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纳德的组织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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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公共治理的技艺：公共管理学研究（中）（分论Ⅰ）》

出版日期：2022-04

字数： 13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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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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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巴纳德的组织理论^[1]

巴纳德（Chester Iving Barnard）的（行政）组织理论或管理理论往往被人们贴上“社会系统学派”的标签。因为他主要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待组织与管理问题，用系统的观点来描述组织，把组织中人们的相互关系看作一种协作的社会系统。他奠定了现代组织理论或管理理论的基石。约瑟夫·梅西说：“现代管理研究的发展，其根源大多可以在切斯特·巴纳德的理论著作中找到。他是一位有实际经验的总经理。他所提出的非正式组织、决策、权威和信息沟通等概念，后来均成为管理学界的重要课题。在这些新发展方面，他对管理学界其他领袖人物的思想影响，无论如何强调也不过分。”^[2]必须指出的是，巴纳德所研究的组织，并不局限于企业组织，而且往往更多的是行政组织，所以将他的组织理论称为行政组织（公共组织）理论是可以成立的。

一生平、著作和思想渊源

切斯特·巴纳德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马尔登（Maider，Massachusetts）。他家境贫寒，父亲是机械工。从12岁开始，巴纳德便从事艰苦的工作，他靠勤工俭学读完中学，并度过三年的哈佛大学的学院生活。他23岁离开哈佛，在波士顿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找到了一份统计员的工作，他在这一公司（又称贝尔系统）整整待了39年（1909—1948年）。

巴纳德在贝尔公司的头13年是以电话费用经济学专家的身份而工作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担任过美国电话管理委员会的技术顾问；1915年被提升为贝尔公司的商业工程师。到1922年，他由于表现出色而被提为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所属的宾夕法尼亚贝尔电话公司副总经理助理，开始了他后来所称的“经理的业务”。1927年，47岁的他成为规模庞大的新泽西贝尔电话公司的总经理。担任经理的21年间，也是他富有成果的创造性智力劳动的时期，他的许多著作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贝尔电话公司允许像他这样担任要职的人去进行智力创造的“背离行为”，显然是一段佳话。但是，巴纳德本人的确将“个人的决策”与“组织的决策”区别开来。

巴纳德还是一个积极的社会活动家，他担任过一些行政组织部门的工作。例如，1931—1933年及1935年，他出任新泽西紧急救济局的局长；1942—1945年出任联合服务组织总裁；1946年担任国家原子能顾问委员会委员；1948年退休后又出任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会长。这些经历使他熟悉行政组织的情况，对于他了解一般的组织现象具有重要的意义。

巴纳德既有高层管理者的经验，又爱读书、勤思考，这是他取得理论成就的“秘诀”所在。他的思想受到意大利社会学家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社会学思想的影响，他将他们的社会学理论应用到组织理论的研究上。巴纳德也受到人际关系学说及行为科学方法的影响，他曾定期参加梅奥主持的霍桑实验研究班；他采用行为科学的方法，即以组织中的人的行为为中心来描述组织现象。更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思想深受亨德森（Herderson）的影响，这不仅在于亨德森的系统观点直接影响了巴纳德的组织理论（即系统观点成为他研究组织的基本方法），而且由于与亨德森的交往，使他有机会结识当时哈佛大学的一批著名学者，包括梅奥（Elton Mayo）、多诺姆（Wallace B.Donham）、诺思（Alfred North）、劳威尔（A.Lawrencr Lowell）、卡伯特（Phillip Cabot）等人。尽管这些人的研究领域和学术兴趣很不相同，但是，他们都关心发展出一种新的概念框架，以便用来解释组织中的人的行为问题。巴纳德正是在他们的鼓励下写成《经理的职能》（The Function of the Executive，1938年）。这本书在某种角度上可以说是巴纳德用自己的经历及经验来检验上述人已经发展起来的新概念框架的一次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