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政治经济学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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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辩证法的政治空间》

出版日期：2022-09

字数： 8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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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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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的“政治经济学转向”：从康德到马克思

“启蒙”（enlightenment），是指“光”或“光明”，指人从无知和黑暗中获得觉醒和光亮。所以，启蒙一方面意味着摆脱迷信、蒙昧和偏见，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理性、教化和自由。在此意义上，从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到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再到康德“大胆运用自己的理性”和马克思“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都是一种启蒙。因此，启蒙之本义就是一种对压制人的神权和宗教的反抗及对人之自由的追求。也就是说，启蒙就是将“神权”转变为“人权”，将“迷信”转变为“理性”，亦即将“神之自由”转变为“人之自由”。而在启蒙的这一转变历程中，康德是人之“理性自由”的真正奠基者和推动者，马克思则是人之“自由个性”的伟大追求者和践行者。启蒙从“理性自由”到“自由个性”的演进和转变，实际上也意味着启蒙的“政治经济学转向”。

一康德的“启蒙之问”：敢于明智大胆地运用“人的理性”

近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在“认识论转向”的背后，是一个上帝自然化、人本化和世俗化的理性启蒙过程。作为近代哲学之父的笛卡尔高喊“我思故我在”，实际上主张的就是先理性后信仰、先自我后上帝，即人之“理性”取代“上帝”成为现实社会的“统治者”的逐步推进的过程。这一过程，随后又体现为以伏尔泰、卢梭等法国启蒙思想家提出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等口号为标志的激进政治思想，而这一激进政治思想不仅直接孕育了法国大革命，还间接推进了德国古典哲学：法国启蒙“思想自由开出的一朵重要的具有世界意义的花朵便是德国哲学”^[1]。在此意义上，法国政治启蒙思想的直接理论成果就是推动了追求个人理性自由的德国古典哲学的诞生。自康德开始的德国古典哲学，既处于“启蒙的时代”，又反过来继承和推进了启蒙的理想和道路。康德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者，继续在德国高高举起了理性启蒙的大旗，其本人成了著名的启蒙思想家，而其巨著《纯粹理性批判》则树立了一座启蒙的思想丰碑。在此意义上，《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都只是其《纯粹理性批判》和启蒙思想的注脚。1784年，在《纯粹理性批判》出版三年后，康德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一文中集中回答和阐释了他所理解的“启蒙”：“启蒙就是人从他自己造成的不成熟状态中挣脱出来。”“因此，启蒙的箴言就是：敢于明智大胆地运用你自己的悟性！”^[2]所以，在康德这里，公开地、勇敢地、无畏地、独立自主地运用自己的理性，从愚昧走向成熟就是启蒙。借用与马克思有忘年之交的德国大诗人海涅的说法，启蒙之理性就“像那永恒的太阳，当它高高在天空稳步前进的时候，用自己的光明照耀着自己的道路”^[3]。对康德来说，“启蒙”的本意就在于人之理性的自我启蒙，其目的在于彰显理性的伟大力量，它唯一承认和追求的东西就是“理性的自由”：“对于这种启蒙来说，所需要的就是自由。这里所谓的自由是所有的自由中最无害的自由，即在一切事物中公开运用个人理性的自由。”^[4]说到底，在康德看来，敢于大胆明智地运用自己的理性的启蒙就是一种“理性自由之光”和理性自由的“赞歌”。康德之后费希特自我与非我的同一、谢林的绝对同一哲学，都在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推进着理性之启蒙。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之集大成者黑格尔，把实体理解为主体，以绝对精神自我运动的形式，在全体的自由性和环节的必然性的统一以及理性与现实的和解中推动了人之理性自由在精神领域的最终完成。为此，恩格斯也在康德理性启蒙的基础上认为，启蒙就是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