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精神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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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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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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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爱国主义精神的提升

正如梁启超所说,“忧”由于“爱”,“爱”才能“忧”,由忧患意识而引起爱国情感是自然而然的。20世纪史家不但是怀有深沉忧患意识的爱国者,也是爱国主义历史教育的积极推动者。这种爱国主义教育是历史意识、文化心理、道德修养、政治品格和时代精神的集中表现,反映了20世纪中华民族精神的特点。由于近代社会历史环境以及国家、民族、主权等近代政治观念的树立,20世纪的爱国主义教育也表现出不同于古代的特点。

20世纪早期,史家注重的是以国家思想为中心的爱国主义。作为“新史学”的开山,梁启超在对国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首先强调的就是国家思想。什么是国家思想呢?“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四曰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1]。在他看来,有无国家思想,不但是“部民”与“国民”之别,且是“文野所由分”。“有国家思想,能自布政治者,谓之国民。天下未有无国民而可以成国者也。”这就把国家思想和具有国家思想之国民作为立国的一个前提条件。可以看出,梁启超所说之“国”已与古代之“国”有了根本性不同。这是一种近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国”。是否可以认为,这种“国家思想”的建立,为近代爱国主义教育奠定了观念基础。

理解了什么是“国”,还要弄清“何故爱国”。梁启超认为,爱国不是凑热闹的口号,而是因为国家与国民关系切要,“非将国家整理起来,身家更无安全发达之望”,“无完全之国家为我保护,决不能以自存。”[2]由于国家是超越个人之上的群、族集合体,爱国不但是个人生存之前提条件,也是个人义务。他甚至把爱国作为国民的公德,认为“人非父母无自生,非国家无自存。孝于亲,忠于国,皆报恩之大义,而非为一姓之家奴走狗者所能冒也”[3]。这就突出了爱国的近代意涵,而将其与“为一姓之家奴走狗”式的“爱国”区别开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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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学工.20世纪中国历史教育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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