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还是“公平”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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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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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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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自由”还是“公平”贸易

截至2020年年底,美国和欧盟仍为当今世界国民生产总值(GDP)最高的两大经济体[1],直到2019年,欧美仍互为最大投资与贸易伙伴(2020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它们的双边经济联系异常紧密:欧美每年双边贸易额超过5000亿欧元,特别是服务贸易总额占世界服务贸易总额的40%以上。美欧还互为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双边投资额近3万亿美元,美欧双边相互直接投资约为中国与欧洲或欧洲与拉美的5倍,美国对欧盟的投资是美对亚洲国家投资总和的3倍,欧盟对美国的投资是它对中国和印度投资总和的8倍;更重要的是,美欧还彼此互为最重要、利润最高的市场。在人员方面,美欧彼此互为主要的离岸工作市场,每年雇用1500万对方员工,大西洋两岸的高附加值工作岗位彼此相通,人员流动极为频繁。

尽管美欧经济相互依赖的程度很深,但作为经济结构相近、发展阶段相同的两大发达经济体,它们之间的竞争和博弈也非常激烈。从经济硬实力看,欧盟在全球仅次于美国,市场涵盖人数和消费力同美国相当或相近,在制定市场规则方面有长期的历史积累和丰富的经验,同时还拥有世界第二大货币——欧元,对外贸易谈判代表权也集中在布鲁塞尔,由欧盟委员会统一执行,不会被美国轻易用双边拉拢各个成员国的方法“各个击破”。同安全防务领域不同,欧盟在经贸领域拥有各种可与美国“叫板”的“武器”。在贸易和投资关系方面,欧美处于比较平等的地位,自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欧美就在为维护各自的经济利益而相互博弈或进行合作性竞争。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格局重塑,美欧经贸关系面临着继续深化,还是保守倒退的两种选项及前景,对政治人物做出这一艰难选择的影响因素既包括经济动机,也包括地缘政治。奥巴马和特朗普在这道选择题上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前者坚持自由主义,努力联合欧盟以谈判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协定(TTIP)的形式推进美欧经济深度一体化,迎接“贸易新世界”并书写影响中国的贸易新规则;而后者则用“美国优先”的保守民族主义,试图用强征关税等手段扭转欧盟对美贸易出超的格局,维护美国在对欧经贸关系中的“公平”。经贸是美欧关系中美国“巧权力”和“蛮权力”轮转运用最为鲜明的领域,这两种权力哪一种更为有效?欧盟又是如何应对的?笔者将在这一章进行较为详细的跟踪和分析。

一 更自由的贸易,还是更“公平”的贸易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后,美国和欧洲的发达国家对世界贸易谈判的内容和形式的态度有所变化:谈判内容上,它们认为非关税壁垒已经取代关税壁垒,成为世界贸易谈判的核心议题,发达国家工业品平均关税早在2000年就已下降到4%[2],因此它们认为贸易便利化、市场准入和市场规制协调才是贸易自由化下一步应当突破的主要障碍;在谈判形式上,世界贸易组织(WTO)多哈回合谈判因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不愿让步而迟迟未能突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倾向于以巨型区域贸易协定(megaregional trade agreement)来补充甚至替代世界贸易组织的部分功能。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发达经济体相互间正在谈判或已签署诸多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它们是发达国家跨国资本提出的要求,也是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和新形式。

即使在全球多边场合,非关税壁垒问题也早已成为世贸组织谈判的主要障碍,贸易便利化问题在多哈回合谈判中从次要议题近年来逐步转变为最主要的焦点议题。2013年12月7日,世界贸易组织在巴厘岛部长会议上达成了历史性的巴厘岛协议,其主要内容就是围绕非关税壁垒展开的。[3]非关税壁垒非常复杂,包含诸多内容,既有各国政府为保护本国市场和企业而“主动”实施的补贴(如为了保证国内农民利益或者为了国家粮食安全而实施的农产品补贴)、进口配额(如限制进口汽车数量),也有客观上因各国各自的监管规则、标准设置所造就的技术壁垒,这些壁垒是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沿革、政治文化和管理结构等深层次政治因素所造成的,很多属于各国政府并非有意树立,而是“无意间”设置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障碍。这些技术要求,原则上对国内外厂商一视同仁,不存在歧视国外厂家的问题,但是对外国厂商而言,它们需要适应不同市场的要求,比如需要本国和出口国的双重测试和认证,需要为适应出口国要求而修改产品自身或者包装的规格,这就增加了它们的生产成本。按照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的估算,在所有的贸易壁垒中,关税大约只会耗费出口企业总成本的5%,清关成本占到10%,而应对不同市场规制要求的费用却高达20%。[4]大型跨国公司尚有足够的财力,拨出专款应对各国市场不同的要求,市场规制差异对企业来说通常为固定成本,即一种产品只需应对一种检验或测试即可,这样如果进口或出口的数量足够多,也可以摊低单位成本,但对中小企业来说,这些阻碍很有可能成为它们“不能承受之重”,迫使它们不得不放弃出口另一国市场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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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晨.跨大西洋变局:欧美关系的裂变与重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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