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官僚制国家、官僚化浪潮和现代国家破晓

感谢《世界政治研究》匿名审稿人评审意见，作者文责自负。

【内容提要】公正阐释秦朝国家形态的内涵、历史定位和世界意义是进行国家基础理论创新、重建世界政治史的重要途径，也是找回中国在世界中的定位和历史使命的重要方式。秦朝中央集权君主官僚制国家是一种成熟的天下型国家，是古代东方最重要的国家形态，比碎片化的古希腊城邦政治更持久、更具普遍性，也比古罗马更好地处理了直接统治和民族整合问题。它解决了超大规模国家的治理问题，是当时世界并曾长期是世界史上最先进的国家形态，是中国对世界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一次国家形态和社会治理范式供给。秦朝拥有古代世界最彻底的平民社会，并在世俗化、直接统治、常备军制度、文武关系、国家形态延续性等方面处于世界领先状态，是世界史上第一波官僚化浪潮最高峰，也是最早翻越国家机器现代化、社会和阶级结构现代化两座珠穆朗玛峰的国家。但秦朝并未完成现代国家构建，仍属古代国家。秦朝国家形态不是中国和世界的负资产，而是世界中国化的起点，深度塑造了世界政治文明。

【关键词】天下型国家 国家形态革命 国家构建 超大规模国家世界中国化

秦朝（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6年）是周秦之变的最重大成果，是中国历史上极重要的朝代。毛泽东曾在《读“封建论”呈郭老》中写道：“百代都行秦政治”。^[1]美籍华裔历史学者何炳棣认为：“就全部传统中国历史而言，真正最大之事应是秦专制集权统一郡县制大帝国的建立及其传衍”。^[2]秦始皇开创的大一统世俗型中央集权君主官僚制国家形态在中国延续2133年，成为传统中国的主流国家形态和传统中华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并传播到周边国家，决定性地塑造了古代东亚的格局，对世界史特别是世界政治史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近代以来，受到东方专制主义、亚洲停滞论等思潮影响，中外学者将秦朝建构为黑暗专制、残暴不仁的恶魔，将1912年前的中国政治制度描述为专制主义。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国际格局加速演进，中国人的文化自信逐渐恢复，不再盲目贬低中华文明和中国历史。要真正树立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需要公正理性地认识中国历史，特别是居于核心地位的国家形态史、政治史，毕竟中华文明是国家中心型文明，政治一直对整个国家有重大影响。而要正确认识中国国家形态史、政治史，秦朝国家形态极为重要。当前，关于秦朝的研究不少，但基于国家理论构建视角和世界历史视野探讨秦朝和秦朝国家形态的论著并不多。历史学者李学勤深刻指出，秦的统一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只有从世界史的高度才能认知秦朝的价值和意义。^[3]

当然，秦朝国家形态并不简单等于秦朝，它包含产生于秦朝的国家形态，也包含在秦朝奠基但在后世中国王朝有所发展的国家形态。虽然汉、唐、宋、元、明、清的国家形态存在一定差异，尤其是在国家治理层面，但这种差异性还不足以破坏这种国家形态的整体结构和本质属性并使得其蜕变成一种新国家形态。

一 破旧立新：国家形态概念的本土构建

当前，国家理论乃至于政治学的主要概念、范畴和理论都来自西方，必须反思和正视其本质、意义和不足，克服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局限，基于中国历史和实践“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4]，最终形成新的研究范式、新的理论体系、新的话语体系，否则我们的国家理论研究始终只是在西方理论大树上“修枝剪叶”。正如政治学者王裕华指出的：“思考国家建构的时候，应该避免照搬从欧洲经验抽象出来的理论，应该想一想基于欧洲经验的理论能不能够去解释其他国家的历史。事实是欧洲非常线性的国家建构过程无法解释欧洲之外的国家建构历史，所以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解释、新的视角。”^[5]

（一）既有国家理论的来源、本质和不足：一个简要叙述

当代政治学有政体、国体、国家形式、国家模式、国家发展模式、国家本质、国家类型、政治制度、政府形式、政治体系、统治、政府、政权等概念，也有政体理论、现代国家理论、现代化理论、民族国家理论、国家起源理论、国家类型理论、革命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等。它们构成了人类认识国家的基本工具，具有重要意义，但至少存在三大明显倾向和不足。

一是发端于古希腊城邦的实践，本质为欧洲地方性政治实践的总结，未能照顾到其他地区的国家实践和历史。无论是国家起源与演变理论、现代国家理论，还是人类社会和国家演进的历史分期，总体上都是基于西方历史经验构建的，西方民族国家似乎成为现代国家的唯一模式。二是以政体为中心，对于国家构造的整体性考虑不足，比如对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社会和阶级结构、经济形态在国家形态中的作用等关注不足，从而使得国家概念经常片面地等同于政体、政府、政治制度。三是从诞生之日起就受到所谓的希腊自由—东方专制进而是西方自由—东方专制的二元对立思维的束缚，高度意识形态化，具有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重视国家的形式大于国家的实质，对国家治理绩效重视不足。今天的西方在图谋削弱和遏制中国时依旧使用自由—专制话语，首先在意识形态和道德上“妖魔化”中国，来掩盖其维持霸权地位和攫取政治经济利益的核心意图。

这就决定了如果要基于中国经验构建国家理论，就必须审慎选择和使用概念、方法和理论，确保所使用的分析概念具有中立性或者中国主体性，否则从一开始就会产生巨大偏差和局限。

（二）中国“国家性”和国家形态概念的本土化

1.中西方国家“国家性”的差异。中国是国家中心型文明的主要代表，中国的“国家性”十分鲜明，承认和认识这种“国家性”是展开中国国家理论研究的基础。中西方国家差异性最重要的有两点。第一，国家观不同。在中国，国家不但未被视为社会的对立物，而且被视为必不可少的善，居于整个文明的中心。“至少从孔子所处的时期以来，国家均被视为中华文明的象征和守护者。”^[6]这和西方文化将国家视为“必要的恶”的根本逻辑有本质区别。第二，国家演变史不同。西方国家演进是不同民族走马灯式走上历史舞台的结果，大致遵循城邦、帝国、封建国家、绝对主义国家、民族国家路径。中华文明具有举世无双的连续性，总体上属于一个民族的历史，国家形态演进具有强烈的连续性和内生逻辑。

2.国家形态的定义。基于上文指出的现有国家概念和理论的不足，本文选择“国家形态”作为描述国家整体构造、揭示国家本质和形式的核心概念。该概念主要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的中文翻译，英文政治学更多使用政体、国家形式、国家类型等概念，极少使用国家形态概念。当前，国家形态含义尚未完全固定，学界尚未对其进行系统性理论构建，因而其更具中立性和弹性，可以赋予更强的本土性，作为对国家结构和构造进行整体性分析的、契合中国历史和国情的重要概念。^[7]

历史学者卜宪群认为，国家形态主要就是指国家的外部表现形式和内部构造形式，国家形态研究还要包括对国家形态的外部表现、内部构造的动态变化的规律性研究。^[8]笔者认为，国家形态包括国家的内部构造和外部形状，可以视为由构造国家的原理、国家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综合在一起呈现的总体性构造、特质和样态。关于国家形态构成，哲学学者王长江、郭强指出：“国家政治权力的组织形态、生存空间的聚合方式、政治认同和社会观念是国家形态的基本构成和体现。”^[9]笔者认为，基于中国的经验和国家形态的整体性，同时为克服政体中心主义的局限，国家形态应该包括立国原理、国家基本制度、国家与社会关系、社会和阶级结构、经济形态五方面要素。此五方面要素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内涵后文将分别阐释。国家形态是各族群各阶级各阶层、各种思想观念斗争、博弈、妥协的结果。它既是一个国家的精英在一定的社会结构、观念、经济、地理、制度和历史基础上的选择的产物，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观念、经济、地理、制度和历史基础“自动推导”的产物。历史、观念、利益、经济、地理、政治家、阶级关系等因素在国家形态形成和演变中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