下风。而化者，形精之至也。人不见龙之飞举而能高者，风雨奉之也。”不仅明言龙本具有雌雄二体，而且奉龙升天的使者正是风雨。相似的内容也见载《瑞应图》,《艺文类聚》卷九十八引云：龙“不众行，不群处，必待风雨而游乎青气之中，游乎天外之野，出入应命，以待上下。”龙乘风雨而行，其实正体现了鸟负龙行天的本质。古以龙星授时而致风雨，况鸟知天时，又被奉为时间之神以司风雨，故分至之神本即四鸟，而四气的直观感受正是分至四时来自四方的不同风气。商代甲骨文“风”字本作凤鸟之“凤”，卜辞及文献更以鸟为帝使而司风，或以鸟为历正，都是这一思想的反映。因此，风雨奉龙星行天的文化表现也就是凤鸟负龙登天。显然，这种御鸟升天的龙具有天龙的特征是毫无疑问的，因此也就理所当然地具有着阳的属性。而此龙身饰菱纹，正可视为对阳龙特性的标示。事实上，《淮南子》所保留的雄龙居上而雌龙居下的内容不仅与古人对于阳属天而居上、阴属地而居下的认识相合，而且这种观念已经通过一种以龙背装饰菱纹、龙腹装饰鳞纹的特殊方式得到了表现（图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