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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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跨大西洋变局：欧美关系的裂变与重塑》

出版日期：20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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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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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安全“再平衡”

安全是跨大西洋关系的重要领域和内容。在过去近70年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一直是美国与欧洲在安全与防务领域协调、合作的主要机制和平台。近年来，随着国际与地区安全局势的演变、西方民粹主义势力兴起等新情况的出现，特别是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跨大西洋安全关系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究竟特朗普上台对欧美安全关系产生了哪些影响，欧洲做出了怎样的反应、在欧盟防务一体化方面取得了哪些主要进展、特朗普时期的欧美安全与防务关系面临哪些障碍以及拜登上台后欧美安全关系的发展前景如何，这些都是跨大西洋安全关系研究的重要课题。本章拟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一特朗普上台前的欧美安全关系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近70多年时间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是维护和保障欧洲安全的重要机制，美国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和防务高投入在北约拥有主导权，欧洲因自身实力有限，以及对美有安全需求，而长期处于“被领导”的地位。在冷战时期，北约和欧盟（及其前身欧共体）作为各具鲜明性质与特点的两个国际组织，各有分工：北约负责欧洲的军事安全，欧共体则主要集中进行经济合作与一体化。按北约首任秘书长伊斯梅爵士（Lord Isamy）的说法，北约成立的宗旨乃是“将苏联人赶出去、把美国人拉进来、防止德国的东山再起”（“keep the Russians out, the Americans in, and the Germans down”）。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既是遏制苏联，也是控制欧洲大陆的重要工具；当然，在北约提供集体安全保障，特别是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西欧国家得以集中精力推进经济一体化；但冷战时期的西欧并不拥有独立的外交与安全防务政策，实际上它长期从属于美国的战略需求。因此，自20世纪70年代后较长时期内，欧盟是一支“民事力量”（civilian power）^{Europe Tomorrow: Sixteen Europeans Look Ahead, London: Fontana, 1972.F.Duchêne,“The European Community and the Uncertainties of Interdependence”, in M.Kohnstamm and W.Hager, eds., A Nation Writ Large?Foreign-Policy Problems Before the European Community, London: Macmillan, 1973, pp.1-12.}

'>[1]而不具备独立的防务政策和军事能力。

冷战结束后，随着美欧共同军事威胁的消失，北约作为“集体安全”性质的军事同盟组织一度面临“要么走出去，要么一事无成”（out of area, or out of business）^{EIR, Vol.17, No.50, December 28, 1990.}

'>[2]的窘境。后来，北约逐步寻求战略概念和角色功能转型^[3]，在保留集体防御功能的同时向域外扩展了其行动的范围和类型，例如，20世纪90年代在科索沃、21世纪初在阿富汗实施军事打击并执行维和行动，同时它也加强了同联合国、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欧盟等国际组织的合作，例如在北约内部建设“欧洲支柱”以加强欧洲防务特性（ESDI）等。在此过程中，美国一方面对欧洲独立防务建设保持警惕的态度；另一方面又希望欧洲盟国能够分担安全责任和军事负担。而面对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局势和安全形势，经济一体化使得欧盟总体实力大大增强，共同安全与外交政策（CFSP）以及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ESDP, 2009年12月《里斯本条约》生效后更名为 CSDP）的确立，表明欧洲在政治军事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欧洲在军事安全问题上过去完全依赖于美国的状况。欧盟建立了相关的军事安全机制如政治与军事委员会（PSC）与欧洲防务局（EDA），并提出要建设欧洲快速反应部队（RRF）和战斗群（Battle Groups）；自2003年以来，欧盟已经在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框架下实施了数十次军事与民事性行动，在危机管理、冲突预防和国际维和以及打击海盗等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后冷战时期的北约和欧盟在加强军事能力建设的同时，都致力于东扩，接纳了许多中东欧国家。目前，很多欧洲国家拥有在欧盟和北约的双重成员国资格^[4]，客观上来说，这有利于两个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但同时也给两个组织军事能力的建设上带来了重复和浪费。

例如，根据2002年的《柏林附加协议》（Berlin Plus Agreement），欧盟可以借用北约（特别是美国）的军事资产执行维持和平与危机管理等行动，以弥补欧洲国家在远程投送、情报收集及后勤军需等方面的能力短板。此外，在反恐、建设军事能力、应对民事危机等方面，双方也加强了合作。^[5]1999年，欧盟决定组建一支独立于北约的快速反应部队，以实施人道主义救援、撤侨、维和、处理危机和恢复和平等任务。2003年北约则建立了自己的快速反应部队以打击恐怖主义活动。欧盟成员国一方面要参与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要求的军事能力建设与行动；另一方面作为北约成员，它们又要在北约防务和军事能力建设上投入军费和兵力，这无疑给欧盟中的北约成员国增加了负担。

冷战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北约内部关于美欧任务分工的模式是美国当“大厨”，即负责军事干预、派出战斗部队和维持战斗部队战斗力，而欧洲则负责“洗盘子”，即在美国完成军事行动和控制局势的关键阶段之后，派驻维持和平部队。在2000—2004年小布什政府第一任期，欧洲国家尝试为美发动的阿富汗战争提供军事“帮助”，但遭其拒绝；不过随着小布什在伊拉克战争中的过度扩张，美国开始要求欧洲改变其在安全问题上“搭便车”的局面，承担更多安全责任，帮助美国分担防务负担。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后逐渐放弃了“确保领导地位”（primacy）的战略，实行战略收缩，明确希望盟友协助承担防务开销。^{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35, No.1, 2009, pp.5-25; Lanxin Xiang,“China and the ‘Pivot'”, Survival, Vol.54, No.5, 2012, pp.113-28.}

'>[6]面对这种美国因素消退的欧洲安全秩序（American-lite European security order）^{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9, No.5, 2013, p.1089.
'>[7]}，欧洲做出了相应的回应。2010年，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提出“灵活防御”（smart defence）的概念。2011年他在《外交季刊》上撰文，提倡欧盟国家在紧缩时代加强分工合作、发挥各自特长，建设“更加灵巧的防御”（smarter defence）体系。^[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