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概念的演变和“封建地主制”理论的形成

引言：问题的提出

本文所要讨论的“封建地主制”（或称“地主经济封建制”）是指封建社会形态中的一种类型，这种类型既区别于中国战国以前的封建领主制（或把战国以前定性为奴隶制），也区别于西欧中世纪的封建领主制。

“封建地主制”理论是与对战国秦汉以后至鸦片战争以前这一历史阶段社会经济性质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战国秦汉至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一个时代，把它放到世界历史发展的大潮中看，它显得很有特色，似乎与众不同。对这段历史如何认识，如何定性，颇费历史学家踌躇。早在20世纪20—30年代，就有人称为“中国社会形态发展史中之谜的时代”。^[1]“封建地主制”是20世纪30年代学界对该时代诸多定性中的一种，经过长期的研究和讨论，它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同，以至成为中国学术界关于战国以后的社会性质的主流观点。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人们反思以往的研究，对传统经济，尤其是战国以后至鸦片战争以前社会经济性质进行再认识，提出了形形色色的理论观点。据我的考察和概括，其荦荦大者，除“地主经济论”以外，还有“权力经济论”和“市场经济论”。^[2]近年来，“地主经济论”这一主流观点，一再受到“权力经济论”者和“市场经济论”者的质疑和批评，其中有的是点名与我商榷的。^[3]

作为一个“地主经济论”的信奉者，我觉得有必要、有责任回答这些质疑和批评，同时根据学科研究的新进展，对“封建地主制”的理论做出某些修正和补充。

现在，封建地主制理论又遇到更为根本性的挑战。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出现一股越来越大的声浪，否定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封建社会，尤其是不承认战国秦汉以后的中国为封建社会。他们说，西欧的封建（feudalism）和中国古代的“封建”是根本不同的，认定中国古代存在西欧式的封建社会，是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的学说（五阶段论）硬套到中国历史上的结果；这是中国古史研究中最大的“荒谬”和“尴尬”，云云。如果连封建社会都不存在，封建地主制就更是无从谈起。

也正因这样，我们对中国封建地主制的讨论，不能不从在中国历史研究中使用“封建”“封建社会”“封建制度”的概念是否科学谈起。本文着重于学术史的回顾，首先分析“封建”概念的古今演变，其次评述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秦以后是否封建社会之争，梳理“封建地主制”理论形成的过程，最后回答质疑者提出的部分问题。至于应该如何认识地主经济体系及其运行机制，在新的形势下应对封建地主制理论作些什么补充和修正，只好留待另文阐述了。

一 从古代“封建”到近世“feudalism”概念的引入

（一）中国古代的“封建”

中国古代“封建”的原始意义是封土建制、封邦建国，大规模“封建”的事实发生在西周建国初年。

甲骨文中已有“封”字，是在土堆上种树的象形，它是土地疆界的一种标志。帝王要在其统治范围内或势力范围内建立诸侯国，首先要确定它的疆界，设置“封”作为标志，并建立某种法规，这就是所谓“封建”，也可以单称“封”或“建”。^[4]或谓殷代已有“封建”，根据尚嫌不足^[5]，且殷代没有出现需要普遍实行“封建”的客观情势。盖周族以僻处西陲的蕞尔小国灭掉“大邑商”，如何统治这幅员广阔的土地，成为十分棘手的问题，分封制度由此应运而生。分封的用意，是让亲戚子弟率领族人到各地建立武装的据点，以此为依托控制各个地区，并从而形成拱卫宗周的态势。《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讲的就是这一事实。诸侯从周天子那里取得土地和人民，即拥有相对独立的土地领有权和政治统治权，同时要向周王室提供贡赋，形成某种统属关系。诸侯又对其统属下的亲戚子弟进行分封，《左传·桓公二年》所谓“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从周天子到诸侯卿大夫士，形成以宗法制维系的等级体系，君临广大被占领地区人民之上。大规模的“封建”完成于西周成、康之世，以后只有零星实行者，但“封建”所形成的一整套制度延续到春秋以至战国。

封建制度于春秋战国之际开始逐步瓦解，秦统一全面实行郡县制，取代西周以来的封建制。

“封建”的事实虽然发生在西周，但明确用“封建”一词表述它则是春秋时代的事情。^[6]实际上，终先秦之世，“封建”一词是很少使用的。倒是秦汉以后，有了郡县制作为它的对立物，“封建”的特点才凸显出来，该词出现的频率也增加了。关于封建制和郡县制孰优孰劣的争论，从秦汉到明清迄未停止。在这一争论中，来源于西周的“封邦建国”的“封建”这一概念，已经发生了某些微妙的变化——它的内涵被拓宽了。就拿柳宗元著名的《封建论》来说，虽然也谈到西周“裂土田而瓜分之”的事实，但柳宗元心目中的“封建”，主要是指人类原初时代为了消弭共同体内部纷争、以应对外部自然界威胁而自然形成的君长权力。古圣王只是不得已而承认这种现实。所以他说：“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他把“封建”的出现看成是客观情势所使然，而不是圣人主观意志的产物，就这一点来说，是一种唯物的观点；但他所理解的“封建”与西周自上而下的“封建”，显然是有区别的。^[7]

柳宗元的这种观念，并非凭空产生。战国秦汉时代的人们追溯和考察远古历史的时候，往往按照离他们比较近的西周春秋的历史模式去理解它，从而把当时存在的某种“联盟”的关系视为西周那样的统一“王朝”，把作为联盟首领的“共主”当作“王朝”的“君主”，把星罗棋布的部落方国比附成西周春秋时代分封的“诸侯”。例如，《史记·五帝本纪》：“黄帝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黄帝打败蚩尤以后，“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于是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史记·夏本纪》：“禹……即天子位……封皋陶之后于英六”，等等。西周的“封建”造就了许多国中之国，而有些“诸侯”又确实是原有方国部落的归顺者。远古时代松散联盟和方国林立的状态在某些方面与西周相似，在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下，把它与“封建”联系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