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在我们历史学家的工作中，最令人激动的一部分无疑就是不断努力地让缄默不语者开口说话，让他们就人以及产生人的社会，说出他们本身没有说的东西，并最终在他们之间建起一个互相联系、互为奥援的宽广网络，在没有文字资料时，这个网络可以取而代之。

——费弗尔：《为历史学而战斗》

第一节 区域、问题与思路

“区域”是许多学者研究中国社会的起点。这一研究理路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什么是区域，如何界定一个区域。长期以来，按照行政区界定区域，是人们研究中国社会不言而喻的前提。施坚雅打破了这一惯例，依据经济体系划分区域，他还提出区域是人的互动形成的多层交叠网状体系。^[1]这就使“区域”从一个实体性的概念变成了一个非常具有弹性的动态范畴。^[2]也就是说，历史主体根据自己的现实需求和互动关系构建了不同的区域。在这一基础之上，研究者们可以根据人的历史活动和自身的问题意识选取某一特定区域展开学术探索。本书即围绕着“土默特”（tümed）这样一个农牧交错区域进行研究。

“土默特地区”是位于内蒙古西部地区一个呈三角形的区域。其地得名于蒙古土默特部。^[3]15世纪，这里成为土默特部的驻牧地。入清以后，清廷将归附的土默特部编为左右两翼，仿照八旗制度设置内属旗（qošiγu）。史籍中一般称其为“归化城土默特”，以下简称“土默特”。雍正朝以来，为了管理源源不断移入口外的汉人，清廷开始在土默特地区设厅，先后设立“归化城厅”“萨拉齐厅”“清水河厅”“托克托厅”“和林格尔厅”“武川厅”等厅（tingqim）。民国时期，改厅为县。1949年以后，逐步取消旗县分治，先后撤销归绥县和萨拉齐县，并以两县辖区为基础设立“土默特左旗”“土默特右旗”。以今天的行政区划来看，土默特地区包括呼和浩特、包头二市市区，以及土默特左旗、土默特右旗、托克托县、和林格尔县、清水河县、武川县六个旗县的范围，大体上是清代所设土默特左右两翼旗界的延续。

土默特之所以被视为一个区域单位，不仅是因其行政区划的统辖范围，还因它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地理空间。土默特地区，东西宽175千米，南北长205千米，面积约21000平方千米。其地北逾阴山连接大漠，南隔黄河对望鄂尔多斯高原，东过乌拉山与后套平原为邻，西隔长城与山西相接，中有大青山沟水、大小黑河诸水蜿蜒流过。境内大青山南麓山前平原地形坦荡、水源富集。东南地区属吕梁山地、黄土高原北缘，丘陵密布、沟谷纵横。^[4]这里大部分地区温度适宜、水源丰富、土地肥美，宜农宜牧，因此也就成了中国北方不同人群竞相追逐的一片沃土。

由于王朝国家的行政安排以及山河、长城的区隔，土默特在空间上似乎相对闭合，但它却远非一个封闭的区域。事实上，土默特最显著的地方特质之一，恰恰在于它是联结北方欧亚草原和南方中原大地的过渡地带。这一过渡地带是北方游牧人群南下的前沿阵地和南方农耕人群所能到达的最北界限，对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意义。历史时期，这里大体相当于长城地带。20世纪以来，随着学者们利用现代学术方法研究中国，“贮存地（reservoir）”“瑷珲—腾冲线”“农牧交错带”“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等一系列新概念不断被发明出来用以描述这一地区。^[5]而土默特正是处于这条农牧交错地带的西段，历史上一直是游牧与农耕人群、政权你来我往的必争之地。这一点从大青山南北错落分布的长城遗址，便可窥知一二。大青山以北达茂旗境内散落着汉长城、金界壕遗址，大青山上及其南麓分布着战国赵长城、秦长城以及北魏长城遗迹，明长城残墙则至今依然是内蒙古和山西的边界。这些不同时期的历史遗迹正是长城以北“引弓之国”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在土默特地区频繁交往互动的明证。^[6]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曾在土默特地区活动的游牧人群众多，林胡、楼烦、匈奴、鲜卑、敕勒、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不同名号的北方民族曾在这里留下身影，在某些时候还在此地建立王廷。中原王朝也曾多次进取，设官建制。秦汉时在土默特设立郡县，当时的郡县名字，比如云中、五原，一直流传并使用到今天。明朝时在此处短暂设立卫所，尝试将势力延伸到长城以北。游牧与农耕人群、政权的来来回回，使土默特地区不乏戎马倥偬、战火纷飞的战争场面，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蒙恬大军北击匈奴、李靖与突厥颉利可汗大战白道等历史事件，至今为人们耳熟能详。在大大小小的军事行动之外，土默特平原也有边关互市、商贾骈集的和平景象。草原的牲畜、皮毛、药材、蘑菇等源源不断地运输到中原。中原的丝绸、棉布、瓷器、金属器具、茶叶也源源不绝地输送至草原。总之，以长城为轴心的战争、和亲、朝贡和贸易等人员互动与物资流通，将广袤的中原大地与辽阔的欧亚草原联结在一起，这不但是土默特地区最重要的历史底色，也将其塑造成为具有某种整体性和共同特质的经济文化区域。

以土默特为研究区域，本书尝试回答的是什么问题呢？在中国传统的天下秩序中，华夏与蛮夷戎狄是相互对应的概念。中原王朝统治者的政治理想是用夏变夷。但在历史上很多时候，北方的“戎狄”“胡”对中原王朝攻伐不断，试图分庭抗礼，甚至掩而取之。因此，中原王朝统治者不得不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修建长城，以此区别内外，保障安全。这一局面在17世纪中叶以后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17世纪中叶以降，伴随着清王朝的建立和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北方游牧人群不仅生计方式、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还实现了与国家的高度整合。绵亘北方的长城自此失去了军事防御、区别内外的意义，以致康熙皇帝发出“当时用尽生民力，天下何曾属尔家”“形胜固难凭，在德不在险”的感慨。^[7]有鉴于此，本书拟以土默特地区村落（γačaγa）的形成和演变为例，探讨清代以来一个蒙旗社会的国家整合历史过程和运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