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世瞩目的长江三峡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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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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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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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举世瞩目的长江三峡工程

长江是中国第一条大河。开发治理长江,兴建三峡工程,强国富民,是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早在1919年,孙中山就在《实业计划》中提出在三峡筑坝建库的设想:“自宜昌而上,入峡行,约一百英里而达四川之低地”,“改良此上游一段,当以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1]。这是中国人首次提出三峡水力开发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极为关注大江大河的治理。毛泽东于1953年2月视察长江时,向时任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的林一山询问有关长江治理的情况。林一山展开长江规划图说,长江水利委员会计划在长江上游干流及主要支流上陆续修建一批水库,拦洪发电,改善航道,综合利用,从根本上解决长江中下游的洪水威胁。毛泽东说:“那太好了,那太好了。修这么多水库,都加起来,你看能不能抵上一个三峡水库?”林一山回答:“这些水库加起来,也抵不上一个三峡水库。”毛泽东指着图纸上的三峡口说:“那为什么不把这个总口子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就先修这个三峡水库如何?”林一山说:“我们自然很希望能修三峡大坝,可现在还不敢这么想。”毛泽东叮嘱道:“三峡工程暂时还不考虑开工,我只是摸个底。”[2]

1954年,长江中下游发生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尽管通过荆江分洪工程保住了荆江大堤、武汉市堤,但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等5省123个县市受灾,受灾农田面积4755万亩,受灾人口1888余万人,京广铁路100天不能正常运行,灾后疾病流行,仅洞庭湖区死亡达3万余人。[3]严重的灾情使治理长江的问题提上了日程。12月,毛泽东、周恩来在武汉至广州的专列上听取了林一山关于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汇报。随后,长江水利委员会集中技术力量进行长江流域规划编制,应中国政府邀请的以德米特里也夫斯基为首的第一批苏联12位专家到达武汉,指导长江流域的规划工作。

1955年10月,以时任水利部副部长的李葆华为首的中苏专家143人组成的长江查勘团,分综合、灌溉、航运、地址测量4个组,对汉口以上长江干流及主要支流进行了历时70天的实地查勘。12月30日,周恩来听取了长江查勘团的汇报,指出,三峡工程有“对上可以调蓄,对下可以补偿”的独特作用,应是长江流域规划的主体。[4]这个意见得到了德米特里也夫斯基的赞同。

在三峡工程规划工作全面展开时,1956年6月,毛泽东在武昌畅游长江后填写了《水调歌头·游泳》这首广为传诵的词作,其中写道:“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5]毛泽东以磅礴的诗篇,描绘出治理长江的宏伟蓝图。

1958年1月,南宁会议讨论三峡问题时,出现了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以时任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的林一山为代表,主张“先修三峡,后开发支流”,理由是三峡水利枢纽具有防洪、发电、航运等综合效益;而另一种观点以时任电力工业部部长助理兼水电总局局长的李锐为代表,主张“先支流、后干流”,也就是先在长江支流上兴建水力发电工程,后建设三峡工程,理由是三峡工程规模过于巨大,不是当时国力所能承受的。当林一山汇报到长江每年流失相当于4000万吨优秀煤的能量时,毛泽东说:“我们祖先已经烧了2000多年的煤,现在我们会用水来发电,应尽量少用煤,让煤再埋它个2000年,留给我们的子孙吧,但可先修大坝防洪。”并对周恩来说:“这个问题,你来管吧!”[6]毛泽东在听取两人的意见后,指示他们每人写一篇文章阐述自己的意见,两天交卷,并交与会人员传阅。[7]同时,毛泽东提出对三峡工程要采取“积极准备,充分可靠”[8]的方针。“积极准备”,表明毛泽东仍支持建设三峡工程;“充分可靠”,说明他也看到了三峡工程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1958年2月,周恩来和李富春率领100多位中外专家及国务院有关部委和湖北省的领导就三峡工程问题进行实地考察,并召开了现场会议。与会者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会议的结论是:“三峡必须搞,也能够搞。”同时决定先上汉江中游的丹江口水电工程,因为汉江洪水也直接威胁武汉市的安全。

因为即将召开的成都会议要讨论三峡问题,周恩来决定在会前先沿江进行实地勘察。2月26日,周恩来到长江流域对三峡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并召开会议。会议听取了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魏廷琤关于汉江流域规划和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设计的汇报,讨论并通过了建设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的决定。随后,周恩来实地考察了荆江大堤的几个险要地段。当时的险情是十分令人焦虑的。陪同他一起勘察的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王任重在日记中写道:“大堤上,长办(指长江流域办公室——编者注)主任林一山同志向他汇报了长江洪水水位高出地面十多米。假如荆江大堤有一处决口,不但江汉平原几百万人生命财产将遭毁灭性的灾害(可能有几十万、上百万人被淹死),武汉市的汉口也有被洪水吞没的很大可能。在大水年,湖南洞庭湖区许多垸子也将决口受灾,长江有可能改道。为了防洪,为了确保荆江大堤,加高培厚堤防只能是治标的办法。当然,修堤防汛抢险是当前主要的防洪手段。有了三峡大坝,也还要修堤防汛,但那时的安全程度就大不一样了,再遇到1954年那样的洪水,分洪区可以不用了。建立分洪区也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洪水的灾害。只有修建三峡大坝,迎头拦蓄调节汛期上游来的洪水(占中游洪水量的70%),才能从根本上防止洪水可能产生的大灾难。周总理等人边看边听,频频点头。”[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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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瑞芳.当代中国水利史:1949—2011[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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