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惯习与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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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权力、惯习与身体：江西达村计划生育实践研究：1980-2015》

出版日期：2022-09

字数： 17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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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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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导论

一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一）选题缘起

1980年，中国开始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计划生育自然也引起了国内外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相关研究成果也极为丰富，但很少有研究者从身体的视角来研究计划生育。

以时间来划分，国内的计划生育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2000年以前可算作前期，2000年以后可视作后期。前期研究主要由“人口规模论”和“人口红利论”两大范式所主导。前者认为，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人口繁殖具有“滚雪球”和“本利合”效应，因此，在人口规模问题与年龄结构问题中，规模问题在当时和此后十几年仍然是第一位的问题，结构是第二位的问题。^[1]后者则认为，处于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在经济行为上具有相当大的差异，对于青年人口比重大而少年儿童及老年人口比重小的社会，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效应，反之，则具有负面效应。有学者通过比较分析发现，“高储蓄率、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低抚养比”是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腾飞的关键要素之一。^[2]20世纪60年代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阶段的经济数据，也证实了这一观点。

进入21世纪以后，“人口结构论”和“人口社会转型论”等范式成为计划生育研究的主导范式。其中，前者较为关注人口性别失衡、结构老化等问题；后者则较为关注人们的婚姻、家庭与生育率状况。有研究者比较2000年和2010年两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后发现：“2000年以来中国家庭结构变动主要表现为：核心家庭比例明显下降，单人户显著上升，直系家庭没有降低反而略有增加。城乡家庭结构变动有别：城市核心家庭构成缩小，单人户明显增加，直系家庭稍有降低；农村核心家庭构成降幅较大，单人户提高，直系家庭上升。”^[3]李银河在兰州调查后发现，家庭结构的变化对夫妻关系、亲属关系将造成直接的影响。^[4]靳小怡、郭秋菊、崔烨基于2008年对安徽农村的调查，发现传统复合家庭的数量已快速缩减，直系家庭已成为农村的主要家庭结构，而婚姻挤压催生出“失婚核心家庭”，其数量随性别失衡与男性婚姻挤压态势的加重而上升。^[5]

根据研究主题的不同，国内社会学界对计划生育所做的相关研究可归纳为如下四类。（1）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的特殊群体研究。其中生育女性群体、独生子女群体、老年群体以及“失独家庭”等受关注度较高。如有研究者认为，生育数量的减少使女性生育周期缩短，女性可以有机会接受更多教育，也拓宽了她们的社会参与、经济发展空间。^[6]（2）政策执行的方式与策略研究。例如，有研究者认为，依托行政处罚、经济处罚、舆论引导等措施，计划生育工作才得以在基层推行。^[7]通过对河南东部陈村的研究，陈心想发现，1999年以后，基层乡镇计划生育工作的执行手段发生了很大改变，在手段上更加依赖经济罚款。^[8]与上述研究者不同的是，姚敬从乡（镇）政府的视角分析了税费改革后的乡镇计划生育工作的运行机制和内在逻辑。在他看来，税费改革后，一些基层乡镇开始将征收社会抚养费视作弥补财政收入不足的重要举措。^[9]（3）政策执行影响因素研究。如阎云翔在其《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一书中指出，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当地社区的民风是影响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重要因素。^[10]也有学者认为，村落的生育文化对乡村基层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影响甚大^[11]，有宗族网络支持的村庄往往能比较有效地降低当地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力度，而没有宗族网络支持的农民，更易于服从政府的要求^[12]。也有研究者认为，“政策类型、受教育程度、养老保障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计划生育执行的决定性因素。^[13]其中，养老保障比医疗保障的影响作用更大，而性别偏好始终是导致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行为发生的主要因素。（4）生育抉择及生育意愿研究。如在李银河看来，将西方意义的成本—效益生育理念应用于中国具有非常大的局限性，对生育宗教般的执着导致很多农民生子欲望强烈。^[14]吴莹、杨宜音等研究者以制度和文化的交互影响为切入点，将社区划分为四大类型，进而发现，人们的生育意愿与社区类型高度相关。^[15]王文卿、潘绥铭等受阿列克斯·英克尔斯（Alex Inkeles）个体现代化理论的影响，提出农民所经历的社会生活轨迹决定了其男孩偏好的强弱^[16]；杨菊华则进一步指出，执行“一孩半”政策的地区更易出现男女性别比偏高的结果^[17]。此外，孙沐寒、史成礼及杨发祥等学者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演变历程所做的学术梳理，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